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始终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由于没有完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乃至发生大面积道路转向。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已有实践证明，由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纠正了超阶段的错误，才开始走上了新型的合乎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带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偏差和失误，都和我们（首先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轻蔑和偏离有关。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更需要理论创新，但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22/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005—28
引言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我国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社会形态），是以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为标志、以苏联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为典型的社会主义，人们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不少人将其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我国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型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在其他所有的“理论库”中，都找不到直接的答案，也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就这个意义来说，我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既然这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不能没有理论指导。不仅改革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如何符合规律地科学发展，同样需要理论指导。既然如此，“理论创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理论创新”就已经开始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是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都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其中，政治家和理论家作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这些理论创新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因而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乏理论创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理论，作为我们党的三大划时代理论成果，都是理论创新。①
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理论难题。改革一开始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有制经济（特别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要不要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要不要办特区，要不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有的“要”或者“不要”都需要有理论上的说服力；都涉及到用什么作为判断正误、是非、取舍的标准，是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生产关系标准，还是经济标准、生产力标准？或者说，什么标准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在这些问题上都逐步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我们党的一些重要文献——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全会的重要《决定》，就是认识统一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概念和提法，已经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是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人们对这些文献的重要提法、精神和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侧重点不尽相同，总是作出有很大差异的解读，甚至各取所需。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说各话。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一些人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些人强调的则是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性质。又如，对“三个有利于”中的“生产力标准”，一些人强调的是生产能力本身，另一些人强调的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仅如此，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价值”、“资本”等等范畴都有大不相同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理论上和重大决策上的争论。争论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学者之间的笔墨官司和口水战上，而且表现在大专
校社会科学理论教学的内容上，表现在政府法规和政策的表述上，等等。这种理论上、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有益的，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在争论中形成的科学的共识是中央作出重大政治决策的理论依据。
改革发展中理论界和社会上争论的问题涉及不同的层次。在理论界的争论中，涉及的首先是基本理论问题。例如，我国的改革是变革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变革具体的经济制度；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是搞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还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政府和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分别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但是，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都是基本理论问题，有些是从分析经济现象、判断是非和决策中产生的比较具体的和表面层次的问题。例如，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是不是改革出现偏差的表现；腐败问题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在国内存在产能过剩而出口困难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等。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要求从理论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集中起来，主要是对两个方面的是非作出判断：一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向是否正确，改革和发展是否存在重大的偏差和失误；二是为改革和发展提供的理论依据（理论创新）是否正确和科学，又如何判断。已经出版的《中国经济大论战》、《“郎咸平旋风”实录》、《刘国光旋风实录》等著作就反映了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
理论争论中分歧的双方都未能给出真正科学正确的导向。按照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的说法，争论是在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进行的，具有一定的对立性质。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争论[1]70；争论的实质是“两种改革观”——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之间的分歧和斗争。[1]192-193但是，在这种颇具对立性质的争论中，并没有给人们以完全正确和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导向。无论是“改革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当是自封的。什么是“改革派”？在有些学者看来，只有以美欧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制度）作为目标模式，才是真正的改革派，否则就是保守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不管是否同现实的生产力和利益关系相适应，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成分越多、政府做的事情越多，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人们还不能简单地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作出取舍。
理论上的争论折射出理论界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很不统一。争论不仅表现了对改革方向和目标的不同认识，而且表现了对原有体制的不同认识，进而表现了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形态的不同认识。争论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究竟应当是怎样一种经济社会形态。但是，进一步来看，理论上争论折射出对基本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制度的不同认识，其次是对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等经济范畴的不同认识。在理论界，许多人谈论“理论创新”，但“理论创新”本身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些学者竭力地“去马克思主义化”，全面推崇西方理论和所谓“普世价值观”②；有些学者力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创立“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而更多的学者谈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化什么”和“如何化”又各不相同。可见，缺乏基本理论认识的统一，是争论不休的基础性原因。
我国理论界有责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髓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理论创新有没有指导意义？第二，理论创新是否可以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否意味着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或者不管用了，是否意味着这些基本理论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替代或者否定？之所以提出这样的
问题是因为，一些学者指出，在理论界，在高等院校，在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削弱和边缘化了，或者被束之高阁了，甚至被西方理论（首先是西方经济学）取代了。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是什么，人们在实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一些学者则认为，“老祖宗”的理论离我们太远，已经不足为据了。问题的核心是，在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下面分析将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道路范围内，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变革原来的发展道路，走一条符合一般规律和中国实际的特殊道路。因此，一方面，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说，改革和发展中的一切理论创新，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一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改革和发展就会出偏差。另一方面，作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一旦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旦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和发展同样会出偏差。在当代中国，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贬低、否定、取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形成的理论认识是否完全正确和科学，不仅必须经受新的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且必须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一、误解歪曲贬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要表现
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贬低和否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社会主义阶段和转向新型社会主义的阶段。在第二阶段，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从“老祖宗”那里找根据（发掘和重新解读）的形式；“理论创新”和“中国化”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曲解和修改，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就开始了；但是，那时还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的贬低和否定。所有的误解、曲解和修改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的面貌出现的，都是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并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理论界进入了“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这本来应当是一个理论上正本清源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正确指导的极好机会；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误解、歪曲、贬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象。问题还在于，在一些学者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歪曲、贬低、否定，是在“去掉空想成分”、“破除教条主义的理解”、“澄清附加的错误观点”的正当名义下进行的，因而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高度重视。况且，即使是那些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有这样那样的误解和曲解。
（一）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和修改
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和修改，主要有两个理论源头：一是早期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某些论述和理论观点。但主要是后者。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主观上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其目的是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是，他们的某些重要观点确实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偏离和修改，而且已经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其主要表现是：
1.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内容作出了不准确和欠
科学的概括
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在全方位和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曾经作出了科学严谨的概括，这就是“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2]365-366然而，即使是列宁和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严格遵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对其精髓和本质作出准确科学的概括。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309-314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恩格斯的科学概括。列宁的概括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对立性质；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纳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学科之中，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已经失去生存空间的“哲学”的内容（由此出发，我国理论界竟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归结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本质的认识更具有极大的主观片面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按照这一认识，我国理论界的主流学者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斗争哲学”。我国解放以后连续不断开展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文化革命，就是这种认识指导的结果。当事者以为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修正主义，堵塞了复辟资本主义之路，而实际上则是明显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错误地取消了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首要研究对象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都是与它相适应的。但从斯大林开始，就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生产关系等范畴存在误解，从而把它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并以生产关系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劳动者和生产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和结合的社会方式不见了；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所有制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外壳。按照这种认识，既看不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也掩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关系。
3.以非历史的和片面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没有正确地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地位，也没有客观地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充斥着历史唯心主义。例如：
