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有与民营、基础与创新、计划与市场、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发展模式； 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 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3-0026-06
　　on the path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four provinces: zhejiang, jiangsu, guangdong and chongqing
　　feng zhi-feng
　　(jiangxi party school of cpc,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 any ki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lated to a region or nation should make a suitable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od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gradually formed several development mode include jiangsu model, zhejiang model, guangdong and chongqing model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se patter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will generate a new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ust be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exploring a kind of scientific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izing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state-owned and private, basis and innovation, plan and the market,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powerful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mode; mode selection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以渐进改革发挥独特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业已取得巨大成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苏南模式、以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的浙江模式、以外向型经济引领发展的广东模式、以国有金融杠杆运营的重庆模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增长极。近年来，关于发展模式曾经有两次比较集中的讨论。一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比较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集中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讨论，逐渐融合产生了新苏南模式和新浙江模式；二是五年来，围绕广东模式“做蛋糕”和重庆模式“分蛋糕”进行争论，通过反思，深化了改革认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地经济发展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能反过头来寻求旧的发展经验的支持，也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模式，而应尊重现实，秉承因地制宜，锐意创新的发展原则，通过构建政治平静、经济平稳、文化平实、社会平安的科学发展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模式概念辨析
　　模式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其本质是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论。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1]
　　（一）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源于温州模式，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抓住国内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通过明晰和保护私有产权，依靠民间自发力量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民营经济为主体，家庭经营为载体，专业化市场为纽带，以农村城镇为依托的发展形式。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政府则发挥着促进性、倡导性、裁判性的作用。
　　（二）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脱胎于苏州模式，是“对无锡、苏州、常州地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与主要走向的一种概括”，[2]指地方政府充分

挥乡镇企业的优势，依靠强大的招商引资策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借助外资的技术管理及商业渠道，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它是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典范。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和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具有“政府引导，外资引进，错位发展”特征。 东模式
　　“广东模式”由“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深圳模式”发展而来，指在经济发展急剧变迁过程中，为应对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挑战，积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机制，通过“解放思想、行政改革、腾笼换鸟、财政公开和网络问政”等形式，着力形成“政治开明、提倡效率、相对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在2010年6月12日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特别是重庆市如何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利用后发优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其政策以内需促经济增长为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着眼于加快城镇一体化建设，实施民生工程，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以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模式比较
　　比较是确定事物之间异同的思维方法。通过对上述四种发展模式的多维比较，将有助于探索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一）共同点
　　共同点主要表现为发展基础、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三个方面。
　　1. 发展基础都比较薄弱。四地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相似，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各种矿产资源也比较贫乏。特别是在工业化社会，农业产出低下，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找出路。同时，苏南、浙江、广东和重庆都具有商业文化传统和刻苦耐劳拼搏精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抓住机遇，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2. 发展目的是共同富裕。四地发展模式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3. 发展源泉是文化引导。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江苏、广东和重庆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将文化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发挥文化软实力引导作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道德保证。
　　（二）不同点
　　1. 自然人文条件
　　（1）浙江经济发展的草根性。浙江省位于东海之滨，常住人口占全国3.8%，土地面积占全国1.1%，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土地资源贫乏迫使人们选择经商务工，“具有杰出经商能力的浙江人是浙江经济现象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浙江模式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3]“浙江模式”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其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在自主创业过程中，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构成具有“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
　　（2）江苏乡镇工业的传承性。苏南地区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的辐射能力较强，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直接接受上海的辐射。苏南以兼容并蓄的吴文化著称，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作为中国近代的传统工业基地和商品经济发祥地，苏南培育和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逐渐形成立足本地办实业的经济发展特点。
　　（3）广东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广东位于中国南部沿海，集中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的开放自有其历史渊源，晚清时期广东就是革命的思想策源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gdp一直保持全国第一，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形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广东充分继承和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领头羊精神”，首开网络问政的先河，创新人大代表视察制度，发展舆论监督，培育发展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鲜明的现代民主观念的现代公民。
　　（4）重庆经济社会的后发性。重庆作为直辖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与金融中心，素有“山城”之美称。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重庆定位为国

