摘 要：在政党执政权的得失与安危的动态发展中，分析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机理，为有效防范政党脱离群众提供理论遵循和精神支持，是一切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机理
　　在当代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政党”和“群众”是两个最根本的政治要素，“党群关系”是最基本的政治关系。政党和群众互联、互动的状况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生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72政党密切联系群众，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国家也会政治安全、社会稳定。政党若是脱离群众，背逆民意、失去民心，就是自残臂膀、自毁长城，必然丧失执政基础，甚至损害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认清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机理，为实现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提供精神支持和理论遵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源于政党对政权掌握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利己性，是政党掌握政权的原动力。古今中外，有关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争论经久不息，莫衷一是。我国历史上，孟子是性善论者，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2]33荀子是典型的性恶论者，他在《性恶篇》中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并对人性的内涵做了深入系统的阐述，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性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对关于何为“生之所以然者”解释道：“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这情性也。”荀子还认为，即便人想要做好事，也是因为恶的本性使然，他说：“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根据荀子对人性的定义，及“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的诊断，笔者认为人性不分善恶，只是利己[3]168-171。为了实现个人力量拓展应运而生的党，具有同质于人类本性的利己性。党在初始意义上的“朋党”、“党人”就是指上层社会中利害观点一致者结成的集团；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同样是利益一致者结合而成，以谋求政治利益为直接目的，以实现本阶级、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集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者一般把政党看作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休谟视政党与宗派为同义词，指一些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不惜破坏民众团结的各种小集团；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等一致认为政党是一种有害于自由的邪恶事物。乔治·华盛顿在著名的告别演讲里提醒人们：“我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你们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4]38-39
　　人的本性与政权的结合，实现于政党掌握执政地位。为维护一定集团利益而诞生的政党，必然以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必然以夺取政权为前提，因此政党存在的落脚点是实现阶级利益，出发点是夺取政权。正如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统治，他说：“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5]250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毫不例外地把阶级统治，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斗争的最近目的。由此可以认为，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的一切政党，为夺取政权的所有努力，都是构成人的本性与政权结合的能动因素。政党一旦掌握政权，就完成了人的本性与政权的结合，为少部分人更方便地满足自私、贪婪、侵略的本性准备了更好条件。恩格斯明确指出：“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5]277政党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因为个人的利己本性一，是政党利己性的根据。历史上，很多开国帝王反复演绎“兔死狗烹”的逻辑，杀戮战功显赫的点将和功臣，为了维护独裁地位、极权统治往往极尽所能地表现出暴戾、残忍，不可侵犯，使人畏惧。斯大林就是利用恐怖清洗，清除反对者，维护极权的典型。他发起的和集体化一样来势凶猛的清洗，逮捕了数万人，很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或强迫劳动。“斯大林发动这场恐怖运动并放任它走向如此可怕的极端，并非因为他残忍和权迷心窍，而是

由于他相信，一切现行的或潜在的反对派，必须根除和摧毁。”[6]329
　　所有政党都是相应阶级、群体的先锋队，由能力卓越的社会精英组成，具有超群的心理优越感。法国政党学者迪韦尔热（duverger）认为，由于政治活动是少数权贵人物和社会上层人士的专利，产生于正常政治初期的政党应被称作权贵党（cadre party）。这种政党只通过少数权贵或社会上层人物之间协调运作，广大普通民众的政治意愿往往被忽视，甚至政党对公众的参与行为也会保持高度警惕 [4]68-69。共产党就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行进分子所组成的革命政党，具有相对于群众的绝对强势。对此，张闻天曾这样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所在，是中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过去和将来。”[8]246因此，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处于弱势的政党存活、发展、壮大的必要手段。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觉悟源于政党对唯物史观的认知
　　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定源于思想的清醒。理论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正所谓思想是行为的先导。由此可以认为，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定，取决于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的认知情况。还应看到，任何具有实践价值的思想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才能发挥出应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9关于理论的巨大实践价值，马克思还从革命实践的理论性质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他说：“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8]10理论能否发挥应有的物质力量，必须借助实践的中介作用，最终取决于实践主体对理论的认知和运用。然而，所有执政党都具有优于群众、强于群众的物质和心理条件，比群众拥有更多、更方便的机会张扬自私、贪婪、侵略的本性，脱离群众具有一定必然性。政党脱离群众是本然，密切联系群众只是应然。政党必需借助科学理论的指导，认清应然行为的利益所在，从而获得思想上的清醒和行为上的坚定，才能保证应然行为的实现。这里的应然行为，指政党为获取、巩固执政权这一核心利益，应该采取的行为。既然是应该的行为，不是本来的、必然会有的行为，就必须借助实践主体对应然行为利己性价值的充分认知，才能不遗余力地付诸实践。因此，科学有效地分析、甄别一切事物，准确把握什么事情有利于获取、巩固政权，是政党围绕核心利益开展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然而，区分对象、找准方向的过程，必然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正如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一样，其他政党同样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在找准取得政权的方向和路径时事半功倍。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为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唯物史观指出了政党发展壮大、夺取政权的方向和路径——依靠群众，可视为所有政党发展的科学指南。因此，科学有效地认知唯物史观，实现思想理论的清醒，是一切政党坚定地密切联系群众的源泉。 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清醒源于理论的觉悟。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并不是必然，只有借助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主体对思想理论的认识、掌握和运用，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然而，思想理论的认知和掌握又是主观能动过程，其效能取决于主体的理论觉悟。主体有很好的理论觉悟，就会非常灵敏地感知科学理论的存在和价值，第一时间发现它和汲取它。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偏不倚地呈现于所有政党面前，为各党派寻求科学理论提供了几乎同等的机会。当然，国、共两党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也没有什么不同。学界一致认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俄。在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交往、互动方面，国、共两党都有条件和机会。当时，相对于处在襁褓之中的共产党而言，孙中山主导下的国民党，更加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青睐。共产国际努力促使共产党放弃部分独立性，并入国民党，还帮助国民党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道路。由此不难看出，国民党拥有更好地接触、学习唯物史观的机会和条件。后来，国、共两党掌握运用唯物史观的巨大差异，完全取决于两党对科学理论觉