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和历史地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不仅不是永恒的，而且存在固有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必然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他同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了“伟大的文明作用”[4]393有历史的“巨大功绩”[5]696-697；在历史上，这种对立的生产方式是“必经之点”，是“必须经过”的[6]48-49。然而，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都把资本主义制度片面地描绘成一种一开始就是反动的、罪恶的剥削制度。在一些理论家看来，即使在落后国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都是积极的、正确的、革命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因此，“割资本主义尾巴”便成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重要任务。显然，他们这种观点违背了唯物史观。
片面强调“两个必然”而不讲“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就是所谓“两个必然”。同时又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7]33这就是所谓“两个决不会”。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中，往往只讲“两个必然”，而不讲“两个决不会”。这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和为我所用。直到现在，那些坚持“跨越论”观点的学者，仍然避而不谈“两个决不会”。
4.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革命暴力的产物，不是单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一定经济社会条件的产物，而这种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和形成的。然而，传统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决定作用，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本身也存在非科学的理解和历史唯心主
的梦幻。例如：
对社会主义的涵义和本质没有作出确切的理解和科学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有科学的论述，主要是：共产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是古代类型社会在高级形式下的复活，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将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对立的关系；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共产主义将彻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和消灭旧的分工；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阶级对立和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城乡对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的全面解放，消除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的财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共同体）。[8]936-947其主要的经济关系是：生产的物质条件由社会直接占有（社会所有制），自由地联合劳动，共同生产，社会生产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分配（按劳分配或者按需分配）。[8]989-1015然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却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点：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种概括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从而也就是消灭阶级；计划经济是对无政府状态经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否定；按劳分配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从而也就是消灭剥削。问题在于，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就是如此），这三个特征都不可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第一，公有制有不同的历史形式，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公有制，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国家所有制本身至多可以成为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和雏形。第二，在两种公有制并存和落后生产力条件下，所谓的计划经济就会变成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和行政干预，必然产生国家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再好的计划也难以落实。第三，在这样的条件下，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必然变成实际上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不仅如此，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还衍生出这样的观点：第一，认为公有制形式本身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只要消灭了私有制，从而消灭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就是社会主义了。这实际上是“民粹派社会主义”的观点。第二，认为国家（国有制）和政府职能本身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只要把生产资料和资源配置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社会主义了。这实际上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第三，认为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自然也就没有资本，从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只要消灭了商品生产，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了。第四，认为没有剥削的社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只要消灭了阶级关系和剥削，就是社会主义了。后两者体现的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基于这种认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不是努力为社会主义的关系创造生产力条件，而是把主要着眼点放在以超经济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商品生产、贫富差距和经济自由上。于是，名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原始共同体类型的社会形态，变成了“穷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倒不如说是倒退。
没有依据唯物史观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仅仅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列宁的观点）。这种共产主义脱胎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因而必然高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社会主义（例如苏联和中国），则是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产生的，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然而，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直到现在的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没有把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开来，没有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这种理论上的混淆造成：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总是力图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对号入座，以超经济的方式推进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则总是为了同现实的经济关系相适应，而削足适履地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错误地认为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在落后国家，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某些民粹派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落后国
家资本主义不发展，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因而更容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和斯大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主要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具有世界性）的论断是不正确的[9]617；他们提出的“薄弱环节论”[10]205-206，是“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列宁和斯大林还认为，“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1]279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搞社会主义更容易。在发达国家没有发生革命变革，而一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理论界形成了这样的主流认识：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这些观点是和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问题的关键是，不少理论家和政治家，都把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了。
由上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和修改，一方面表现为实用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左”倾教条主义。尽管当事人有崇高的愿望和目的——主要是为落后国家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但消极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不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必然遇到困难、曲折和发生转轨，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③
（二）在为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的名义下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理论界为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然而，一些学者不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现阶段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任务，现阶段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的特点和规律性，而是为了给他们主观设定的观点和目标寻找理论依据，为其背书和注释，以发掘和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断章取义，随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不仅造成理论上的混乱，而且误导了改革。例如：
1.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问题论述的歪曲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提问时曾经指出，由于俄国保留下来的农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因而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但它一开始就有两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如果具备国内外一系列前提条件，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继续向前发展，从而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但实际上，俄国公社已经趋于解体，唯一的可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况且，西欧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2]761-773可见，马克思的可能性设想已经被历史事实所否定，后人不应当将其视为科学理论。在此期间，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强调指出，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不可能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12]437-451然而，我国一些学者却任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把已经被历史事实否定的可能性设想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理论”，声称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跨越论”。显然，这种“跨越论”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的，是强加于马克思的。
2.对马克思的《资本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目的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和历史性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和必然趋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却实用主义地对待和学习《资本论》。当时在干部中一度掀起了学习《资本论》的热潮，但不是忠于原著的本意，系统全面地学习并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是从片面的需要出发，仅仅学习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把资本的循环、周转和再生产概括为社会化生产的“再生产理论”，进而把《资本论》说成是“商品经济论”或“市场经济论”。这种做法不仅是断章取义，而且歪曲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也阐明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果抽掉其特
殊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些规律同样适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这说明，他们既没有真正读懂《资本论》，也没有搞清楚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既不是揭示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理论，也不是“商品经济论”或“市场经济论”。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仍然适用于我国现阶段，那不过是因为我国现阶段仍然普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处于支配地位）。
3.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歪曲和否定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于阐明商品价值的本质和源泉，从而说明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体现的剥削关系，说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性质。然而，有些学者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发展市场经济有“矛盾”，于是就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成这样：劳动价值论仅仅适合于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中的所有有用劳动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物化劳动（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非劳动要素（土地、资本等等）也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就是价格论。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庸俗经济学的简单翻版。即使是那些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也认为劳动价值论和现实有“矛盾”，从而要求“扩大劳动价值论”。显然，他们是在重新解读劳动价值论的名义下歪曲和否定劳动价值论。但是，如果动摇了劳动价值论，也就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4.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和实质的歪曲
科学社会主义有其科学的内涵，从而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而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对这种特殊关系的抽象。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对立物出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8]1035然而，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却随心所欲地解读和界定社会主义，在重新阐释“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最主要的观点有五种：第一种，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归大堆、集中劳动和平均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第二种，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就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和步骤。第三种，把社会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和内容。认为社会福利越多、社会保障越充分，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第四种，把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形式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凡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凡是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第五种，把企业、资本、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股份公司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显然，上述理解和界定，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区别，混淆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混淆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和古代共同体的区别。
5.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及其范畴的歪曲
当理论上正确地确认我国现阶段必须采取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形式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就力图重新解释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和范畴，以便于把市场经济说成是一种和经济制度无关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际上，他们是在重新解读经济范畴的名义下歪曲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例如：