际大都市。文化方面，重庆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效提升了人们的道德水准。
　　2. 经济发展状况
　　四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可用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加以考察。
　　（1）经济总量比较。“十一五”期间，广东的gdp一直居于第一位，江苏紧随其后。重庆作为后发型发展地区，经济总量与其他三地不具有可比性。如单纯从数据来看，浙江经济发展似乎退步了，实际上，浙商早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许多浙商在省外的每年gdp贡献和纳税额，都已经大大超过在本省的贡献。
　　（2）经济增长率比较。四地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年均增长10%左右，体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其中，重庆市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年均增长15%左右，特别是在2011年，重庆以16.7%的增长速度荣登全国榜首。重庆市政府推行金融杠杆的发展方式产生了很大的效应。
　　（3）人均发展水平比较。浙江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8000元人民币，约合9000美元，跃居全国第一。结合表2和表3可知，浙江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2011年，浙江居民收入达30900元，农村居民收入13071元，居全国之首，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
　　3. 产业发展特征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都会经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变的过程，催生产业集群。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波特首先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与供应商、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4]
　　（1）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兴起。浙江以农村工业为发展主体的工业化道路选择，“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与世界的流通网络”。[5]浙江模式属于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以民间诱致型的制度创新发展模式。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以上。绍兴纺织、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州领带、温州打火机、海宁皮革等，这些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提升了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但浙江经济依然难以摆脱主要靠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企业多注重规模扩张，忽视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耗能的产业依然占主导，“传统优势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递减”。浙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只有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乡镇企业遍地生金。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传统苏南模式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南地区是靠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政府推动下，江苏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在苏南形成了“引进来”的开放型经济模式。苏南模式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使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活力减弱。由于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外资俘获”型，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小企业规模增长，因更多地受到外在不经济规律的制约而出现“二元化”倾向；苏南外资撤离后的产业空心化，归根到底是缺乏“根植性”“融合性”环境造成的，将是苏南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
　　（3）广东外向型经济引领发展。近年来，广东加大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扶持支柱产业，使全省工业产业结构逐步合理化。如今广东的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造纸、医药、汽车等九大支柱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对全省工业增长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化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三大传统支柱产业稳步发展。广东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受到重创，“企业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将使得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更易淘汰出局或亏损。”[6]
　　（4）重庆高新产业日新月异。重庆充分发挥地理资源、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着力壮大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五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保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创新成果显著的产业发展体系。但重庆模式存在着严重债务问题。截至2012年2月末，重庆市中长期贷款中的单位固定资产贷款余额高达5416亿

元，面临资金链有可能断裂危险。“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却要不断发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地方债来搞新项目”。[7]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发展思路不清，国企经营非市场化，是重庆模式的最大危机。
　　4. 政府调控方式
　　对于政府的作用，老子的《道德经》有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是以合乎天道、自然而为。世界银行在《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是非常必需品。沒有一个法治政府，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1）浙江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自主调节方式。浙江模式是一种自发自生自组织的市场解决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是什么，做那些不错位、不空位、不越位的事情，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无为而治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于为广大群众的探索挑担子，并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8]浙江逐渐形成了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即活跃的市场加有为政府的市场”。政府与市场在博弈中实现合作互补，使地方政府在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2）江苏奉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辅助调节模式。江苏执行的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企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的调节机制。1992年起，苏南各地不失时机地提出“借助上海、错位竞争、走向世界”的经济国际化战略，带动外资大量涌进。在招商引资中，各地政府的推动作用不可忽略。苏南模式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政府的“有为”作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或“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苏南模式“土地+外资+政府主导”运作机制，带来的后果是“国富民穷”。金融危机导致苏南多数乡镇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出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弊端。
　　（3广东履行政府劝导下的市场基础调节模式。广东一直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就广东模式倡导经济发展、经济效率，兼顾社会公平、福利社会建设，更注重顺应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力求缓解经济社会结构内部的紧张性，推动广东经济社会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4）重庆厉行政府领导下的市场补充调节模式。当前我国民众面临的“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为重庆模式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为维护社会公平，重庆率先征收房产税，而后又推出保障房政策。推进民生户籍改革，加强食品医药管理，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赢得了相当部分民众的支持。但重庆模式可以说是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以此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其弊端主要表现为，依法治国受到严重挑战，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导致政府和公众法制意识淡薄。重庆市对少数民企的选择性打压是在严控信息外露的情况下进行，这实际上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违背真实民意的极致表现，“这种不计成本的运动式治理还会导致执政公信力的流失”。[9]
　　“广东模式”更大程度地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重庆模式”更为强调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苏南模式”政府则坚持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补充作用，“浙江模式”侧重于在宏观政策引导下，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两者实际上处于政府和市场的两极，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则处于两者之间。
　　5. 发展民生措施
　　（1）浙江平安工程稳步推进。浙江省深化“平安浙江”建设，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开展滥用食品添加剂、“地沟油”等专项整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保“一卡通”全面推行，所有市县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达285元以上；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建立孤儿和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20.9万套；开展13项国家级教育改革试点，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计划，建立普通高中助学金制度，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稳步实施，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继续加强；完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五项重点任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扎实推进苏幸福社区温暖人心。苏南全面推行“幸福社区”服务管理模式，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创新“大调解”机制，积极探索流动人口、特殊人群、“两新”组织、信息网络等服务管理新举措，认真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支持学前教育加快发展，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城乡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8%，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10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扎实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效解决了居民看病难问题。
　　（3）广东公共服务成效显著。广东省率先编制实施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共投入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9673亿元，财政对民生投入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从40%增至57.2%；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稳居全国首位。养老保险实现省级调剂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顺畅，实施住房保障近20万户；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10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2%提高到28%；卫生资源总量适度增长，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和卫生事业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全面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达9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9.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逐步健全，有效防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
　　（4）重庆民生工程喜忧参半。实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保障了转户居民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权益和待遇；健全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调控，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率先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重庆主城房价在全国35个重点监测城市中始终保持中低位；国有资本收益的15%上缴财政用于民生，强力支撑了公共服务建设。“十一五”期间，建成农民新村519个、巴渝新居5.2万户，改造农村危旧房12万户，农房品质明显改善；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个，建立起农民按股份分享经营收益的体制机制；重庆低收入百姓获得很多财政转移支付，但同时存在不良后果，重庆市主城区规划应修未修中小学、幼儿园高达1000余所，中型医院40余家，养老公寓6万套，遗留许多社会安全隐患。
　　三、结论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中国经济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社会市场调节机制，强化民生工程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国有”与“民营”的有机结合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有制问题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所有制结构是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全社会资本总量中的比例关系，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出发点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将两者内在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一是就国家性质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科学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吸纳“浙江经验”“藏富于民”的理念，为“民营”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二是就发展阶段而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培育市场体系，促使民营企业在活跃市场、增加税收、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实现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三是就产业特征来看，国有企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就业密集的中小企业。“国有”“民营”虽各有分工，但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既能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又能在宏观层面提升国家竞争力。民营企业则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一般性竞争领域，与大型国

