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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婚姻移民的家庭融合及对其异地适应的影响
摘要: 异地联姻是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县、市、省而形成的跨地区通婚,婚姻移民是因为异地联姻而发生了迁移的人员。婚姻移民家庭融合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异地联姻是在各种结构性因素限制下联姻双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符合婚姻移民和当地居民双方的利益。但是,异地联姻家庭中也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家庭问题与家庭矛盾,“异地联姻”的因素仍对其家庭融合产生负面影响。家庭融合对婚姻移民的异地生活适应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农村婚姻移民;家庭融合; 异地适应
  中图分类号:c 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40044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加剧,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县、市、省甚至国家而形成的跨地区通婚也越来越多。“四普”、“五普”数据均显示因为婚姻迁移而发生迁移的人口在国内总迁移人口中稳居第四位,[1]婚姻迁移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之一。跨地区通婚的大量涌现代表着一种新的婚姻迁移现象正在兴起和蓬勃发展。跨地区通婚下的婚姻迁移与传统婚姻迁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的通婚距离远远超出了传统通婚圈的范围,因为婚姻嫁娶而移居到异地生活的人口与迁入地原住民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造就了大量的“婚姻移民”。 对于个人来说,婚姻迁移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个人的生活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下,婚姻是人们尤其是妇女实现跨地域流动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对于婚姻移民尤其是跨省长距离迁移的移民来说,他们在异地要经历一个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最终实现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给婚姻移民个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因为他们与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通婚,共同组建家庭,不可能像其他类型的移民(比如农民工和整体搬迁的工程移民)那样生活在一个有更多外来人口的聚集区,而是加入到本地人家庭中,并且分散居住,他们更加无法逃避社会、文化差异带来的震荡,如果适应不良或者无法融入新的家庭和新的社会,那么迁移不仅不会给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机遇,反而会给其生活带来不少的烦恼,也会给迁入地的诸多家庭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研究婚姻移民的家庭融合和适应状况,能够得到如下启示:如何使婚姻移民更快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顺利地融入当地家庭和社会,更好更快地“落地生根”。
  一、概念和研究方法
  婚姻移民是指发生了婚姻迁移的人口,婚姻迁移是指因为婚姻嫁娶关系而迁居到自己原居住地(以县市为最小单位)以外其他地区,实现了居住地改变的行为。本文涉及的调查仅仅是针对婚姻中的一方迁往另一方所在的居住地,而不包括双方都是迁移者的情况;调查地点是苏南农村,绝大多数人婚前的户籍性质是农村,其婚后居住地也是农村,研究对象基本属于农村婚姻移民。
  在婚姻移民是“有定居意愿的移民”这种前提下,广义的“社会适应”包含了移民从定居到适应、再到与当地社会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2]而狭义的“适应”和“融合”本身是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内涵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狭义的社会适应是指在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情景压力时,对自身进行的包括心理和行为的种种调适,以达到对环境的重新平衡,个人的调适能力和与个人及新环境的相处情况体现了其个人的适应性水平;而在《现代汉语规范辞典》里,融合的意思是“若干种不同事物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因而在本文中,“融合”就是交往双方相互适应后的相处情况,[3]包括相互的关系和心理上的相互认同感,家庭融合就是指一个家庭中各成员的相处状况和相互认同感;而异地适应则是指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的调适和与新环境和谐相处的水平。
  首先,为了对婚姻移民有完整的了解,对江苏省吴江市所辖6个村的婚姻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展开了问卷调查,经过问卷有效性筛选,最后获得婚姻移民个人的问卷211份,数据分析采用spss 130软件完成,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性分析、交互分析、方差检验、相关分析等。