认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马克思说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分离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13]309-310这只是说，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商品生产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于是，一些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商品生产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无关，既可以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看来，他们并没有把商品生产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没有认识到，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没有认识到，在任何共同体经济内部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商品生产。如果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指的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说“市场经济内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自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指的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力图以这种“实践
”“纠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的结论，那就完全错误了。
认为股份制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股份公司体现了资本和企业的社会化，是转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但是，股份公司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性质，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没有改变私有制。[8]997-1000然而，有的经济学家却断章取义和捕风捉影。他们声称，股份制已经不是私有制了，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股份公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股份公司证明，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是计划经济。
认为各种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收入都是按劳分配收入。按劳分配本来指的是，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以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作为唯一尺度分配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只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所有制和联合劳动（无阶级社会）。也就是说，这种形式不仅不适合于私有制形式，也不适合于其他公有制形式。按劳分配不是一般公有制的产物，而是社会所有制和联合劳动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由于不具备按劳分配所需要的条件，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变成了实际上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我国通过改革，公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劳动和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合同劳动）的形式，因此，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由于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分配方式也变成了按要素所有权及其贡献分配的形式。除了真正的共同体（现在这种共同体只是例外）之外，连过去那种名不副实的“按劳分配”也不存在了。劳动者得到的不过是和劳动力价格相当的工资。然而，一些经济学家不仅把这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分配方式仍然称之为“按劳分配”（所谓“市场型按劳分配”），而且把各种生产方式的劳动收入——个体劳动者的收入、雇佣劳动者的工资，等等——都称之为“按劳分配”。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理由把我国现阶段的分配方式仍然说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了。
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并没有改变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如上所述，公有制经济经过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劳动力成为商品；这是具有经济学常识的经济学家不能不承认的。然而，有的经济学家竟认为，由于劳动者的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国家不能任意压低工资（实行低工资制），因此，不仅没有改变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而且更能够保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这是十分荒谬的观点。劳动者是不是主人翁，仅仅和生产方式有关，而和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没有关系。
由上可见，我国体制改革中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主要是因为存在实用主义，他们力图用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所谓“市场化改革”背书。
（三）在“理论创新”的名义下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妄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存在“空想”成分
“空想社会主义”本来有其特定的涵义，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产物。现在，有些学者竟把“空想”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上了。在他们那里，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不一致的原理和观点，都视为“空想”成分。在他们看来，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社会的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按劳分配、消除商品生产等等，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就是所谓“空想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采取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形式的社会形态。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中，的确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甚至也有假说，但这和空想是两回事。问题的实质是，不少学者混淆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力图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究竟是不是“空想”，是不能由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来检验的。如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的是“空想”，那么，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不能实现的目标。
2.断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适合于落后国家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体系，是依据西欧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情况提出来的，不符合落后国家的国情。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有一套全
新的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实践却证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前者就是所谓“水土不服”论；后者就是所谓“纠错论”。这些观点是似是而非和相当混乱的，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出区分，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适合到何种程度，适合于什么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适合于发达国家，同样适合于落后国家，但并不都是直接适合的。首先，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适合于落后国家——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次，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适合于任何国家、任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大量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也是适合的，只是情况更加复杂。再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直接适合于落后国家，但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来说同样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意义。落后国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简单照搬过来，不能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照葫芦画瓢。这就需要在发展道路上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落后国家实际出发的理论创新。但是，这些理论创新只在于揭示，落后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如何走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而不是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恰恰相反，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同样也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的最终目标，只是起点和中间过程不同罢了。就这个意义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决不能把落后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发达国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恰恰相反，而是更加困难和曲折。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以高级的公有制形式代替传统的私有制，不仅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成熟、完善的程度，而且必须具备世界性的条件。因此，必然是非常困难的，发达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落后国家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会更加困难，而且困难本身具有特殊的性质。最大的困难是，这些国家必须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体现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而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完全有可能瓦解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公有制经济。如果落后国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落后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只能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经济制度。但这样的经济制度还远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在发达国家，完成这样任务的进程早就开始了）。不少学者之所以认为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不过是因为，他们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混为一谈了，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为一谈了。
3.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产生的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实践证明，传统社会主义的产生虽然带有不可避免的性质，也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不能说是成功的。本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自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它们特有的历史条件，以及它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过去所走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均来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带有“空想”的性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理论。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则更认为，放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失败了。在上述中外学者看来，好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传
统道路和体制借以产生的“原罪”。这就是所谓“原罪论”。如果他们不是有意给马克思主义抹黑，那就是极大的误解。其实，传统的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完全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自苏联，也部分地来自我们自己的创造。无论是苏联还是我们自己，都误以为，在大大落后于西欧的经济条件下，同样可以直接建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而都以这个设想作为蓝图。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预见到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基本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既没有“错误”可言，也不是“空想”。决不能把传统道路和传统体制的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道路和体制的转变中，不仅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必须以这一基本理论为指导。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另一方面是没有搞清楚现实国情和具体实际，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
4.认为由计划经济转向搞市场经济只能依靠西方经济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得出的科学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自然也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现在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那就证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具有指导意义了。因此，必须以西方经济学（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我国大专院校的经济学教学，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1]3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科书，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的翻版，“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只是装饰品而已。这就是所谓“无用论”。但是，西方经济学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其主要方面来看，是现代版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市场竞争和经济运行的表面现象，其宗旨是为人格化的资本和政府出谋划策，为资本增殖和治理资产阶级的国家服务，因而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既不能阐明贫困、失业、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也不能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而缺乏科学性。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对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自然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一定历史性的贡献。但所有有价值有益的见解和理论贡献，都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之内。我国既然采取市场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西方经济学就会有一定用武之地。但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性质和历史局限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况且，既然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保护雇佣劳动者和劳动大众的权益放在重要地位，就必须逐步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奠定经济基础。就这个方面来说，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必须处于?a href="http://www.baidu.com"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陈实匚弧７裨颍颐瞧肷缁嶂饕宓缆罚突嵩诜⒄沟缆飞鲜棺时局饕灏刀?a href="http://www.baidu.com"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陈仓。
5.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的理论”和“建设的理论”
