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人类一般劳动为实体的价值范畴是纯粹的社会范畴，是特定历史阶段物化劳动交换的产物。以目的性设定的劳动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个方向上的作用造成了自然限制退缩和社会性的日益增强。价值规律是个人目的性选择行为的集合，使个人选择保持一种客观性和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又是建立在个体目的性选择行为基础上的。这种内在张力造成了在必然王国彼岸的自由王国的出现。价值规律万岁论和效用价值论都否定了价值范畴的历史性，从而褫夺了价值范畴在经济发展阶段论中的基础地位。
关键词：价值范畴；个人选择；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13-05价值范畴是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所特有的社会形式，属于商品经济特有范畴。价值范畴的历史性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劳动的一般发展，二是劳动发展的特定社会形式。只看到劳动发展的一般形式，会导致价值规律万岁论，将价值范畴永恒化；只看到劳动发展的特定社会形式，易于产生商品货币的拜物主义。前者以价值实体的永恒性取代了价值范畴的历史性，后者以价值实体特殊的社会形式充当劳动一般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否定了价值范畴的历史性。
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而从时间的不可逆性出发来研究价值范畴似乎很自然，但是，可逆过程也是发生在时间当中的。因此，如果脱离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脱离劳动实体关系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能正确把握价值范畴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价值的实体把握为劳动。①这种实体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马克思的实体具有什么样的本体论特征？19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产生了一种将实体清除出世界观的趋势。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都是这么做的，卡西尔把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对立起来可以看作是一个纲要。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概念与历史性处于排他性对立之中。与此相反，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没有从哲学中清除实体，反而把实体转化为主体。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实体概念的合理成分，克服了旧实体概念的缺陷。卢卡奇精确地概括了这一批判成果：“实体作为变异中保持不变的本体论原则，尽管现在丧失了它作为变异的排他性对立面的古老意义，但由于常驻不变的东西被理解为在现实的实际复合体中连续地维持自身、更新自身和发展自身的东西，由于连续性作为复合体的内在运动形式，使抽象和静止的常驻不变获得了一种更新了的更加深刻的有效性。”②马克思的实体概念之所以规定为劳动，有着本体论的依据。劳动是社会存在最深刻的基础，也是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飞跃和人实现自我再生产的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实体既是一种不变的实体，又是一种变化的实体。“凝结在”、“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确定的，在质上和量上都是确定的；然而，这种凝结的劳动又随着再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再生产同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变化。马克思的价值实体正是这种不变（此时此地）与变化（彼时彼地）的统一。在这种变化中，价值贬值所余留下来的价值，在质上保持了一种不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特定时刻是诸多商品生产者劳动时间的平均；在不同时刻则由变化着的商品生产者所耗费时间来调节。这里，劳动与关系，与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设定在实体概念中。
劳动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自然的、永恒的必然性，但是劳动过程的这种永恒性不足以规定价值这个历史性范畴的具体性。历史性范畴不仅包含一种一般的运动，而且总是还包含一种变化的方向。对于科学地理解价值范畴来说，单纯理解劳动过程性是远远不够的，劳动的社会关系才是价值范畴历史性的限定。
劳动的事实和它的结果在社会存在中造成了一个完全特殊的结构。劳动不仅在主体自身那里有一种选择特征，而且还涉及别人，在劳动的社会关系中也造成了选择。目的性活动不仅指向自然，也指向社会，这在原始人那里，在共同捕猎的原始劳动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劳动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中被规定。但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仅仅是在直接劳动中为目的性设定的实现而引起的，并不表现为一种价值关系。这里既有劳动，也有直接的活劳动交换，但并不表现为价值。
劳动的目的性设定一开始就包含着这样的倾向，就是这种设定的目的完全可以超出主体自身直接需要范围，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包含着剩余产品的可能。一旦这种目的设定变
现实并且确实出现了剩余产品，劳动异化出私有财产，产生了私有制。在新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交换不再限于直接的活劳动交换，而是凝结的物化劳动交换，这种劳动才获得价值这种特定关系的历史形式。尽管这种历史形式是一种很古老的形式，但也不排除其历史性，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形式才获得了最典型的形态。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价值形式分析时，马克思深刻指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社会形式获得价值范畴的历史性规定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社会化相并行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作为目的设定性活动获得充分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前工业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中目的性设定的微弱作用，自然对生产的限制在工业劳动中大踏步退缩。建立在主要依靠直接的活劳动联系基础上的狭隘的分工体系被建立在主要依赖物化劳动联系基础上的发达的分工体系所取代，价值范畴获得了最一般的形式。“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④劳动社会性的增长和自然界限的退缩相平行，一方面创造出使用价值不断地以一种日益加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创造价值所要求的社会必要劳动却不断下降。使用价值的增长与单位商品价值的不断下降并行不悖，前一个趋势标志着劳动的扩展和自然限制的退缩，后一个趋势则标志着人的社会性的日益增强。日益增长的产品量才能为更广范围的人们所消费，从而为建立日益增长的社会联系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而不断下降的价值才有为更广范围人们的消费从而建立的社会联系提供现实条件。
