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西桥（1973—），男，安徽无为人，安徽省无为县姚沟中心学校政史教研组组长。
［摘 要］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的开拓者，其口述史著作众多，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口述史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其从事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的整理、撰写等一套的方法，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实践尤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德刚先生；口述史；认识；方法；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11-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56［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近年来，国内各种媒体、网络、和图书出版等都出现大量关于口述史方面的节目和书籍等，涌现了一股“口述史热”。在深入追溯这一股热潮背后的领军者时，让人不得不提起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1920——2009年）。作为海外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很多，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但使他蜚声海内外和富有开创性的是他口述史的研究及其著述，其口述史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史》等。大陆史学界很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把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口述史翻译介绍进来了。笔者学识浅薄，谨以此文，欲在唐德刚先生口述史学及其方法论上有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和总结，以就教大方之家。
一、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史之认识
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长期从事着口述历史的实践工作。从他所做口述史对象来划分，其口述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的口述史。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亦云回忆》和《张学良口述史历史》；一类是能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人群。有《战争与爱情》和《桃园县的“下中农”》。
经过多年做中国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实践，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历史涵义也有着自己的阐述，他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诚然，依唐德刚先生的表述，在口述部分之外，口述史家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所得口述资料为凭借，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积极构建口述历史。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他在比较史学的视野下进一步总结了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异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对口述历史的作用，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而且，唐德刚先生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传统史学中探求“口述历史”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他认为《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是我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实例。又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把我国有记录的“口述历史”的源头最早追溯到孔子作《春秋》算起，并且认为《论语》也是由孔子口述、其学生或其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口述史。在西方传统史学中，他认为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希罗多德的作品到《马可•波罗游记》等，都是“口述历史”。在论述口述史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时，身为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他兼容并包，大胆、批判性地吸收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中有益主张。我国传统史学有“六经皆史”、“文史合一”、“诸史皆文”、“史以文传”等主张；西方史学很早也有“二经皆史”之说（二经为《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史学发展到当代，在西方更涌现了“史学若文学”等主张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浪潮。虽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种种缺点和不足，如强调叙事中的虚构性等，但在历史的叙述中加强文学性是值得借鉴的。在口述史的叙述中，他积极用生动、幽默、诙谐的笔法来写口述史，增强了口述史的可读性，他说：“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之方法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其从事口述史的方法、技巧和
则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学识有限，试着从口述史访谈、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等方面对他的口述史方法做进一步的探求和总结。
（一）在口述访谈方面
一部口述史著作的产生，口述访谈是其至关重要的部分，否则就不能称其成为口述史。唐德刚先生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其形成了自己一套访谈方法与技巧。
首先，在口述访谈的方式上，他采用的是口述史访谈中最为流行的一对一的访谈，即访谈者与受访者一对一的交流。从他目前流行于世的口述著作文本中可以窥见其当时访谈的方式。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有“唐君，你还要我说什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随处可以见到“我跟你说一个人”、“我跟你讲”等这样的说话方式。从这些口述著作中留下的当时访谈痕迹可以看出其所采用的访谈方式为一对一的访谈。他之所以采用这种访谈方式，这一方面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对他所指派的要求，人员有限，只能一对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受访者有很好的个人情谊，易于一对一的访谈。而且，这种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易于互动交流信息，可以更好地让受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在访谈的技巧上
他所做的口述史都大多是个人生命史的口述史。唐德刚先生由于熟稔中国近现代转型社会的这一段历史，他把所做访谈对象一生的经历，按逻辑结构和时间顺序，划分为若干专题，编成访谈写作大纲，每次访谈都围某一专题的重大事件与受访者进行访谈交流，有的放矢。这种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史中总结得来的。在做胡适口述史时，据他自己记述：“我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找出个有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这些节目有关的资料和情节稍加汇编。‘访问’之时，我就根据这个单子和资料，向胡适发问，或请胡公自动叙述。”从他一生著作中“用功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的访谈技巧中更可以窥见其口述访谈技巧的娴熟。据他自己记述：“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
而且，他口述访谈的技巧还表现在，虽其有很深的史学功底，但他每次访谈前都事先准备详细，而且在访谈中很有技巧性地从旁提示资料，让访谈者能回忆所经历的历史场景，说出自己的故事。据他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的口述访谈时，都先把每次访谈专题的客观背景讲清楚，然后再请受访者讲述自己在这段历史史实中所扮演角色，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仅如此，他很善于和受访者在口述访谈之外交谈、交心，聊些“无记录的谈话”，他说：“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这个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访谈中得来的，屡试不爽。
（三）在口述史访谈原则上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静静地、认真地倾听受访者的心声，这也是口述访谈中最重要的原则。像李宗仁、胡适、张学良辈等，晚年生活在异乡，英雄坐老，孤寂难以排泄，唐德刚先生对他们所做的口述史，正好是他们排遣苦闷的方式之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唐德刚先生能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很难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也很难写出当代几部寥寥可数的畅销口述名著。据唐德刚先生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口述访谈时，经常“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四）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
唐德刚先生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总结：
首先，在口述资料的整理、筛选上，他有一条重要的方法，即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相互印证。遇到受访者所述史实不正确时，他都是回头及时整理并把正确的资料加进去，以求符合历史事实。这条重要方法是他多年从事口述史实践、研究的经验之谈。他说，“口述资料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而考证而成的。”他在整理
、筛选李宗仁口述访谈资料实践就是这条方法的最好实践明证。据他自己记述，“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会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他所用的补充资料都是“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报章杂志的记载”，这样就可以“考据出确信无疑的历史背景”，竟而“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部信史”。
其次，在口述史的撰写上，他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在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尽量保持其口述访谈史料的语气和原貌，做到原汁原味的口语化风格但又不失其真实性。从目前他出版发行的口述史著作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撰写特点。据他自己记述，他在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这样就有利于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和真实性。
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各个受访者的综合素材和实际情况，在口述史的撰写上对各个受访者的口述史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胡适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创设了一种受访者口述和访谈者注释的综合模式。从《胡适口述自传》可以看出，唐德刚先生的注释部分在整部口述史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朱旭晨对唐注总结的那样，“从内容看，这些注释涉及中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的指出正文所提问题的参考书目及出处，有的对各种学术及制度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对胡适及其他人物、事件、观点等进行评论等等，不一而足。”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先生还把他在做其他口述史中所得到的口述证据通过注释的形式补充进去。如，他在撰写胡适口述认为1915年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中国外交部故意泄露于世的这一史实时，他就在注释中征引了他1960年做顾维钧口述史的口述资料以证明这一史实。其撰写中区别对待的例证还有，他在撰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时，是先写中文稿后写英文稿，他说：“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综上所述，从以上总结可以看出，从他对口述史的认识，到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整理、撰写，唐德刚先生都给后世从事口述史实践和研究的工作者留下来宝贵的方法财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为当下不断发展的口述史学提供了借鉴的理论与思路模式。总之，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和口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2］唐德刚．胡适杂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3］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4］唐德刚．史学与红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唐德刚．书缘与人缘［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