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实现转移以后，有些学者就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建设的理论”，而不是“革命的理论”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革命的理论”和“建设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革命的理论”；现在，这种理论已经不适合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了；现在需要的是“建设的理论”。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年代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我国改革和发展需要的是“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革命的前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过作用。在这种观点看来，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的理论都不起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了。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而后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过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从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商品生产中总结出来的，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建立在他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至少不完全适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他们主张修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论”，并抛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总而言之，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早已经过时了。这就是所谓“过时论”。这是非常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为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始终是为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但是，无论是“革命的理论”还是“建设的理论”，都是阐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为“革命的理论”，不是讲如何打仗——这是军事学的任务；作为“建设的理论”，不是讲如何生产——这是生产力学的任务。实践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一旦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6.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装潢门面的套语和标签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影响力，那些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也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不少人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赞同唯物史观，但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标签，把唯物史观当作套话，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曾针对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意在于和他们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划清界限。恩格斯也以马克思的这句话奉劝过德国的青年著作家。[12]691-692到了20世纪，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套语和标签的现象再度出现。过去，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力图在落后国家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而且认为更容易。实际上，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把“民粹派社会主义”、“农民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等等当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不少学者则是把西方时髦的资产阶级理论（例如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照搬到中国来，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其中，有些是在所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增加理论说服力的装饰品，当作套语和标签，甚至当作背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挡箭牌。现在理论界流行的一些“创新”观点（例如：“社会主义社会也应当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社会所有的有用劳动乃至一切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股份公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或个人所有制，从而也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发展生产力、从而能够发展中国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而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
7.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初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搞教条主义。现在我们党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这种意义，只是面对的历史任务和问题有所不同。但在实践中，一些学者显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意，甚至有些滥用，把不属于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观点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诚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前提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否则，就不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下述两种情况是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先，基本理论层次真正的理论创新不宜称为“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应当以创新者的名字命名。许多理论都有一定的继承性，但不能因此就掩盖后人的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但是，这只是现代工人阶级科学认识客观规律的开始，而不是这一认识的终结。已经形成的规律性的认识，只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没有穷尽真理。事实正是如此，在马克思之后，俄国出现了列宁主义，中国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等等。在他们的理论成果中，就某些方面来看，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补充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就另一些方面来看，则属于真正的理论创新（新的主义，新的思想，新的基本原理），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都是典型的理论创新；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从后发展国家的特殊性出发的。当我们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表明它们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地位了。其次，理论家自己提出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观点，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撇在一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不存在甚至与之相左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市场型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资本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就不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广义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而且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补充和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现和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各国各民族实际的结合，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但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后继者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后发展国家如何走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问题上，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处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概括？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概括是不确切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造反有理”更是不确切的；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2]334-338这是最科学的概括。据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3]1-59
马克思的第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在“哲学”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这样一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几乎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湮没了。其实，马克思最伟大的和首要的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最精辟的概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作过简要阐述。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可简要概括如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形态。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弊病是不需要当事者个人负责的，社会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每个质上有区别的发展阶段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和灭亡都取决于物质条件，在条件基本上还不具备的时候，既不能使旧的形式灭亡，也不能使新的形式产生。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自然的发展阶段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的，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任何新社会的因素都是在先前的旧社会内部自然
而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各种对抗的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因而个人乃至整个阶级都要作出牺牲，但同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原来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革命必然要发生，但革命的性质和新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形态变革（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中呈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基本关系演变（从不同形式的依赖关系向自由联合关系的转变）的规律。相比之下，后面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认识看问题，这个特定阶段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过渡阶段或中间环节。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十分重要，不懂得这个规律，就不知道人类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以及和这个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
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扬弃了哲学。从列宁开始，理论界的主流一直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这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有一系列论述。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也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12]223-225哲学是远离经济事实而同大资产阶级形成过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12]254-254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2]375-376现代唯物主义和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观相反，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哲学作为总联系的特殊学科是多余的了，已经死去了。[2]363-366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2]481总之，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科学和实证科学。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被马克思发现之前，历史观和世界观属于哲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但是，自从现代唯物主义诞生以后，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哲学作为总联系的特殊学科成为多余的了。确切地说，哲学被扬弃了。
（二）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8]497-918
马克思的第二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不仅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马克思首先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剩余价值从具体形式中抽象出来，并把它的来源归结为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而阐明，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后，揭示出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全部手稿，就是揭示以剩余价值形式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认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必须首先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条件和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离不开下述两个因素和条件：第一，商品生产（以及价值形式和货币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结果。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直接前提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小生产者的剥夺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之上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属于物的依赖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生产普遍化，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社会生产由盲目的自然规律即价值规律调节，人和物的关系是颠倒的（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第二，生产的决定动机和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中，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只有生产剩余价值从而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
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规律：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其转化形式为生产价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和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规律，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集聚和集中的规律，社会总资本按比例分配规律，生产相对过剩和周期性痉挛的规律，服务阶级的数量随着社会收入增加而增加的规律，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工人阶级（绝对或者相对的）贫困化规律，剩余价值分配规律（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地租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历史趋势，等等。其中，最基础性的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商品生产普遍化了），价值规律才成其为规律；而直接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则是剩余价值规律。其他所有的规律都是在这两个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起作用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从而是必须经过的，又有历史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改变了小生产方式和孤立封闭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社会化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点，是不能跨越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和历史必然性[8]919-1077
科学社会主义是由“两大发现”中得出的科学结论。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以“两个伟大发现”为其前提和基础的。总体而言，这个理论还仅仅是科学设想，具有一定假说的性质，有待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但它和空想社会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应当怀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信仰”，并为此而不懈奋斗；但我们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离开现实经济条件谈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信仰”，必然陷入脱离实际的空想，成为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
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性的目标，是以往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提出、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又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目标。共产主义的实质（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体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性的目标中。可见，社会主义的目标既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土豆烧牛肉”，也不是贫困居民期盼的“共同富裕”；仅仅把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
人的全面解放的实质是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消灭阶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普遍的人的全面的解放主要包括：从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孤立封闭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奴隶般的分工和片面发展中解放出来；从动物般的生存竞争中解放出来；从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自然规律的强制下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进入自由王国）。在所有这些方面中，本质上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阶级。
消灭阶级和人的解放必须以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现形式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现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特征，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共产主义将彻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和消灭旧的分工；共产主义社会将消
