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单向度的人”是指丧失对社会现实进行合理批判能力的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谋求经济的飞速发展，诉诸工业和技术，使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服务特性被异化，被异化后的质量观体现出不同于高等教育质量自身的特性，并成为在“技术合理性”庇护下，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软手段”。异己性产生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学转向。并且在“技术合理性”的旗帜下发展壮大。谴责社会与对社会负责并行是异己力量回归高等教育最好的方式。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取向；单向度；技术合理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3-0050-04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提出“单向度的人”这一理论，借此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在他的《单向度的人》这本书中，“向度”（dimension）可理解为“方面”和“维度”，主要是表达价值取向和评判尺度的意思。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对社会现实进行合理批判能力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发达工业社会在疯狂追逐经济利益的道路上将高等教育纳入了技术的轨道。当苏联于 1957年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升空的同时，客观上在科技和教育方面向美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学者柯南特等人明确指出，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是因为苏联建立了能够培养苏联确立其技术优势所需要的教育制度。他高度赞扬教育的作用，认为大学必须服从国家需要，并且极力提倡学校应当成为服务于国家为目的的工具。《国防教育法》就是在此时，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用法律的形式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置于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
　　此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智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以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将高等教育吸附在它的周围，为它所用。当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时，他受到了拥护而不是反对。布鲁贝克曾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经验再次证明比逻辑更有影响。”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精神特质”拉开了从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层面研究科学及其本质的序幕。自此之后，传统科学知识观开始转向社会学。早先，培根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就明确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而且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21世纪，“科学的传播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社会”成了最初将传播高深知识作为己任的高等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服务站”取代 “象牙塔”成为大学新的代名词。高等教育的职能逐渐从保存、传授、发展高深学问进而发展到服务社会。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执行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职能的这一现象称为 “技术理性”，体现着唯技术至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单向性。他用“极权主义”来概括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政治领域的单向性。他认为，极权主义与工业和技术有关，是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这种极权的力量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技术理性才成为一种政治统治，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甚至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由此看来，工业和技术带给社会的不仅是经济的迅猛发展，更多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控制，一种从最初萌芽到发展壮大，到社会完全依附于它，最后变成社会的异己力量，反过来被它所统治的过程。
　　在二战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波助澜之下，工业和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美国为例，战后大量的退伍士兵归国以及冷战竞争的加剧，高等教育不得不由精英阶段走向大众化，一方面安置退伍士兵，一方面发展科技赢得国际上的竞争力。而此时的质量观基于摆脱传统的高等教育囿于“象牙塔”的背景，以市场本位论、社会本位论为价值导向，以实用、实效或重眼前利益为衡量质量原则的实用性质量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在“技术合理性”庇护下出现的，本质就是一种为国家所用，实施政治控制的“软手段”。高等教育不再只是停留在教书育人。达到教学质量的阶段，更肩负着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如果借鉴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讲行批判的研究方

，笔者认为，此阶段的质量观在顺应他物的同时已被异化。已经将他物转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
　　一、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异己性
　　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异己性体现的是在质量观自身之外的，为人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这种服务于他物的性质。这里的“他物”就是指不同于质量观自身的，甚至是敌对的事物。
　　西方高等教育的核心是探究高深学问、塑造人格，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理智，以满足志趣相投的学者对知识的追求和精神上的需要，是服务于人的。只有较高的学术自治才足以体现高等教育内在本质的规定性，即高等教育质量自身。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以培养社会精英为己任，实行精英教育，目标是培养统治人才，以满足国家维护统治的需要。其质量内涵表现为一种国家化人才标准，即通过高等教育所要达到的国家层次上的目的，体现着高等教育外在本质的规定性。事实上。这种外在本质的规定性已经超越高等教育质量自身，变成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死死地束缚着高等教育的自由发展。
　　正如马尔库塞在书中所分析的：孤立地看，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呈现出合理化的性质，然而总体上却是非理性的，因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使人获得自由，而是使人丧失自由，也就是说，使人更加依附于机器以及机器化的国家组织，丧失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精神。统治者借助于技术的合理性，在技术合理性的名义下，压制社会中的反对力量和否定力量。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库塞的这个观点未免有些极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以“市场”为导向确属事实，一味地迎合“市场”的需求，根据市场的需求决定开设相应的课程。当然，这种异己性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分工也逐渐细化，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型职业，职业分工的细化、多元化需要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来从事并且发展这些产业，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大学自然而然地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二、质量观异己性的产生背景：高等教育的“社会学转向”