这种社会联系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而使卷入这个联系中的个人在从事个人目的设定和选择时，已经不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相反要在这种社会联系中才能找寻目的设定的选择空间。这种社会联系对个人活动构成了一种不依个人选择的客观性，一种独立性，一种规律，这就是价值规律。这种联系作为规律对个人形成社会限制。自然限制退缩和这种社会限制加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那种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恰恰以这种发达的社会联系、社会限制为历史前提，这可以从这种原子式的个人总是具有拜物主义特征、总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中看出来，因为他所追求的正是社会联系物化形式，价值范畴的最抽象形式即货币已经统治一切。
不过，必须辩证地看待个人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价值规律对于个人的独立性正是建立在无数个人选择综合的基础上，是一种辩证的独立性。具有社会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根植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即虽然所有这些客观的关系、过程等独立于实现它们的个体的人的行为意图而保持自身并发挥作用，然而，它们只能作为这些意图的实现而产生，并且只能通过对个体的人的行为的反作用方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把握价值范畴的历史性，必须坚持这种两重性，即价值规律对个人行为的依赖性与不依赖性。大家只要想一想，超额价值是个别特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造成的，但它是价值革命的基础。超额价值的普遍化就是价值自身的变化，是价值量、价值作用条件和作用结果的改变。对价值规律的许多误解，大都源自把两种仅仅在相互作用中才是现实成分中的、一个夸大为独立无依的、绝对居于支配的成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自己创造”是个人的选择行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是社会条件限制，而社会条件恰恰是从事“自己创造”的个人集合而来的。个体、选择的主体和普遍的、社会的合规律性之间辩证的相
互作用，产生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现象系列，这恰恰是因为劳动的社会性本质的显现只能以原则上个体化了的人为中介才能实现。这种对价值规律的认识，与完全受规律支配的机械论和宿命论毫无共同之处。
价值规律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规律是社会经济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性增强的结果。但是，在原始人那里，将一个人流放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原始人的社会联系强呢，还是价值规律支配下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更紧密？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通过个人行为叠加来解释宏观经济变量的方法，大大加强了这一困惑，似乎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自由个体的行为倒是本体的，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健康的本体论本能。亚当·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把握到了个人受规律支配的必然性，马克思的在生产者背后支配着生产者命运的命题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继承。实际上，原始人离不开他生活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直接的活劳动交换关系基础上，个人没有能力独立完成目的论设定的生产活动。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交换关系开始设定在物化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价值中介，形成了独立的社会范畴，即价值范畴。价值范畴是纯粹的社会范畴。马克思在研究比较价值和使用价值时指出：“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末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⑥在这一点上，价值和语言相同，语言也是纯粹的社会范畴，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价值是人们物质变换的工具。
价值作为纯粹的社会存在物而独立，在其对立面才可能形成个人作为某种孤立的原子存在的幻觉。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仅仅是总联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展开这种双重关系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式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媒介的关系也好。……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充分发展了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异的绝对运动之中。”⑦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展开构成了所有价值和它的客观性的基础，只有在社会联系中才能存在价值。
因此，价值范畴仅仅是人类能力一般发展的特殊历史形式。但是，这种历史形式、这种特定社会关系却是以十分悖理和充满矛盾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的本质充分发展，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⑧价值与财富、价值与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种本质和现象的具体历史统一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价值范畴的一般发展是个人选择和社会整体、本质和现象矛盾的辩证展开。这个过程的内在机制是，价值范畴尽管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社会规定，但并不排除个体将价值作为自己做出选择决定的直接目的，这是价值范畴发展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价值为中介实现的。只有在直接追求价值的个体行为中，才能一方面造成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也就是获得单位产品人类所需要支出的劳动量下降，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人类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财富的极大丰裕，造成工作日缩短从而闲暇增加的现实条件。个体抉择对价值（剩余价值）的目的设定，在其背后才作为结果将人类能力发展起来。价值成为个体的人的选择和行为的动机，这种动机是个人的，却又纯粹是社会的，这种统一才能现实构成价值范畴的中介地位。