除阶级对立基础上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里最重要的是：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旧的分工，消除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城乡对立，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对立物，其基本特征必然是：共同占有（社会的个人所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社会生产的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由此引申出：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消除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以社会劳动的直接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消灭各种形式的剥削，消灭阶级。
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资本的内在矛盾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生产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5]272-273“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14]219“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也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他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他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5]278-279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约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
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他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15]55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目的和手段的矛盾，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终将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具有致命的性质，使价值形式成为不必要的形式，使资本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形式。
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性的目标，是以往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提出、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又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目标。共产主义的实质（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体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性的目标中。可见，社会主义的目标既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土豆烧牛肉”，也不是贫困居民期盼的“共同富裕”；仅仅把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
人的全面解放的实质是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消灭阶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普遍的人的全面的解放主要包括：从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孤立封闭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奴隶般的分工和片面发展中解放出来；从动物般的生存竞争中解放出来；从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自然规律的强制下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进入自由王国）。在所有这些方面中，本质上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阶级。
消灭阶级和人的解放必须以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现形式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现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特征，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共产主义将彻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和消灭旧的分工；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阶级对立基础上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里最重要的是：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旧的分工，消除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城乡对立，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对立物，其基本特征必然是：共同占有（社会的个人所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社会生产的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由此引申出：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消除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以社会劳动的直接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消灭各种形式的剥削，消灭阶级。
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资本的内在矛盾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生产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
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5]272-273“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14]219“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也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他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他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5]278-279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约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他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15]55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目的和手段的矛盾，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终将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具有致命的性质，使价值形式成为不必要的形式，使资本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形式。
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性的目标，是以往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提出、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又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目标。共产主义的实质（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体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性的目标中。可见，社会主义的目标既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土豆烧牛肉”，也不是贫困居民期盼的“共同富裕”；仅仅把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
人的全面解放的实质是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消灭阶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普遍的人的全面的解放主要包括：从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孤立封闭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奴隶般的分工和片面发展中解放出来；从动物般的生存竞争中解放出来；从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自然规律的强制下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进入自由王国）。在所有这些方面中，本质上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阶级。
消灭阶级和人的解放必须以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现形式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现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特征，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经济社
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共产主义将彻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和消灭旧的分工；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阶级对立基础上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里最重要的是：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旧的分工，消除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城乡对立，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对立物，其基本特征必然是：共同占有（社会的个人所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社会生产的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由此引申出：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消除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以社会劳动的直接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消灭各种形式的剥削，消灭阶级。
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资本的内在矛盾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生产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5]272-273“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14]219“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也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他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他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5]278-279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
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约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他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15]55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目的和手段的矛盾，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终将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具有致命的性质，使价值形式成为不必要的形式，使资本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历史事实的科学总结和规律性的认识，是历史科学。我国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选择发展道路和改革方向，还是实现科学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一旦违背或者离开了它，就会走弯路、犯错误。
三、选择发展道路和确定改革方向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确定改革方向和选择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发展道路所涉及的是一定发展阶段上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可能的路径选择。从当代后发展国家的实践来看，发展道路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包含两种不同的区分：一种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分；另一种是社会主义道路范围内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新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后发展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即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我国所进行的改革，本质上是为由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无论是选择发展道路还是确定改革方向，都是如何使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何使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要求。因此，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
（一）后发展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走上非常规发展道路
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关系的质的区别上把人类社会区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由联合关系阶段。现在，人类社会处于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国家自然而然地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了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条合乎规律的一般发展道路。但实践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后发展国家有可能走上一条非常规的发展道路——非资本主义道路，或者非典型资本主义道路。俄国、东欧和中国等国都是如此。在中国，一系列条件——社会的内在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等——使社会发展走上了一条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并把这一基本理论中国化为新民主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甚至包括半文明国家）有可能走一条和发达国家相区别的非常规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政府，有可能适度节制资本和保护劳动阶级的权益。但在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不可能根本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继续利用这些形式发展生产力。这条非常规的发展道路，同样是合乎规律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必然产物。
（二）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大都没有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严格区别开来：而是认为，落后国家也可以（甚至更容易地）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义语，因而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然认为，落后国家的社
主义也已经高于资本主义。这就说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可见，我们虽然合乎规律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以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曲折。这就导致，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制度转轨；其他国家则是探索根本性的改革之路。
改革的实质是变革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体制改革涉及一系列经济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而本质上是发展道路的转变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变革。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出现的曲折，被不少西方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至少是极大的误解。其实，这种曲折和不成功恰恰说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基本理论上讲，落后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就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实践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也有一个如何走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在理论认识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解决了，但建国不久我们又偏离了原来的正确认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前的30年内，我国走的是以苏联为典型和参照物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轨迹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趁热打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理论蓝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坚持这条发展道路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连续不断地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同时开展了“三大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取得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成就。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20年中，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不成功，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传统的发展道路，选择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新的道路应当是什么样的？从理论上讲，有下述几种道路可供中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型发展道路。我国的改革没有根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通过“第二次革命”，改造和扬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第二次革命”的实质，不是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由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通常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其实，从根本上讲，我国的改革是发展道路的转变。其他各方面和各层次的变革，都不过是发展道路的变革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促使道路转变的基本理论依据，首先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不是先验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主观设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相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唯物史观作指导，改革就没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就不能起步。其次是对我国现阶段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再认识。同我国现阶段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生产方式，不可能是“联合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不可能是“一大二公”的形式。