　　1862年，美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实施，拉近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其典型代表就是成立于1848年。随后得到赠地而发展起来的威斯康星大学。它使大学承担起了“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更加突出强调高等教育理念与标准的世俗化、实用化。法国社会学之父迪尔凯姆曾提出现代教育学的“社会学转向”，他呼吁教育学家别再“随心所欲的建构”。而应从“社会的生存状况”出发，对教育进行“有根有据地反思”，也就是将教育放在现代性的社会运行机制中加以考察。事实也确实如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以其独有的方式迅速渗透到了高等教育的内部。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两类，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趋向于追求“闲逸的好奇”的知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则主张人们探讨高深知识，不仅是因为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是出于国家意志。历史证明，高等教育人才的质量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被调整。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后期的“知识质量观”，到工业经济中后期的“能力质量观”，再到后工业时代的“全面素质质量观”等一系列的转变和深化。如今，众多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参与，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肩负起学术探究与社会服务的双重责任。而当此时，服务社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被异化了的时候，问题就层出不穷，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在面对人数和规模扩张的时候总不尽如人意。无论高等教育是培养国家需要的统治型人才也好，还是满足利益相关者（政府、市场、企业、教师、学生、银行、社区、媒体、公众等）的利益诉求也好，需要我们警醒的是，倘若高等教育为了迎合来自外部的种种利益关系者而迷失自己，丧失了对自身、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理智批判的能力，被来自国家或社会的强制性所同化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就会走向另一个“危险的境地”。
　　三、质量观异己性滋生与发展的保护伞：技术合理性
　　“技术合理性”填平了高层文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高层文化与现实逐渐被一体化。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传授高深知识的活动已经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足以说明这一切。
　　当下，由于政府、社会、用人单位、教师、学生、银行、媒体、公众等众多利益相关团体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高等教育中，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类型和期望值各异，高等教育质量观随着需求主体的不同而不

同。从宏观层面来看，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除了延续精英阶段的国家意志和质量的本质属性之外，还对高等教育的系统、过程及其过程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予以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发展的质量观、多样的质量观以及整体的质量观三方面。从中观层面，即高校自身来看，质量观立足高校自身的同时面向市场、社会，着眼于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市场对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影响，强调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化，在适应性、服务性以及特色化方面反映了高等教育质量在新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从微观层面，即学生自身的发展来看。高等教育质量观以个人本位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并满足其个体发展需要。
　　在此阶段。如此纷繁复杂的质量观归根结底都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职业分工细化的产物。是质量观被异化了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满足 “消费者”需要性的质量观。虽然，从满足质量质的规定性到满足国家、社会等利益主体以及受教育者的需求。高等教育质量观随着时代和自身的发展，突破了自身的局限性。逐渐走向满足各利益主体价值需求的质量观阶段，趋于多元化。但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观应体现出高等教育质量自身的能力、作用和地位，而不是将为他物所用的附属性作用作为自身的本质。当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在质量观内涵已从单纯学术层次转向大肆追求教育“消费者”满意度层次的趋势下，有必要强调高等教育质量观自身。高等教育的质量正在迷失自我，丧失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能力，正走在失去自我的途中，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类似于服务性的质量、特色性的质量等等。高层文化本身变成了商品，学术也资本化了，这种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本来是要服务于高等教育的，而现如今却已被异化为一股狠狠冲击高等教育质量的势头，使得高等教育质量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四、质量观的回归：谴责与负责并行
　　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回归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还肩负着将需求主体的期望内化于教育产品当中的重任。只有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才能在既发展教育自身的同时又满足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将异己性力量融合进高等教育质量本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过程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即倡导国家的积极干预，认为不要约束的自由和不要自由的约束都不能成立。对于高等教育来讲，自由与责任并不是对立的。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也许绝对的民主自由的学术思想并不能完全应用于实践，在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技术合理性”的阴霾也许不能被驱散，但正如埃默森所提出的“划清言论和行动的界限，把运用于学术自由进行教育改革同进行社会改革区别开”一样，使谴责社会和对社会负责在大学中并行，使大学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同时具有行动上的责任性。㈣高等教育应在符合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满足当前的需要。通过自身的革新增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尽可能超越单纯的适应阶段，以此来批评、反思、引导和改造未来社会。
　　马尔库塞用“单向度”一词来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了可以合理批判、否定的“第二向度”。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观被纳入“技术合理性”的旗下是一个战后国家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否就完全要把高等教育质量给“技术合理性”了？这还需要深思。毕竟，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以传授高深知识为宗旨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质量的异己性力量也有贡献。因为即使高等教育用以进行合理批判的自由在行政权力面前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也会借助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多元化质量观的产生就能说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的“社会学转向”不失为一件好事。因此，拿捏好教育自身和“技术合理性”之间的度，寻求一种可以持续发展且忠诚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质量观当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