  其次,对于移民生活的深入了解不仅仅需要对整个群体的完整描述,而更需要通过深入访谈来获得详实资料,因此,还抽取了个别家庭进行了比较正式的深入访谈,在告之访谈对象并取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最后统一整理,最终获得了婚姻

民及其家人的完整个案30份,此外还有十几份只涉及了婚姻移民本人的访谈资料及十多位本地村民的访谈资料,对这些资料主要采取了个案分析法和类型分析的方法。
  二、婚姻移民的家庭融合(一)家庭融合的基本状况苏南地区家庭规模一直较小,在费孝通的江村调查里发现当地的农民家庭人均人口仅为4人,[4]19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这里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户家庭越来越多,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在本次调查中,婚姻移民的家庭有713%的夫妻是和父母或父母、孩子一起居住,属于扩大家庭,而只有256%的人是夫妻单独居住或夫妻带着孩子一起居住,属于核心家庭,总体看家庭关系比较简单。
  从问卷数据看,婚姻移民家庭中的夫妻矛盾比较少,和睦相处是主流,家庭矛盾发生的频率、形式和后果均与本地联姻的家庭没有显著差异。首先,从矛盾发生频率来看,在过去一年中,有781%的人表示夫妻之间只是“偶尔”或“有时”有争吵,仅有33%的人表示夫妻二人经常有争吵,还有186%的人表示夫妻双方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其次,从冲突的形式看,最主要是口角纷争,只有1%的人表示夫妻之间发生口角后经常有打人的暴力情况,还有376%的人表示“有时”和“偶尔”会有打人的情况;再次,从发生矛盾造成的后果看,仅有05%的人会威胁离婚,而667%的人在争吵后则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的威胁,从夫妻冲突的最高形式——婚姻解体来看,本地联姻和异地联姻的离婚率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婚姻移民的婚姻关系基本比较稳定,仅有不到1%的人会担心婚姻不稳定的问题。在婚姻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上,婚姻移民的评价都比较高,且与本地联姻的夫妻没有差异。在具体分布上,有787%的人对夫妻双方的平等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有716%的人对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独立自由程度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有738%的人对夫妻双方的和谐程度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还有748%的人对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而与此同时对上述各项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则非常少。不过在对感情生活的满意度上,婚姻移民与本地居民有显著差异,后者对于感情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高于婚姻移民约6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婚姻移民在迁移中较强的经济动因和本地人在婚姻挤压下的理性选择有关,而双方比较忽略婚前了解和感情的积累,不过从总体看,双方差异不大。 虽然从数据上看婚姻移民家庭融合程度与本地联姻家庭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在婚姻移民家庭中还是存在一些容易造成夫妻矛盾和家庭不和睦的普遍因素,主要包括缺乏感情基础和婚前了解,较为低下的家庭经济地位,当地较为兴盛的赌博风气,文化差异导致生活习惯的不同、丈夫家庭对于外地人的偏见而造成的心理隔阂等等。其中有些是由于“异地联姻”因素带来的,比如恋爱时间能够很好地反映联姻双方的感情基础和婚前了解程度。而与本地联姻者相比,婚姻移民的恋爱时间要短一些,有11%的人表示没有恋爱就结婚了,432%的人谈恋爱时间不满一年。许多访谈者表示在异地打工本身就很辛苦,心理也寂寞,为了能有个稳定的住所和家,一旦有人介绍对象,他们通常会很快与之结婚。由于对对方及其家庭不了解,再加上双方的文化差距较大,双方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方面的差异也较大,容易造成一些口角纷争,比如饮食习惯不同以及语言障碍容易导致婚姻移民和家里的老人之间发生摩擦。在婚姻移民家庭里,对外地人最主要的偏见来自公公婆婆甚至其他兄弟、妯娌,他们对于婚姻移民的偏见、不信任、防范和猜忌比较容易引起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包括辱骂和家庭暴力。
  不过,这些因为文化差异、个性不同而导致的心理磨合仅仅是矛盾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在一个家庭中最大、最根本的冲突和矛盾通常来自于实际利益,最多的纷争仍然是出于对个人或家庭实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维护。因为在婚姻移民的迁移动机里,“经济理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在择偶中越来越注重感情和对方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择偶时只注重感情因素而不注重物质利益。物质基础仍然被看重,择偶动机中显示出了较强的经济理性和务实性。因此,家庭经济紧张、对配偶或配偶对自己的收入水平或赚钱能力不满、兄弟妯娌间的财务纷争、与娘家的经济来往通常是家庭矛盾的主要源头。在这些均能造成一般家庭矛盾的因素里,“异地因素”更