（三）转变发展道路的核心是纠正超阶段的历史性错误
发展道路的转变也是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形态的自然回归。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害是超阶段，因此，转变发展道路的核心是纠正超阶段的错误，实现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形态的正确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包含着一系列经济关系——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回归。发展阶段、社会形态和经济关系的回归自然需要理论创新，但是，既然发展道路的转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那么，发展阶段、社会形态和经济关系的回归也就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一旦离开或者偏离了基本理论的指导，以回归为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的改革就必然会发生偏差和失误。如果认为我国的改革不过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就不可能是“第二次革命”。
发展道路转变的基本内容是发展阶段和经
济社会形态的重新定位。本来，后发展国家选择特殊的发展道路，并不是要超越必经的发展阶段，不是要改变社会形态的基本定位，而是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偏离一般的发展道路，选择新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形式。一旦改变了基本定位，特殊道路就会变成不可持续。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混淆了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改变了本来的历史定位，以为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结果，半个世纪以后终于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东欧国家的情况和苏联大同小异。中国也因为起初历史定位不正确，使自己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陷入曲折。毛泽东曾经正确地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既不是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第三种形式。[16]675-677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不是消灭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不是根本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实行公私兼顾、社资并存、劳资两利、经济自由的经济制度。这是正确的历史定位。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个阶段的划分中，新民主主义社会仍然处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同一个阶段。然而，这种正确的历史定位却因为急于超阶段而夭折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现阶段定位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自由联合阶段。这不仅是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超阶段（即超越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而且是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的超阶段。我们在经历了20余年的曲折以后才开始认识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适应；直到党的十三大才开始在理论认识上回归正确的历史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仍然属于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可见，在质的规定性上，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接近于先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这种历史定位的正确回归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社会形态的重新定位，自然决定了一系列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和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重新定位。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的重新定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从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所涉及的是不同的交换方式或经济形式；而交换方式或经济形式归根到底是由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过去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完全是因为我们把我国现阶段定位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实际上，由于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名义上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实际上的国家垄断和超经济强制。既然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已经重新定位，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也必须重新定位，即必须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我国现阶段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不可能是产品和劳动的直接交换，不可能实行直接的社会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而只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而且，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价值形式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基本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只不过意味着，市场经济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闭关自守是经济形式定位不合理的必然结果。既然我国现阶段必须采取市场经济形式，那么，就必须以商品、价值和资本的形式与国际社会进行交往，就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对外国资本的开放。
从两种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实际上是所有制关系的重新定位。我国过去之所以消灭私有制，力图在全部实行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同样是基于不正确的历史定位。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由于不具备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经济条件，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国家所有制和政府所有制——由国家和政府代表的行政性的公有制；而所谓的“按劳分配”不过是配给制和平均主义的“大
饭”。既然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必须重新定位，既然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也随之重新定位，那么，所有制关系（从而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变革所有制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实质是，为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本身）。经过改革，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已经从“一大二公”转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基本方向是，在国有经济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形成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复合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结构。与此相联系，形成了多种生产方式和多种劳动方式同时并存的格局。其中，基本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就要求，理论界必须对变化了的经济关系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概括，而这种概括本身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范畴为依据。如果理论上的概括脱离实际，名不副实，就失去了理论上的说服力。
由上可见，就选择发展道路和确定改革方向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意义主要在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核心是适度节制资本和保护劳动阶级的权益。但是，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仍然处在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必须明确这个阶段的经济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必须使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同市场经济形式相适应。
四、实现科学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一伟大的复兴事业，必须落实到经济社会和中华民族本身的发展上。无论这种发展与现阶段每个阶级乃至每个人的利害关系如何，必须是合乎规律的、科学的。对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需要探索和创新，也需要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但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就在于，科学理解发展的内涵，揭示非科学发展的根源，探索科学发展的思路和途径，实现历史性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以及发展的实现形式，主要不是物质要素本身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归根到底，社会必须通过革命性的变革为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必须使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现阶段生产力和人本身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一）正确认识科学发展理论的性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确认，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科学发展观是什么性质的理论，主要是为着解决什么问题而提出的，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观念”，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科学发展理论是作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对立物出现的，但不能将其视为百科全书和万能药物，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
1.科学发展观不同于作为宇宙观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对实践检验的总结，属于历史科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理论界（首先是哲学界）一些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看起来似乎把它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实际是不确切的，显然是把发展经济学所说的发展观和哲学上所说的作为宇宙观的发展观混为一谈了。毛泽东曾经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有两种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另一种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两种宇宙观虽然都可以承认宇宙事物是发展（或者进化）的，但对发展涵义的认识大不相同。前者把发展看作是单纯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是简单重复；后者则把发展看作是对立的统一，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反映和表现。[17]300这里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而这种意义的发展观属于哲学范畴。
然而，正如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哲学（而是历史科学）一样，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也已经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和总结过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辩证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运动、发展和变化。他们把发展看作是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过程，看作是量的变化最终引起质的变化的过程，看作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看作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发展过程中所有的中间环节和过渡形式，都不是表现为
绝对的非此即彼，而是在相对的非此即彼中包含着亦此亦彼。这些辩证法的规律是一般规律，不以社会形式的变化为转移。
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发展观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相联系，是一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产物。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人们对发展的认识）是科学还是不科学，既不是表现在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上，也不是表现在是否违背了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上，而是表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何谓发展如何发展）、目的（为何发展）、形式（如何发展）的不同认识上，表现在是否符合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性和局限性的一般认识，也是对我国传统发展方式的自我反省。
2.科学发展理论是作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对立物出现的
科学发展观是为转变发展方式而提出来的，是作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对立物出现的。科学发展理论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实证和理论表述。传统发展方式是不科学的。它起始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非科学发展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而现在，非科学发展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并达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因此，非科学发展的根源，部分地来自市场经济形式本身，部分地来自现有的经济体制，主要是来自政府职能和国有经济的不合理定位。
科学发展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何谓发展（什么叫做发展），为何发展（为谁和为什么目的而发展），发展什么（产业发展的结构和重点），如何发展（依靠什么发展，按照什么要求发展，以什么方式发展）。
科学发展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本身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现行体制下特有的问题。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范围内，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很多问题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共同面对的。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生产力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和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条件下，科学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使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够符合人本身的利益——人本身的发展，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产业结构比较合理，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社会关系更加和谐，避免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因此，科学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并不仅仅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在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它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
（二）科学理解“发展”的内涵和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
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内涵的研究，在西方国家早就开始了。消除贫困、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经济、零增长、经济净福利等等概念的提出，都体现了对发展内涵的理解。不过，这种认识并没有超出阶级对立的关系。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谈论发展的内涵，必须把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对现阶段发展内涵的认识，既要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也要尽可能同未来的发展目标相衔接；既要体现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发展要求，也要力所能及地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发展要求。
1.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本身的发展
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归结为gdp的增加，是对发展内涵的误解。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作为总体）本身的发展，离开这些核心内容讲发展，就丢掉了发展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认为，相对于暂时的和个别（人，阶级）的发展而言，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此，不应当把个人的福利和全人类的发展对立起来。他深刻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 在一定的阶段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18]124-125在我国现阶段，力图使每个阶级、阶层乃至每个个人都能够获得同样的利益和同样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这样做，劳动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人类本身也不可能发展。这就
