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席红（1972—），女，安徽人，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见
［摘 要］ 盛唐士风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士人积极干谒求进，但盛唐士人对干谒的态度又是相当矛盾的。经过魏晋风度的鼓荡，士之重人格独立的文化品格被盛唐士人突出强调，同时一般士人在干谒中趋炎附势、蝇营狗苟形成较坏的负面影响，使正直之士对干谒深以为耻；但盛唐之士又以强调个体尊严、出于公心、展示才华等方式修正干谒行为，所以盛唐士人虽多耻于干谒，但干谒之风仍很盛行。
［关键词］ 盛唐士风；干谒；魏晋风度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05-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53［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干谒，简单地说是指为某种目的而求见拜谒地位高的人。文人的干谒特指以进献诗文的方式拜谒。关于盛唐士人多有干谒之举的情况很多相关文章都有例证，此处不再赘述。对唐代士林盛行干谒之风的原因学术界也基本上有了统一的认识：这与科举制度、选官制度的不完备以及取人之途多样化有关。本人也很赞同这些观点不再重复讨论。这里主要想就盛唐干谒问题中学术界较少提及的或本人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盛唐干谒之风的特点——士人对待干谒的矛盾心态
盛唐士人对干谒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口头上否定干谒之举，实际行动上又干谒不止，还表现在献给被干谒者的诗文中表露出急切或坚定的请求援引之心，但在写给友人或自叙心声时却又表现出对干谒的不以为然甚至是鄙视的态度。
如王昌龄在开元年间，为求援引作《上李侍郎书》：“昌龄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长吟悲歌，无所投足，天工或阙，何借补之？苟有人焉，有国焉？昌龄请攘袂先驱，为国士用，棼丝之务，最急之治，实所甘心。”急切求仕之心跃然于纸上。天宝初年，王昌龄暂居长安时，其族弟王玙受皇帝赏识在朝中任侍御史，王昌龄在给他的书信中不忘表白欲求其推荐之心：“……贱臣欲干谒，稽首顿殒碎。哲弟感我情，问易穷否泰。良马足尚踠，宝刀光未淬。……”（《宿霸上寄侍御玙弟》）所以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1说：“观王昌龄诗，仕进之心可谓切矣。”可是王昌龄在《放歌行》中却表示：“望尘非吾事，入赋且迟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把自己及第归功于主考官慧眼识珠，否定自己曾有“入赋（献赋）”、“望尘（交游权贵）”之举。在《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则说自己干谒屡次无果不妨穷达一听之于命运：“……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罢酒当凉风，屈伸备冥数。”对仕进的迫切要求已变为一任穷达的通脱了。
至于李白，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就更明显了。李白“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他拜谒过的人从州府的长官，到朝中的显贵乃至皇亲国戚都有。如在蜀中时，他干谒过广汉太守、益州长史、渝州长史李邕；在安州，他拜访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等；在襄阳，他上书荆州长史韩朝宗。同时，李白还赴东都洛阳向玄宗进献《明堂赋》，干谒过玉真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等等，可以说他在某地居住较长一段时间就会和当地公卿有交往。但他却标榜自己“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在干谒成功得以应诏入京但又很快放还后，就宣称自己从此不再曲意干谒、逢迎权贵：“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可见李白也认为干谒是违反本心的屈己之举。
杜甫科举失败之后困守长安，整整十年四处干谒。他不仅向玄宗进献《雕赋》和《三大礼赋》，而且频频向朝中公卿投送诗作，集中的《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韦左臣丈二十二韵》、等都是干谒之作。但他一方面言辞恳切求人援引，一方面又一直对自己“衔泥附炎热”（《去矣行》）的干谒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此时杜甫对干谒从俗的看法还是矛盾而复杂的。直到四处碰壁受够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他就明确表示自己对干谒是深以为耻的：“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以他多次劝诫友人不要干谒：“胡为飘泊
岷汉间，干谒侯王颇历抵。况万山高水有波，秋风萧萧露泥泥”（《寄狄明府博济》）；“愿子少干谒，蜀都足戎轩。误失将帅意，不知亲故恩”（《别李义》）。
可见，盛唐士人在干谒问题上普遍表现出观念和行动上的矛盾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下文将对此有所分析。
二、矛盾心态分析
对盛唐士人在干谒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观念和行动上的矛盾，目前学术界在探
