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新儒家中，唐君毅提出“性情的形而上学”，牟宗三提出“道德的形而上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作一清理。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性情”一词其实和“道德”一词是相对而共生的，反映了早期儒道两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可以说“性情的形而上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拟从早期道家的思想来讨论道家是如何体现出“性情的形而上学”。
　　关键词：早期道家；性情形而上学；老子；庄子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135-04
　　在当代新儒家中，唐君毅提出“性情的形而上学”，牟宗三提出“道德的形而上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作一清理。从哲学史角度来看，“性情”一词和“道德”一词其实是相对而共生的，反映了早期儒道两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可以说“性情的形而上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从早期道家的思想来讨论道家是如何体现出“性情的形而上学”。
　　一、何谓“性情的形而上学”
　　从文学的观点看，有情的宇宙观，可以说是世界上各种文化共有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从哲学这方面看，中国自原始宗教起，一直到维系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始终保持有情的宇宙观不变，这是一独有的现象。中国哲学是从性情的自觉开始，如儒家觉察不安不忍，侧隐之情，孝悌之道，或道家觉察人之迷执，人之成心，而求用虚静的工夫复人之本真。勿庸置疑，“性情”观是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体现出诸子对人性本质和作用一种基本看法。中国哲学更由此推进，以性情的流发、感通为好善恶恶之心，作为进达形而上学之路。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心灵倾向，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唐君毅先生在其毕生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提出了“性情的形而上学”一词，认为面对世界的不合理，须从人精神上的合理要求着眼，以人的性情及其对善的愿望为本。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是一切理想、道德、正义的形而上基础，是为“性情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立根在生活中的性情，发而对真实世界的肯定。人可由哲学思想去推知，理想有一实现的动力；而这动力的根源，即天人合一的本心、本性、本情。这种思想并不是要通过严格的推理步骤去证明什么，而是由审美活动和宗教情绪两相结合的结晶。它建立的基础，在情不在智。在这里，理想成为一道德的无上命令，所谓“天命”成为道德上好善恶恶之情及恻隐之情，而努力去化解世界的不合理，成为一不止息的奋斗行动。应该说，唐先生所创“性情的形而上学”一词的确洞察了中国哲学的精华，比牟宗三之“道德的形而上学”更为符合中国哲学的实情。
　　二、郭店《老子》等早期道家的道与性情
　　一般将先秦道家分为老、庄及黄老三大派别，庄子学派对儒家的仁义观，确实有较鲜明的对立，但老子并非如此，至于战国黄老，它的融合性格则十分明显。从郭店本《老子》和通行本《老子》相异之处恰恰反映出早期道家这种流变的历程，这也是当时社会结构和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作者等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郭店《老子》一书出，可基本断定《老子》一书至少成于战国前期以前。在郭店楚简中，有七十一枚是抄录《老子》的，整理者根据其形制、长短，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三组简总字数约为今本《老子》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老子哲学中的道是如何体现性情呢?
　　先秦思想家往往不区分性情，把人的情欲和感情现象直接当作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老子言道，并不离开观照者的心灵，《老子》书中曾用“圣人”一词三十一次，“吾”字二十二次，“我”字十九次，均是人的心灵的显现。可见，老子冷眼观宇宙，又确乎藏有深情，从中可以隐约感到从性一情一道的逻辑结构。通行本《老子》中，老子对“仁”的观念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它主张“与善仁”(八章)——强调人与人间的相互交流要重视仁；另一方面又出现“绝仁弃义”(十九章)的说词，这一矛盾向来困惑着研究老子的学者。郭店《老子》等早期道家书出，才使得我们有了解开迷惑的新的可能，原来通行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简本却是“绝伪弃诈，民复孝慈”。长期以来“绝仁弃义”之说，其实扭曲了《老子》“兴善仁”的主张，以致使老学失去了原本所有的广

的伦理空间，也使道家的性情观变得离我们若即若离。我们说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而能感通者在于有情。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也由于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相感通。这恰恰是有情的宇宙观和“性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这与后来存在主义哲学“他人即地狱”的命题形成鲜明对比，也是中国哲学辨证逻辑比较发达，而一直未能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形式逻辑的重要原因之一。
　　《老子》另一章对仁义的观点，也因后人的增添而误导了原义。通行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对照郭店《老子》，才知道通行本多出了“智慧出，有大伪”一句，多出的文句，使后人很容易错误地把“大伪”和“仁义”对等的看待，从而引出老子对仁义采取贬抑的解释。如果我们删去“智慧书，有大伪”这一句话，从整章的结构看，可以看出“大道”是寄寓了老子理想中最完美的状况。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它正面的意思是在原本的状态中，仁是以一种和谐方式自然地融合在大道之中，如鱼之“相忘于江湖”，因此无须将仁义、孝慈的伦理关系予以外化而特别加以彰显。在一个大道流行的自然状态中，仁义本就蕴含在大道中，正如孝慈蕴含在六亲和睦、忠臣蕴含在国家安泰的情境中，但如果这个和谐的状态发生变化，以致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社会秩序丧失了它维系伦理的功能，那么孝慈和忠臣反显得特出而难能可贵了。总之，自郭店本来看，老子不仅没有排斥仁义、孝慈的意思，反而是对仁义、孝慈在社会化的人际关系中采取肯定的态度。从而，同样把对社会和谐的一种深深的祈望蕴含在道生人、人为道的一部分之中，人之性情也即为由道而来。 ，以郭店竹简中《老子》诸篇为代表的早期道家思想，体现出经验性、历史性的特色。