企之间实现交错发展、优势互补、形成彼此促进的“双赢”态势。
　　“国有”与“民营”的结合，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又较好地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有利于保障按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基础”与“创新”的有机结合
　　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无农不稳。工业是农业的延伸，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支柱，无工不富。但近年来，我国普遍提出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认为只能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有些地方甚至损害农业来发展工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证明，“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基本原因。”但“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取决于对农业的基础创新和人力投资。”必须利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每个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大衰退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随着增长理论对技术外溢模型的不断深入研究和验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继资本、劳动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事实证明，技术创新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工农业，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引导加强各方面资金投入，全面地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和创新驱动，从而实现结构和产业升级”。对中国企业来讲，可借鉴广东“腾笼换鸟”模式，实现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技术创新上，注重运用市场机制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问题，构建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市场化进程必然引发资本化进程，资本化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但是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必须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温州民资多而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而融资难的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民间借贷危机的制度根源，为温州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政策保障。”[10]在金融改革中，必须加快金融结构调整，促进金融创新，推进银行体系改革，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提高银行体系对不同融资要求的适应性，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以及产品的创新与供给。
　　（三）优化社会主义市场调节机制，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从调节方式来看，政府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应根据现阶段综合应用调节手段，协调好“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找到政府与市场无缝衔接与完美结合的“黄金分割点”。如果放任自流或控制过严，“政府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11]502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黄金分割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具体的前提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要求区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地区如浙江、苏南和广东等采取不同的组合政策。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行政法院体系、行业合规监管、价格听证制度、吹哨检举揭发制度、知识产权体系等，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秩序。
　　市场经济的巨大功能就在于能极大地激发各种要素的活力，而且赋予了各个经济主体最充分的自我选择权，因而市场经济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结构合理化，从而有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当前，必须充分关注市场经济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会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与风险。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要实现信息的彻底公开。因而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必须有效保证“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或事件的信息”公开化，促进信息对称化。
　　（四）强化社会主义民生工程建设，实现“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
　　“经济增长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更强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自由。”[12]302实践证明，在国家富有的前提下，建立具有

调整收入分配作用的再分配制度是实施惠民工程的关键。
　　1. 改良税制结构，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我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以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税负水平，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而发达国家的税收很多都以直接税为主，美国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其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保证了收入差距从收入环节上就被大幅度调整。为此，通过改良我国税制结构，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并可以考虑在改革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征收基础上，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物业税等。
　　2. 改善民生支出，深化财政的分配功能。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出较高。美国财政支出用于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部分占gdp的比重为8%，其他发达国家普遍在10%以上。我国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不足1%，直接导致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尽管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较大，但转移支付多为项目支出，缺乏调整收入再分配功能。因此，必须加大对民生的财政投入力度，使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的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强化转移支付的再分配。
　　3. 改革社保制度，优化社保的覆盖功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较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沒有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于缴费率过高，城镇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难以扩大覆盖面。借鉴发达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经验，可以考虑改革我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为社会保障税，彻底解决社会保险的覆盖和转移携带问题，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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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