究原因时多集中于讨论盛唐士人为什么虽以之为耻而仍干谒不止，认为是在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而积极入仕干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盛唐士人为什么会以干谒为耻？可以说盛唐士人积极干谒很好理解，而同时又以干谒为耻就不太让人理解了。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外部原因，干谒中的丑陋百态让正派士人深以为耻。当时一般士子为求仕进不靠自己实力，而是四处叩拜公卿，“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一些吏部官员也不能洁身自好，造成干谒成为科举之弊的最大一端，很多士人在干谒中丑态百出斯文扫地，以致很多正直、耿介、才华之士不屑于与普通士人为伍去交游权贵。
《文献通考•选举考二》“举士”条引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於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於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处虽是就整个唐朝来说，但这种不顾士节的奔竞之风从初唐到盛唐一直弥漫于士林。武则天时右补阙薛谦光上疏言：“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可见干谒已成为让统治者关注的不良社会问题，所以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甚至把干谒当成制举策问的议题：“贤良方正科”第一道问说：“隆周御历，多士如林。扬己露才，干时求进。宁知媒衒之丑，不顾廉耻之规。”玄宗朝洋州刺史赵匡在力陈科举之弊时也把干谒列为其一：“……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这种风气影响太坏且择人不才，以至玄宗不得不有所整治。天宝二年，玄宗以吏部铨选请托成风，遂御花萼楼亲试选人。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干谒负面影响很大，在盛唐时已被多加指责。杰出之士自然嗤之以鼻或强调自己的干谒是出于公心。
一个是内部原因，“耻干谒”源于盛唐士人对“士”的文化品格的承袭，尤其受魏晋名士清高鄙俗风度的影响。士之文化品格包括重功业和人格独立两方面，其中人格独立在魏晋觉醒思潮影响下被突出强调，从而形成魏晋名士清高鄙俗之风度，影响着盛唐士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从春秋战国开始，“士”由社会的末等贵族阶层向知识阶层过渡，开始活跃在社会，尤其是政治舞台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从整体观照中国历史，“士”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先秦以来士人品格概之有二： （一）有积极的入世精神。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一点被盛唐士人发挥到极致，毋庸多言。所以综观上述薛谦光、赵匡等人对干谒的批评，可以看出他们不满的其实不是干谒行为本身，积极追求功名是无可非议的；他们不满的是士子们在干谒中表现出来的为一己私利而趋炎附势“不顾廉耻之规”的丑态。
（二）注重道德修养，保持人格独立。作为知识阶层的士，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君主之间没有固定的人身依赖关系，在社会上有流动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独立思想的自由，因而他们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人格独立突出地表现在士对待权势的态度。《孟子•尽心上》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基于这种认识，不趋炎附势的士人格外受人尊敬。秦汉之后，封建一统君主专制，士的相对独立人格几
丧失殆尽。但士人在观念上仍以“道”抗“势”，极力保持个体尊严。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社会黑暗，仕途险恶，士人于外部世界找不到个体存在的支点，因此格外注重自身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同时，名士们清高鄙俗的处世态度和注重清议名声的社会心理客观上也使士人耻于屈己求人。魏晋风度中超越礼法、我行我素、纵情任性的作风无不显示着士人对独立人格的珍视。可以说，士之重人格独立的文化品格经过魏晋风度的鼓荡被空前强调和突出了。同时，名士们清高鄙俗的处世态度客观上也使士人耻于屈己求人。
盛唐士人的干谒求进，是士之重功名的文化品格在清明升平时代必然的勃兴；但被魏晋士人突出强调的人格独立也成为盛唐士人文化品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积极进取投身政治的同时保持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一直是盛唐士人孜孜以求的。就对干谒权势的问题上，基于积极入世和人格独立、道德修养的双重要求，盛唐士人一方面耻干谒，一方面又积极干谒。
综上，本文辨析了盛唐士人在干谒问题上存在的观念和行动之间的矛盾心态，以及产生这种矛盾心态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认为经过魏晋风度的鼓荡，士之重人格独立的文化品格被盛唐士人突出强调，同时一般士人在干谒中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从而形成较坏的负面影响，使正直之士对干谒深以为耻；但盛唐之士又以强调个体尊严、出于公心、展示才华等方式修正干谒行为，所以盛唐士人虽多耻干谒，但干谒之风仍很盛行。
参考文献：
［1］董诰．全唐文（卷33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