“以实事和实功”或“实事求是”式地就人事说“人道”的思想模式在初民的社会就很普遍，与上古巫术仪典有关，这个时期人心的忠诚敬畏被认作关乎神秘力量的出现和存在而至为重要。到了后来虽然与早期道家思想相结合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基本模式以及感情的基础却始终未变，无兵法、权术，无反儒特色，基本思想与儒家同：重孝慈、主忠信。从郭店楚简中被认为是孟子之前早期儒家思想的如“性自命书”、“太一生水”等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相似的性情观。不止于“性”，而且重“情”，如“率性之谓道”就涉及“情”。与后世“性善情恶”观念(从汉儒到理学)完全相反，“情”在这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肯定位置，“情生于性”而“道始于情”。因为“情”是“性”的直接现实性，是“性”的具体展示，对“性”的陶冶塑建实际上便都落实在“情”上，不但“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而且“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在这里“情”成了善恶忠信的标尺所在。说明在先秦庄子之前的儒道之间确曾有过以“情”为本，相互既竞争又融合的过程，而二者的分野又恰通过对性情的“分”与“全”上表现出来，也即儒家更多体现别贵贱，道家更多体现齐于一，这在庄子及其后学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三、庄子及其后学的言道之情
　　到了庄子那里，“性情的形而上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落实，在庄子那里“情、性、命”成为其极为重要的名词。在《大宗师》里有一段论述：“夫道，有性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在《天地篇》里他说：“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实际把“情”与“性”合而为一，把“有”和“无”及“可”和“不可”相合而言。“有”的是“情”与“信”，故庄子以真宰和真君都有情，宇宙主宰及人的真心，皆有真情的表现。不过，无朕无形，只能通过无的工夫破除障碍才能见，所谓“有情无形”，此情非一般现实上的情智，却为超越之情，是“无情之情”，是无情为本的性情的形而上学。
　　在这里，庄子之道的人间性更进一步落实到人心，由人心、人性、人情的发扬来体现一种不为行迹所拘的生活态度，庄子在这一点上与儒家伦理重视“别”之精神所导致异化、外化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庄子眼中，儒家的性情是一种外化的礼节，而道家所着意的是人的真情的流露。在张扬个体生命自得自适的前提下，一切礼仪规范，如果异化到乖违人情、背逆人性的地步

，都为庄子所扬弃。《大宗师》子桑户的寓言即表达了庄子对礼的真实内涵的探究而流露行礼者的真情实感。
　　庄子及其后学倡言“任情”而“安情”，以仁义是否合乎“性情”为至道，反映出在礼制文化垂危之际注入“情”的重要性。庄子后学曾提出一则发人深省的话语：“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要求人伦道德必须以人情为指归，由此，他们进一步提出“任性命之情”、“安性命之情”的呼吁。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也值得我们深思。以往对道家批评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认为道家讲虚无主义，但我们回首早期道家时，却发现道家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一个有情的世界。有情的宇宙观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庄子及其后学对儒家礼义性情即使是最激烈的批判，仍然有着深刻而正面的意义。应该说道家深刻的地方，恰恰就是对人被社会化、文化化后的一个反省。真正使天、道、诚有了性情的本质，也最终使“性情”有了形而上意义。
　　四、“性情的形而上学”的当代意义
　　毫无疑问，早期道家“性情的形而上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现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现实的意义。
　　从中国哲学史的重建来看，“性情”一词在中国哲学具有其极大的广泛性和包容性，某种程度上兼通儒释道三系统，甚至可与西方思想会面。后世之所以夸大了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把这些学说本身和产生它们的基础，与历史上对它们的诠释区别开来。由此回溯到孽乳、催化这些学说的前诸子时期思想就更清晰了，实际上儒道两家的“性情”观，无论如何争辩，都离不开西周初年以来曾经独领风骚的德的传统，它几乎无所不在地渗透在西周时期的制度(礼)和思想的所有方面，这种文化气质强烈表现出对宗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正是在这种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中国人“有情的宇宙观”，也才把“性情的形而上学”作为重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和基础。
　　从现社会的精神生活来看，“性情的形而上学”与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和谐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思想出现一个空转状态，这个时候，回顾轴心时代的“性情”观，对于重新找回我们文化的精髓，树立民族自信心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西方传统中，道德的完美是通过理念和感情的内在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的，而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伦理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这种内在的冲突，由心、性、情构成的完整的自我，恰恰是和谐精神的哲学基础，从这点看，早期道家“性情的形而上学”对现社会的精神生活，对于建立人与自己内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着现实的意义。
　　综上所述，以往对早期道家的“性情”的确关注不够，这有其客观原因，但今天一大批新材料、新发现使我们有了深人探讨的可能。这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重建包括进一步探讨前诸子思想必将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也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2]梁燕城，《破晓年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3]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陈鼓应，先秦道家之礼观[j]，哲学门第一卷(2000)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9，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三联书店，2001，
　　[7]郑开，德礼之间一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