的高低不同。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熟视无睹，而共产党人把唯物史观视为至宝，视若生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真信、真学、真用唯物主义，从中找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基石。毛泽东深刻地认知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103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以此创立了人民战争理论。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觉悟和理论自觉，把唯物史观运用于一切工作、生活，开创性地提出开展一切工作的群众路线，既找到了战胜敌人的法宝，又确立了共产党的独特品格和作风。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10]71
　　三、密切联系群众的质量取决于政党生存发展的压力
　　生存的压力，迫使密切联系群众变成政党的生命自觉。政党面对具有死亡威胁的生存问题，往往存在于战争环境中。政党可以罗列出很多置身枪林弹雨的理由，其中最根本的理由肯定是为了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即保存自己，打倒敌人，夺取政权。以战争方式完成国家政权在政党之间的更迭，是“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再现，是对经济社会的极大破坏，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局部倒退，绝对不是政党情愿选择的方式，更不是实现国家政权更迭的必选项。近代以来，世界大部分民族国家，已经为政党夺取国家政权构建起民主法治、和平竞争的框架和平台，实现国家政权以民主、文明的和平方式完成党际更迭，有效避免了“流血的政治”破坏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再现”[11]21，可视为流血的政治，正是因为有流血和死亡，人们才极力避免选择战争这一政治工具。世界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着不少政治文明相对滞后的国家地区，所在的政党不得不延用旧式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继续演绎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和平斗争无望的绝境，被迫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政权观。在遭受血腥屠杀和惨痛失败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2]203实践证明这一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是正确的，也非常有实效，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都是这一实效的集中体现。即便如此，在“弱肉强食”的强弱对垒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面对庞大、凶残、顽固的敌人，时刻面临死亡威胁。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生存、发展、战胜敌人、夺取政权，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党放下一切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心理和行为，以生命的代价建起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对这一联系的重要性达成广泛共识，像呵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时期密切联系群众，成了全体党员的生命自觉，使群众路线获得空前的执行力，发挥出应有的革命力，党的革命事业的全面胜利，就是这一力量的最好展现。
　　发展条件的优劣，影响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主动性。政党的发展条件主要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从国际方面来看，当民族国家遭受外患困扰，面临民族存亡、山河破碎的危机时，政党的执政基础、发展条件必然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面对国家和民族危机，政党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抵御外敌，确保国家主权完整、民族独立。此时，政党最迫切的需要就是以民族、国家的大义为重，努力做到政治清明、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国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剔除外患。这种情况下，密切联系群众就会被政党作为汇聚共识、凝聚力量的强大工具，拿来化解危机，必然情不自禁地对密切联系群众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积极性。从国内方面来看，政党的发展条件表现为对手间的竞争状况，以及相对于人民群众的强弱对比情况。政党间的竞争形式既有民主法治的和平竞争，也有弱肉强食的暴力竞争。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采取民主法治框架下的和平竞争方式，完成国家政权的党际流转。在民主法治框架下，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群众的授权，即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来自所拥有的武装、强权。民主法治条件下，人民群众成了国家政权的授予者，成为国家政权的主人，政党获得国家政权就必须征得人民群众的同意。由此可以认定，政党间为夺取政权展开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争取更多人民群众支持

的竞争，积极主动地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成了所有政党的根本利益所在。这种情况下，党际间的竞争越激烈，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实需要就越强烈，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就越高，从而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权重，有效减少权贵民贱的不文明现象。相反，当政党间的力量悬殊，或者出现一党独大，难以形成实质性的竞争时，政党就会丧失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实需要和主动性。如果根本不存在争取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竞争，政党拥有绝对权利，相对于人民群众具有绝对强势，必然助长党员干部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心理优势，丧失密切联系群众的压力和内在动力，脱离人民群众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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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田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