掺杂在其中,比如当地人与外地人联姻的个人和家庭总体经济条件要低于与本地人联姻的个人和家庭,经济困难者更多;出于现实的原因(路途遥远所付出的时间、经济成本),婚姻移民与娘家父母的联系往往很少,但是因为婚姻移民家里兄弟姐妹亲戚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会在婚姻移民的带动下来当地打工。因此,会形成一些婆家与娘家的互动,如果吃住在婚姻移民家里或者要求有其他经济支持的话,这常常会损害婆家人的利益,不仅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还会导致两个家庭之间发生较大的矛盾冲突。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地人眼里,与外地人联姻最难以协调和最难以忍受的也就是与其娘家亲戚之间的来往太麻烦,自家的实际利益容易受到损害。此外,本地人对外来婚嫁者及其配偶的偏见和歧视也常常使得其在大家庭的利益分配中得不到公平对待,婚姻移民家庭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引发家庭纠纷。 (二)家庭融合的原因分析总体看来,绝大多数婚姻移民能够较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家庭生活,家庭融合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异地联姻在较大程度上符合婚姻移民和当地居民双方的利益,联姻双方中的个人和家庭对对方都有较强的依赖和需求,移民适应与融合的动力较强,客观条件也较好,这种异地之间的婚姻结合是在各种结构性因素限制下联姻双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但是,异地联姻家庭中也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家庭问题与家庭矛盾,婚姻移民与本地人体现出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双重关系。
  一方面,对于婚姻移民来说,选择与当地人联姻是个人在户籍制度以及流动机会、家庭地位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结构制约下个人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吴江较好的地区经济条件是婚姻移民婚姻迁移的主要动因。在当前当地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下,外来人口想要落户吴江,门槛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于占外来人员比重较大的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来说,想要通过买房、投资等途径实现永久迁移、在当地落地生根还是不太现实的,而通过与本地人联姻则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这一目的。其次,妇女现实地位的结构性影响以及传统性别文化也对迁移妇女形成了一股推拉力。目前,婚姻移民的主体仍是女性(约占90%左右),性别分工的等级制和较少的独立迁移机会形成了妇女向外婚姻迁移的推力, “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和贞操观也将外来媳妇束缚在其并不愿意再维持的婚姻和家庭中,将她们留在并不愿意留下的社区中。[5]另一方面,对于吴江农村的当地居民来说,与外地人联姻也是在一系列社会变迁的基础上,本地的婚姻市场不再平衡时的一种较为理性的择偶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当地少数受到婚姻市场绝对排斥的择偶困难者是以放弃择偶的就近原则来实现更为重要的原则——通过婚姻交换获取对方的资源,满足中国人必须要结婚、成立家庭、养育后代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当地人更是出于“经济成本低”、“个人吸引力”、“延续香火姓氏”、满足“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更大程度上“避免家庭矛盾”等种种理性考虑而为自己选择“适合”的配偶,许多本地人和家庭逐渐接受甚至开始主动地选择来自异地的“合适”配偶。总之,双方都通过“联姻”找到了利益切合点,比较容易实现家庭内部的融合。
  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仍有排斥的关系。对吴江当地人来说,在满足家庭经济条件和理想婚姻模式的基础上,本地联姻是一种最优选择,与外地人联姻是个人和家庭通过婚姻进行资源交换的一个折中选择或者说排列在较后位置的选择,而不是在打破地域界限、对外地人在心理上完全认同的基础上施行的完全自愿的行为,由于资源争夺、文化排斥、刻板印象等原因,本地人与外地人仍有较强的心理隔阂和相互排斥的现象,而外地人身份也给异地联姻夫妻的婚姻生活和家庭融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放大普通家庭中也可能发生的一些矛盾。
  三、家庭融合对异地适应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农村婚姻移民与其他类型的移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与不同文化空间的人缔结婚姻,共建家庭,并迁移到配偶所在社区生活,他们是社区与家庭的“双重外来者”,[6]他们与新家庭的融合对其异地生活的适应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对新家的适应和融合本身就是其异地适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家庭的融合程度本身就是其异地适应程度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新家庭成员的和睦