这个过程的必然趋势就是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和商品生产者直接追求的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激化。缓和这种矛盾的方式很多，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在力图缓和这种矛盾中开辟道路，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不兑现的纸币霸
权、按照利润需要对商品的过度创新与按照人类需要的发展推动产品创新携手并进、金融化、军备生产地位的提高等，无一不是这种努力的表现。全球化遏制了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速度，又开拓出新的市场；跨国公司在利用当地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方面在全球化中扮演了主角；纸币霸权直接可以参与全球价值分配，而无需顾及单位产品价值下降的压力；产品过度创新可以延缓既有商品价值下跌的速度，而正常创新是在发展人类能力的同时成为增加价值的重要途径，这种创新虽然在逻辑上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命力仍有巨大潜力，但在现实中却很难一以贯之；金融化所造成的虚拟经济，只是通过既有价值的再分配来实现个别资本价值的增值，却置实体经济于不顾，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丝毫没有摆脱价值规律以及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相反，更加突出了这种支配作用。这些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再一次证明，尽管价值范畴作为纯粹社会存在对每个个体选择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个体选择的空间是巨大的。对于一个现代资本家来说，当商品卖不出去时，可以选择到国外销售，可以选择创新产品，可以选择生产武器和毒品，可以通过信贷和债务将未来价值在当下作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可以人为对产品进行根本没有必要的过度的所谓个性化设计，也可以在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甚至赌场将产业资本转变成赌资，如此等等
价值范畴的历史性源自劳动固有的规定，因为它通过劳动时间与作为人类能力发展的劳动本身相连结。但是，早在人类仅仅从事有用劳动的时候，早在劳动产品尚未转化成商品的时候，这种规律就已经内在地包含在其中了，并且在商品的买和卖停止以后，也依然内在地有效。但是，只有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反思关系出现，交换价值由此获得它的特殊的和纯粹社会的、摆脱了人和自然规定的形式时，价值规律才获得了它的发展和明确的形式。马克思指出：“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劳动者来讲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是交换价值，这一点绝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⑨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针对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而看不到价值范畴的历史性是必然的，但这种非历史观也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卓炯就是将价值范畴单纯视作社会分工的产物{11}，而孙冶方也认为在商品经济消失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有效，喊出了“价值规律万岁论”。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12}的那个“价值规律”不是商品价值规律，而是产品价值规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和价值范畴是一回事，价值范畴存在的历史性是另一回事。卓炯和孙冶方为了论证前一事而否定后一事，才导致和古典经济学同样的非历史的价值理论。
这里不是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源，但是，作为价值范畴的历史界限的把握，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与价值范畴的关系。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把他的社会主义概念，首先是作为科学的概念与乌托邦的概念划清了界限。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来考察这个区分，那么，出现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存在的内在辩证法的正常的和必然的产物，是经济同它的前提和结果的自我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反之，对乌托邦思想家来说，一种本质上经常性的错误发展，应该通过决
定、试验、示范等等来纠正。”{1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反对傅立叶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看成一种游戏的观点，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中，经济领域在人的生活范围内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正是劳动的发展产生的经济世界，并且通过其作为动力的内在辩证法，社会存在实现其特性，产生出作为某种自觉的、不仅仅是自然无声的人类特性。劳动的发展导致价值范畴的越来越高的社会性，但在阶级社会中，只是以经济相对于人被对象化为“第二自然”的方式实现的。完全不以个人选择行为为转移的客观性的这种基本特征仍然是某种不能取消的东西。马克思用“必然王国”把握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所完成的质的飞跃在于这种“第二自然”同样由人类支配，这是任何阶级社会所不能提供的。例如，当代资本主义必然把整个消费领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变成一种统治着人类的“第二自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自发地创造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社会主义把这种自发性转变成自觉的调节，马克思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时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4}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必然王国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用价值量的增长和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是自由王国繁盛的基础。