历史的辩证法。
2.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任务仍然是消除贫困
“贫困”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当今世界，贫困是一个发展了的综合性的概念，低收入和物质匮乏、营养不良、疾病、文盲、失业、缺乏话语权和不平等，都是贫困的表现。因此，贫困可以分解为五个层次：生活贫困（日人均生活费低于动态的国际标准），健康贫困（疾病），教育贫困（文盲或半文盲），抗风险能力贫困（经济上的脆弱性），权利和地位贫困（不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社会影响力）。换一种说法，贫困既包括生存资料的缺乏，也包括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缺乏，还包括社会地位和交往能力的缺乏。就目前而言，贫困首先表现在基本生活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表现为缺乏市场竞争力，因而贫困总是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因此，消除贫困是和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产品、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可见，单纯用人均国民总收入（c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发展的程度是缺乏科学性的。
（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科学发展观包括多方面的重要内容，但关键是搞清楚“科学”二字的深刻涵义，搞清楚科学发展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的界限在哪里，怎样发展才够得上科学发展。但是，对科学发展观科学性的认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
1.发展必须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发展的科学性，从根本上说就是，按照已经被我们认识的客观规律办事，包括自然规律、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其中，自然规律是整个自然界（无机界和有机界）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广义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自然规律，因为这些规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动规律，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发展变化的规律，主要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社会形式演变的基础上社会文明进步的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并不意味着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理想的发展目标，也不意味着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都有同样良好的感受，但肯定最有利于经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尊重客观规律，不仅包括一般规律，而且包括特殊规律——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初级阶段的特殊规律。非科学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违背客观规律。例如，力图跨越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式（如提前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生产），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如急于超英赶美），通过破坏自然生态求得某个特定方面的发展成就（如毁林毁草围湖造田），单凭热情的蛮干（如全民大炼钢铁），等等。
2.发展是追求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系统工程。根据唯物史观，发展是一个总体和持续性的概念，是人的能力持续全面提高和人类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总表现。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物质财富；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而是全面发展；不是顾此失彼的发展，而是协调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而是全社会所有人的发展；不是得不偿失的发展，而是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发展；不是一锤子买卖的发展，而是连续不断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发展不是各自为政、孤立封闭、支离破碎、枝枝节节的发展，而是具有内在联系、作为统一整体的系统工程。如果钢铁等投资品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而农产品和副食品供给不足；如果工业和城市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三农”的发展显著滞后；如果极少数富豪聚敛了巨额财富，而大量普通居民仍然处在贫困线之下；如果大工业虽然获得迅速发展，但同时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做科学发展。概括地说，发展应当是追求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系统工程。这实际上是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理论概括。但是，在现阶段的条件下，追求长远综合效益最大化，不会成为单个生产者和局部利益集团的自觉行动，而只能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管。
3.发展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发展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的发展，而且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不过，在各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类各个阶级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有产者阶级（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而且，人类的总体
发展总是以牺牲个人的乃至某个阶级的发展为代价。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生产要素的力量，劳动的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劳动和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劳动和科学（从而普遍劳动者和科学家）也发生了分离，作为从属于资本的科学变成了少数人的专门职业，绝大多数人成为单纯的简单的雇佣劳动。于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一致、不同步了。因此，在这些场合，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这种统一性，不是直接体现出来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可能根本改变物的依赖关系，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不同阶级和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但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把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直接统一起来，尽可能实现均衡发展。如果把发展的主要着眼点放在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上，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取得生产力的发展，那是一种人和物关系的颠倒，根本谈不上科学发展。
4.经济发展是全部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5]888也就是说，农业的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剩余产品、产业分工、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样，经济的发展又是全部社会发展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全部”，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公益事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军事、政治等等。这里所说的“基础”，主要是物质技术基础，它具体表现为劳动产品、抽象财富（货币）、财政收入、科技成果等等。没有一定的和逐步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其他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正因为如此，其他方面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不能完全平列的，而是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讲“发展才是硬道理”，首先是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以前，不能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提出过高的和超前的要求。但是，其他方面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应该是大体同步的。上述两个“基础”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合乎规律的。
5.发展应当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和单位、每个地区乃至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发展得更快，因而都卷入了发展的竞争。这种愿望和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发展的进程的确同人们努力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但是，发展的进程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主观的推进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适得其反；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其他地方和方面的制约（资源，环境，总量和结构等）。这也是发展本身的辩证法。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自然资源的广泛深度开发，高楼大厦林立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同步增加，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逐步的自然史的过程，人们不能提出超越现实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发展要求。不仅发展的快慢是如此，而且，以人为本的程度，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平衡性、稳定性、公平性程度，都是如此。因此，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
（四）清醒认识传统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和弊端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非科学发展提出来的，而非科学发展是传统发展方式的产物。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传统的发展方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定的发展方式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在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有可能对发展方式施以很强的超经济干预。我国的传统发展方式，首先是一定经济条件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当前过渡体制干预的产物。尽管这种发展方式具有一定不可避免的性质，但对它的局限性和弊端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没有把人的需要和发展切实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生产是人最重要的实践活动，生产从而经济发展的一般目的和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本身不断发展着的各种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的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但是，在对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中，直接目的和一般目的是不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中国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在我国
传统的发展方式中，发展的目的名义上是明确的，但实际上是不够明确和不够端正的，从而表现为非科学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集中表现是重物轻人，甚至见物不见人。不少人所讲的发展，主要是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则更加突出。在政府那里，主要是投资和建设规模的扩大，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在企业那里，主要是资本积累（扩充资本）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占领更多的销售市场，增加更多的利润。为了取得这些所谓发展成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至于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好像不过是增加物质财富的副产品，而不是发展的直接目的和出发点。不仅如此，人们还把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甚至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居民消费本来属于发展的目的，但在政府那里却被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就是这种颠倒的明证。正因为如此，虽然生产力快速发展了，社会财富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了，企业利润滚滚而来了，但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却没有同步增加，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支出没有同步增加，社会安全保障也没有同步增加。久而久之就导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劳动者报酬、居民消费和人的发展部分（比重）连连下降。对于广大劳动者和居民来说，这种所谓的增长和发展就大打折扣了。至于为了实现高增长和取得超额利润，而突破耕地红线、导致资源枯竭、污染生存环境、制售有害食品，等等，就完全是直接以威胁人的生存和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了。
2.长期把增长速度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最高价值取向
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的另外一面，就是把gdp的增长摆在首位。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往往是单一的和片面的。在很多场合，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和其他目标相比，厚薄之别、轻重之分非常明显。主要表现是：偏重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社会效益；追求表面形式，忽视实质内容；注重数量增长，忽视质量提高；注重总量增长，忽视结构合理和比例协调；注重产出结果，忽视成本、代价和负效应；注重外延式扩大，轻视内含式提高；偏重财政收入和社会积累的增加，忽视居民收入、消费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提高；注重眼前的增长，忽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等等。从上述种种表现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速度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核心目标和排他性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和不计负面后果所追求的目标。长期以来，我们不断追求那种超越现实条件和得不偿失的增长目标。1958年的“大跃进”是这样，80年代的攀比翻番是这样，近些年来的gdp竞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gdp中扣除可以避免的损失浪费、超常的代价和一切负效应，表面的经济增长必将大打折扣。
3.发展手段的取舍主要以能否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转移
一般来说，手段总是由目的决定并服务于目的和奋斗目标的。发展目的的不端正和目标的单一性、片面性，必然导致发展手段的片面性，甚至不择手段。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经济增长的手段主要依对增长速度贡献之大小为转移。手段的片面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主要依靠政策性廉价要素和廉价资源支撑高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以比例失调、结构扭曲和区域失衡为代价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和加快工业化步伐；以城乡隔离和城乡关系失调为代价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滥用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以束缚民营经济发展、强化行政性垄断和弱化市场机制为代价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比如：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对提高速度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投资便成为最主要的手段，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不断加大，而居民消费和用于社会保障的份额自然就会减少；由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更有利于增加gdp，这些产业便成为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而其他产业（农业和居民消费服务业）就会被冷落和排挤；由于资本成本的降低可以起到扩充资本和提高速度的作用，投资者、生产者和相关机构就会要求尽可能压低一切生产要素的购买价格——劳动力价格（劳动者报酬），资金价格（贷款利率），资源（包括土地）和能源价格，同时要求减少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导致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就会一方面要求增加新的投资，一方面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和低价倾销，从而一方面形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报复。由于上述各种办法总会受到市场机制和供求关系的约束，当事者就会要求政府实施某些倾斜政策和歧视性政策，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可以通过压低要素价格降低资本成本，可以通过增加新的投资吸收过剩的产能和库存积压的产品，就会鼓励企业粗放经营和降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由于以速度为中心，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生产方式粗放，中国必然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厂，因而必然过度依靠外国的资源和原材料（例如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农产品），从而招致国际社会很多的非议和责难；由于把速度摆在首位，在已经出现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对于本应实施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就会投鼠忌器，而在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就会不顾一切和不计后果地实施投资拉动政策；由于最能够提高速度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又由于竞争性领域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受到打击和重创，就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此等等。