处及婚姻移民对家庭生活的满足感是其适应异地生活的一股强大而重要的支持力量。(一)家庭融合是异地适应的重要内容首先,与配偶及其亲属的互动是婚姻移民的最主要社会交往。婚姻移民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是其与本地人关系的主要体现,其家庭矛盾和冲突也是其与本地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婚姻移民以姻亲关系为纽带展开与本地人的深入互动,以夫妻关系为主的家人互动是婚姻移民在婚后最重要的日常交往行为。早期那些“介绍来”的媳妇,她们是在对本地社会、文化没有任何适应缓冲期,同时也是在与本地人基本没有任何互动的情况下,就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新的家庭之中,她们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感知完全是从新建立的家庭开始;而那些“不以结婚为最初目的”的迁移者,在结婚之前作为普通打工者,他们与本地人的交往是非常少而且是表面化的。访谈中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自己在婚前或者谈恋爱前很少与本地人有深入交往,原先的朋友都是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老乡,通过与当地人恋爱、结合,他们才逐渐进入到当地的家庭,更多地接触到当地人的生活和深入到当地的文化观念里去。同时,远距离迁移使得婚姻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在缩小甚至完全断裂,而在陌生的移居地中新的社会关系需要建立,这时候最值得婚姻移民信任和依赖的便只有姻亲关系,而这些姻亲关系形成的源头便在于婚姻,婚姻移民新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依靠姻亲关系而延展开去。因此,婚姻移民在婚后新家庭的适应和融合是其异地适应的首要目的和重要内容。(二)家庭融合是异地适应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结婚之初的日常生活中,婚姻移民与本地居民相比,比例由大到小,存在着“生活习惯不同”(485%)、“语言沟通障碍”(37%)、“想念外地亲人”(255%)、“孤独”(106%)、“和家里老人相处”(162%)、 “缺乏家人支持(72%)”等6个方面的特殊困难,在语言障碍、生活习惯不同、缺乏家人支持和心理孤独等4个方面还存在着通婚距离远近的差异,即通婚距离越远,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越困难。在他们克服上述困难、适应异地生活的过程中,以配偶为主的家庭支持是婚姻移民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自配偶和家人的支持是婚姻移民感受到来自外界支持的最重要力量,与配偶关系的好坏也是影响婚姻移民对异地生活主观感觉的最重要因素。
  在婚后,不论是其适应当地文化、学习语言、更大范围地展开与本地人的交往等,都是在与本地人组成的家庭中完成的,而且以配偶为主的家庭支持对于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也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个人的家庭地位与家庭生活满意度均与其主观的适应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以配偶为主的家人的支持,是其异地适应中最为关键的社会支持力量;随着生育的完成,子女的支持也给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产生有利的影响,新的血缘的建立使他们有了家的感觉,减少心灵的孤独,抚育孩子也是他们学习当地语言、扩大同性间交往的重要途径。因此,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否很快克服最初在异地生活的不适应感、陌生感和焦虑感。虽然在婚后初期有诸多不适应,但由于借助婚姻关系可定居在富裕的江南农村,受到经济理性和传统婚嫁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婚姻移民适应与融入本地社会的动力较强,在适应机制上绝大多数人属于主动适应与积极融入,再加上与本地共建家庭,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他们能够较多地从职业技能、语言、生活习惯、交往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对自己做出改变,调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目前,80%的婚姻移民都感觉适应或十分适应当地的生活,而“比较不适应”和“非常不适应”的仅有04%。
  [1]周建芳.农村异地联姻的婚姻质量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0:3.
  [2]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5.
  [3]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32.
  [4]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3.
  [5] 杨筑慧.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与传统社会文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37—42.
  [6]谭琳,萧特,刘惠. “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3(2):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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