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关键词:文学创作情理
在文学创作中,“理”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灯与镜》中写道:
如果仅仅描写自然事物,或者仅仅叙述自然情感,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已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
这“光芒”指的就是理性之光,文学作品中没有了理性和思想,也就没有了灵魂。情感和理性这两个要素共同孕育在文学作品的形象之中。正如黑格尔认为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助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鲁迅曾指出,感情正烈的时候,反而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把‘诗美’杀掉”。这里的“诗美”既有形式美,也有内在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最终将诗人逐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诗歌不能揭示真理。
《文艺报》曾刊发过《中国作家缺了什么》一文,指出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缺点,“其一是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另一个缺陷是,作品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小。”其实这两个缺陷都包含了文学创作中“理”的要素。该文的作者还引用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及的“冰山原则”以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中,文字和故事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思想性的东西,需要读者的在思考。”这里所说的“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指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情理关系,显然认为“理”是大于“情”的。
那么在文学创作中具体是怎样体现“理”大于“情”的倾向呢?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分析。
一、从文学作品的主题来看。作者在选取主题时,并不是率性而发,而是经历了一番探寻后思考的结果。比如鲁迅在《藤野先生》在描述弃医从文经过中,我们就看到鲁迅后来作品主题的形成,就是作者经过了长久的积累而最终获得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实际包含了“理”大于“情”的倾向。杜甫沉郁顿挫主题的风格的形成,与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长期的感触和理解有直接关系的,主题风格固然也是长期思考而得的结果。
二、从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情节来看。情节的构思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能充分体现出“理”大于“情”的创作倾向。以鲁迅作品《祝福》来分析:
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怎样回答她好呢?……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
这一段情节中,作者刻画的是祥林嫂临死前的形象。从情感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对祥林嫂命运的感伤和同情。但这一情节中还有更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对“我”的批判。“我”是新知识分子,我的理想和历史任务就是拯救向祥林嫂这样受苦受难的人,可是“我”面对祥林嫂时“却挡不住三句问”,“我”对“我”要拯救的对象毫不了解,而且充满了胆怯,矛盾,更是必然的采取了逃避的软弱行为。所以在这样一段情节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体会到,作者对“我”的理性批判,意义也就更深刻了。
三、从文学语言来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结果。作家在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形式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比如在鲁迅小说
故乡》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
这里主要表现了两种人物语言形式,一种是“我”的心理感受。另一种是作品中人物闰土的语言。“我”的语言虽未说出,但极多。闰土的语言虽然很少,但蕴含的意义丰富。“老爷”这一句,体现了旧社会等级的差异,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忘“级”之交,“水生,给老爷磕头”这一句,预示着这样的观念又将承传下去,这是“我”不希望的,也是“我”对社会的思考认识到的——当社会将人的角色预设好之后,即使你将要使其瓦解,而扮演这一角色的人却不肯将这样的行头卸下,因为社会没有为他们预备另一角色。虽然是人物的对话,但可以看出,作者如不是理性思考,是不会写出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语言的。
从几个方面来看,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主观倾向实际上都夹杂着理性思考的因素,而且理对于情感的表现起到的更是指导性的作用,虽然是隐性的,但从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作家在写作时经历的不仅是感情的波折,更多的是苦苦思索的痕迹。
参考文献:
[1] (美)m·h·艾布拉姆斯. 张照进 等译 王宁 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
[2]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3]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 译.商务印书馆. 1979,1
[4] 唐热风.第一人称权威的本质.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姜志刚(1979—),男,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