价值范畴的历史性以其社会性为前提。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商品交换价值时，之所以不能从交换关系中找到共同的价值实体，源于古希腊奴隶制的不平等劳动。在考察价值形式的发展时，马克思所分析的四种价值形式正是价值范畴社会性增长的四个历史性标志。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化，在扩大的价值形式那里比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充分得多，因而价值范畴的历史性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虽然是个别的、偶然的，但毕竟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换，是产品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包含着“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一般的价值形式是交换关系普遍化的结果，以致产生了确定的一般等价物，使价值作为个人和社会的中介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形式。商品拜物教转变成对一般等价物的拜物教。“金银非天然货币，但货币天然为金银”，货币形式之所以固定在贵金属上，仍然是价值范畴社会性增长的结果，这种增长体现在对等价物在携带、切割、质地均匀、不易腐烂等等方面，从而使得货币“天然”为金银。不过，现代货币已经发展到不兑现纸币和电子货币，这是价值范畴社会性增长出现全球规模的产物。可见，价值范畴社会性的加强在历史上划出了不同的阶段。
但是，劳动实体本身不会因为价值形式的获得和丧失而发生变化，这里显现出一切历史存在物变化的一般性，显现出马克思新实体观的变异中的“常驻不变”的东西。劳动实体即使在失去价值范畴这个特定历史形式的条件下仍然存在，并且同时获得新的历史形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15}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作为基础的“价值决定仍会……起支配作用。”{16}“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17}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出现在价值范畴社会性扩展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于人开始统治“第二自然”，而是出现在人尚未被充分对象化为“第二自然”的阶段。大量自给自足经济的存在造成社会内部物质变换的狭窄范围，劳动的社会性没有得到扩展，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尚未建立；另一方面，人对人的统治普遍没有被物对人的统治所取代，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制经济体制不是一种人自由发展的计划经济形式，而是靠权力集中形成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大锅饭”和“共产风”不是产品丰裕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个体劳动权利被剥夺和集中运用。在这种条件下，价值范畴还是一种有待历
史扩展的社会存在，而不是要被超越的社会存在。价值范畴不是脱离特定历史阶段的永恒的非历史的范畴，而是人的能力发展不可逾越的因而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必经历史阶段的范畴。
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史可以说是在否定价值范畴上不断后退的历史，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困难不在于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必要，因为实践推动下开辟出这条线路；困难在于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本身的变化方向。这种变化将现实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划分开来。社会主义是人统治物的历史阶段，而价值范畴是人受物的统治，是人对象化为“第二自然”的社会存在。这是历史给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民族提出的难题，这个难题至今并未获得解决。我国这个难题表现为，20世纪的经济学主题是要不要价值范畴，21世纪的经济学主题是要不要社会主义。
效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万岁论一样，否定价值范畴的历史性。效用价值论主张价值源自物品的效用，是物的属性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因而准确地说是将价值范畴视作人与物的关系范畴，而不是视为纯粹的社会范畴。至于效用价值论的批判者说效用价值论是唯心主义，是完全根据人的主观愿望决定价值，这种批判是强加的。物的效用既不是单纯的物的属性，也不是单纯的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物的属性对人的愿望的满足程度，相当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范畴。正如我们不能把使用价值归结为人的主观愿望一样，对效用价值论同样不能这样对待。但是，人与物的效用关系是非历史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18}
效用价值论的非历史的价值范畴割裂了个人选择标准和社会标准的统一。如果是效用决定价值，那么个人只要追求商品的效用，尽量生产出满足自己最大欲望的商品即可，可以脱离人的社会性谈论价值，这显然与市场上价值标准完全不一致。效用价值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通过所谓“社会使用价值”在人与物的价值关系中又偷偷塞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在本体论上一旦排斥了劳动的中心地位，本来在劳动中统一存在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分裂。因而，效用价值论的价值范畴既不包括自然限制退缩的历史规定，也不包括人的社会性日益增长的历史规定，更不可能将这两种历史规定在本体论上统一起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在基础理论上失掉了历史性，对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把握，显然不可能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范畴基础上。
注释：
①马克思：“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又“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52页。
②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
③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98页，第55页。
⑤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⑥⑩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1页，第97-98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页。
{11}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12}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3}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778页。
{14}{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第96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