4.传统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持续处于不正常状态
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由于发展的目的不端正，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导致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经常处于不正常状态，甚至发生恶性循环。第一，增长的总代价过高。尽管单个企业的资本成本有可能降低，但整个社会付出的总成本和总代价却很高，社会成员获得的使用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将大打折扣，甚至得不偿失。第二，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平衡、不公平。虽然表面上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但带来和不断加剧比例关系的失调、经济结构的扭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享受发展成果的不公平。例如：一二三产业和工业内部结构大幅度扭曲，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畸形发展，农业和居民消费服务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者收入比例失调；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第三，经济运行不稳定。投资经常处于亢奋状态，经济运行处于时断时续的过热和通货膨胀状态，资产价值包含大量泡沫，经济运行难以走出“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的恶性循环，差不多总是以传统发展方式解决由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第四，增长和发展不可持续。虽然取得了表面上和短期的高增长，但负效应很大，助长滥用浪费资源，放任污染破坏环境，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第五，不利于技术进步。由于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可以不依赖科技进步，企业和政府必然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动力，并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装备，扮演为发达国家“打工”和世界廉价加工厂的角色。第六，我国经济总体上面临很大潜在的和现实的风险。在资产含有大量泡沫、地方政府金融平台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国家银行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由于过度依赖国外市场，使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直接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制约，甚至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官员的腐败难以根本遏制，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加剧，直接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稳定。
自从中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以来，各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努力，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特别是在地方政府那里，转变发展方式更多地停留在文本上和口头上。
（五）从理论上认清当前经济危机和非科学发展的关系
一般地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我国和国际社会当前共同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极大困难，和非科学的发展方式关系极大。在我国，讲科学发展，不仅要搞清楚市场经济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及其经济根源，还必须搞清楚当前经济危机和非科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1.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形态变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商品、货币、价值形式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就包含一系列内在矛盾，从而包含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
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19]135“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仅仅因为一些商品生产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只卖不买，另外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仅仅由于有些债务人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信用链条就会中断，就会影响到债权人的资本周转和再生产。于是危机就会发生。“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但是，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还不是危机的原因。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8]582-588不言而喻，如果劳动和产品不采取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也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只是经济危机的基础和载体，而不是制度性经济根源；简单商品生产和简单流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
2.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限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地和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这个认识不仅仍然没有过时，而且也适合于我国的市场经济。
经济危机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日益不相适应的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14]267-269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5]295-296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产生的经济危机，既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地爆发，也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分散地发生。“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18]609-610
经济危机是资本和劳动两种对抗因素发生冲突的周期性表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经济危机也就表现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因素同时发生互相对抗的作用。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5]277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有限范围内自我解决内在矛盾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它的直接目的和实现手段的矛盾，而经济危机正不过是在有限范围内自我解决矛盾的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而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却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5]278
经济危机的最后原因是生产力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地
表现为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和狭小的消费能力的矛盾；而狭小的消费能力不过是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首先，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社会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5]272-273“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548“生产过剩的起因恰好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18]535
生产过剩本质上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马克思指出，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否认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独特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而是相反。“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5]285-287“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用来为它的所有者提供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提供更大的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生产过剩“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18]609-610可见，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说明危机的原因，都不过是舍本逐末。
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和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但反过来，它们也会加剧经济危机。首先，商人资本由于其独立运动所创造的虚假需求和虚假繁荣，而成为经济危机的孵化器。马克思指出，由于再生产过程中的商品资本独立化为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积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5]339-340商人资本的作用在于，加剧生产过剩的程度，扩大生产过剩的范围，把较小的周期较短的危机积累为较大的周期较长的危机。其次，信用制度由于突破了资本内在限制，而成为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杠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内在的限制。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信用制度和以它为前提的股份
公司可以突破这些限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15]130“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股份公司的职业经理）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5]499-500总之，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对于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本身就包含着失调和危机的可能性。对外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指出，如果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只能用于不变资本，或者相反，不能用于不变资本，那么，就会出现不变资本或者不能进入不变资本的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但是，“通过对外贸易，某国内以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和机器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部分，可以转化为别国中以[个人]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形式。因此，对外贸易消除了这种限制。所以，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因为这种生产是按照本身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行事的，而不问某一定需要的满足情况如何。”交换价值对生产的统治，在单个人面前表现为这样：他的生产既不以他自己的需要为根据，也不直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商品只有转化为货币以后，才能转化为他本人的使用价值。但是，“整个国家的生产既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20]146-147
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和经济危机互为物质基础。经济危机的形成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1]207可见，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有关：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是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反过来，经济危机又是下一个资本周转周期新的物质基础。
3.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原因是经济关系的扭曲和金融制度的畸变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的话，那么，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毕竟有其过去少有或没有的特殊原因。一方面，二战以后，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关系发生了严重扭曲，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发生了一系列畸变；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及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资本、生产、流通都国际化了。这种扭曲和畸变的主要表现是：
货币（贵金属，主要是黄金）不再执行货币的职能。作为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特殊商品的货币，被单纯的价值符号（纸币）所取代；个别发达国家的纸币执行“国际货币”的职能。纸币的发行变成了任意的事情，变成了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偏好和主观意志。这就包含着纸币持续贬值、随意决定不同纸币之间的汇兑率和完全丧失价值的可能性
。
同样是纸币的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美元既是本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这就包含着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任意决定美元贷款基准利率、美元汇率和美元供应量的可能性，从而危及到他国利益和国际金融秩序。
纸币形式的外汇储备可以形成双重的购买力。如果国内市场只限于本币流通，那么，作为国际货币的外汇储备就会以双重的身份存在：一方面以国际货币的形式存在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存在于国内市场。它们都同时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形成双倍的购买力。
虚拟资本成为支配现实资本的力量。以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不仅通过无限扩张形成越来越庞大的虚假资本，从而形成巨额虚假购买力，而且越来越成为现实资本（实体资本）的主宰者，二者的关系被颠倒了，人们越来越看不清楚现实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了。
金融市场的衍生工具呼风唤雨。在所谓“金融创新”的名义下，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和花样翻新，不仅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而且可以成为纯粹投机和诈骗的工具，从而孕育和掩盖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商业信用极度膨胀。无论是在经济活跃的阶段，还是在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阶段，商业信用都处于高度膨胀的状态。没有实际交换价值作抵押的信用贷款越来越多，例如，以库存积压的商品、不能出售的房地产、不能收回债权的商业票据等等作抵押，可以形成规模巨大的虚假购买力和投资力。
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许多国家长期实施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以货币供给和政府需求代替居民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越来越同最终的消费需求相脱离。
国际金融为个别国家所控制。现在，全球的金融活动完全操纵在几个发达国家手里，特别是美国手里，而许多权力掌握在华尔街的大亨和高参手里。他们不仅可以制造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而且可以转嫁金融危机。
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走上依赖出口的道路。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步早期发达国家商品输出的后尘。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实行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政策；二是成为世界工业产品的加工厂；三是过多地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因此，不仅生产过剩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在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
导致当前经济危机的上述种种特殊原因，显然不同于基本原因，因而有其相对独立的理论意义。但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特殊原因并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而是在基本原因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这种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来说，是基本原因的发展演变形式。当然，人格化的资本和人格化的资本代理人发挥了很大的能动作用。
由上可见，就如何实现科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有利于劳动阶级的发展问题；对发展涵义的认识必须从“资本的经济学”中解放出来，发展本质上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现阶段，发展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摆脱贫困；非科学发展的要害是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核心目标，阻碍科学发展的根源主要不是技术和产业结构本身，而是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主要责任是职能定位不合理的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科学发展必然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当前百年一遇的国际经济危机与资本本身的异化——经济关系的扭曲和金融制度的畸变——关系极大，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注释：
①参阅陈文通《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划时代理论成果》，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②一些学者所说的“普世价值观”，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纯粹自然的需求和欲望，也不是生产一般范围内要素和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认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不同阶级，可以在自由、民主、人权、公正等方面有共同的价值观。
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正?a href="http://www.baidu.com"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陈砜怂贾饕宓闹战帷芬晃闹兴担骸罢桓鍪兰鸵岳矗砜怂贾饕
宓奈；７⑸！薄八孀潘樟慕馓澹砜怂贾饕宓氖贝崾耍砜怂贾饕謇砺巯衷诠绷恕！奔峥善街鞅唷度蚧贝摹奥砜怂贾饕濉薄攀甏饴砜怂贾饕逍侣垩”唷罚醒氡嘁氤霭嫔?998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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