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创新精神
　　摘 要： 中共历史学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的不足是两个主要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培养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3706
　　
　　research on cpc history：problems it face and measures to deepen it
　　shi jijin (marxism colleg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china)
　　key words: research on cpc history;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bstract: with 60 years' development, the subject of the cpc histo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among which the challenges which the subject of the cpc history should be faced with after the second level subject about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of the cpc history are two main problem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cpc history, we must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achievements which we have gained, find out the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pc histo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level subject about research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in the cpc history researchers' spirit of innovation, expand fields and deepen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中共历史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创建以来，经过了60多年的建设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设发展，在学科性质,研究的方法、队伍、领域、内容、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这一学科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些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有些是近些年出现的。为促进学科发展，需要面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一、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增设为一级学科后，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6个二级学科。这种状况对中共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是学位点数量的比较。“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030503）博士点46个，硕士点195个”。而中共党史学位点“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中共党史博士点19个,分别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硕士点86个，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其中普通高等学校67个，中央党校和省(市)委党校14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社会科学院2个，部队院校3个。”［1］262010年至2011年新的一轮学科增补后，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还会增加。数量的多少，当然不能完全说明学科建设的状况和质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势头和受重视程度要超过中共历史学科。学位点的增加就是这一势头的体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和“中共党史”不在一个学科门类内，研究队伍也较少交叉，所以影响的程度相对弱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研究内容到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从“中共党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影响强些。
　　二是研究内容的挑战。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学科。学科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
　　上述研究内容中的绝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之前是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即便是现在，也是中共历史学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等内容，原来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二级学科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内容。这说明，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这些内容的研究上出现了交叉，这势必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三是研究队伍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队伍，既包括高校、党校教师，社科院和其他部门的研究人员，也包括中共历史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原来的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者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在高校内是绝大部分）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与此同时，从研究生的生源上看，相当一部分原来中共历史学科的生源，也转而报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共历史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区别也是明显的。研究队伍的分化，必然削弱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
　　（二）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龚育之生前曾说：“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2］89像龚育之这样的专家学者尚且“无力全面分析”，其他人当然更做不到。但是，认真学习有关论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后研究队伍的分化，是问题一个方面。这里所指的是问题的其他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中共历史学科属于历史学科，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既然如此，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有历史学的知识素养，掌握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中共历史学科又具有政治功能较强的学科特点，因此要求研究者具有政治学的知识素养，具有理论思维的素养。在现有的研究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特别是现有研究者的多数缺乏史学阅读、训练的功底。尤其是现有的研究生，跨学科专业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的是有此乏彼，有的是二者皆乏。从这一点上看，中共历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情况还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队伍。这种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设法加以解决，对深化中共历史研究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研究队伍缺乏创新精神。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却不注意这个问题。这既体现在研究态度上，也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中青年研究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再次，研究队伍缺乏扎实做学问的态度。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中青年教师面临着较重的教学任务和评职晋级等诸多问题；研究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他们扎实做学问。当然，主观上努力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前述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精神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二是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在1991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将其归纳为“浅、窄、粗”三个字，并具体解释为：“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3］780我以为，虽然经过了15年至20年的发展，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这三个方面。
　　
　　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措施
　　针对以上中共历史学科中存在的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
　　之所以将消化已有成果作为问题提出来，并且是

作为第一个措施提出来，原因有二：一是要深化研究，要创新，必须要消化已有的成果；二是对现有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没有引起多数研究者的注意。
　　第一，关于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深化中共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老一辈研究者已经作了探讨。在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仅举例说明之。
　　张静如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二卷），“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三卷），“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文集》第四卷），《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龚育之的“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怎样看待理论创新”（《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郭德宏的“论民众史观”，“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探寻历史的真相》，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田克勤的“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拓展研究领域的几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周一平的“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党史研究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0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王顺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等等。
　　上述论著已经对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等作了探讨，并为中共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方向。例如：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提出了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假说方法，模糊方法，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关注这些成果不够。中共历史研究队伍的多数人，尤其的中青年研究者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更谈不到沿着这些思路研究下去。
　　第二，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这些成果的论文和专著无法精确统计。对于已有的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由于重视不够，才出现了重复研究等问题。有学者曾写文章批评这一现象。“重复劳动,不仅学者脸上无光,亦是学术界羞耻,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重复劳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从劳动的角度看,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无效劳动,是浪费；从社会价值看,重复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4］255“重复劳动，是一种浪费，也影响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影响学术研究的繁荣。而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重复劳动的现象严重存在。”［5］124出现重复性研究的原因很多，不注意已有的成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审视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并自觉地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深化研究，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做的工作。
　　（二）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
　　第一，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上分清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共历史学是研究纵向发展的学科，是历史学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侧重于研究理论的学科。不区分这一点，就会使两个学科的研究没有分别。分清了这一点，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按照学科规律进行。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研究纵向历史的少，研究横向理论的多。在中共历

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中，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注意的更不够。
　　第二，中共历史学要加大对中共历史进程、事件、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本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共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但是，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成果不足。如果不注意中共历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深化中共历史学科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实际上，只要我们开拓视野，应该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6个方面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深化党史研究，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逐步编纂出版编年史、专门史等其他著作。积极开展服务大局、贴近现实的资政专题研究，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提供咨询服务。将党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问题。 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取得了“三大成就”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6］5；提出了“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主要保证。”［6］11这些都是中共历史学科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加强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第一，巩固、培养研究队伍。中共历史学的兴旺与否、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都与研究队伍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巩固和提高已有研究队伍的水平，又要培养新的研究人才。无论是既有的研究人员还是新的研究人员，都要把中共历史研究既当成职业、又当成事业，都要提高自己的研究素养，尤其是研究方法的素养；各级中共历史研究的相关部门团体，如党史研究室、党史学会要进一步负起责任来，抓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历史研究的契机，通过学术交流等各种方式，培养相关人才；各个中共历史学的学位点，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培养过程等环节上下功夫，提高中共历史学的人才质量；要加强中共历史学界内外研究者的互动，如同龚育之生前说的“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2］104这些措施都能对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培育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都必须进行创新，中共历史学科也是如此。不创新，中共历史学科就不能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创造新理论、运用新方法、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领域、采取新视角，都要求研究者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正如郭德宏说的：“中共历史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想创新很难。”［7］122所以，
　　在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中，必须正视和克服困难，提倡和培育创新精神。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创新的事例很多。尤其是老一辈的专家学者，更是如此。例如，郭德宏在谈到张静如的研究特点时说：“关于张先生学术活动的特点，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先生一直强调中共历史研究要发展，要深化，就必须创新……在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中，这20多年来提出新见解、新观点最多的就是张先生。”［7］122
　　当然，创新必须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创新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龚育之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时提出：“史料也好，观点也好，谋篇布局也好，总要有自己比学术界现有成果前进了的地方。”［8］439这前进了的地方就是创新的地方。当然，这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还有研究领域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诸多的方面。与此同时，创新还要坚

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金冲及说的：“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具体分析，既不要为他人的成说所束缚，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束缚。”［9］416
　　（四）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有的研究虽然不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和中共历史学关系密切，或能对中共历史研究起促进作用。例如，张静如在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时，就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10］563这说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不能划入中共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方面的成果又的确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起重要作用。
　　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其研究内容。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共历史学中应该注意的内容；但是从理论成果的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内容了。当然，作为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交叉内容，中共历史学也应该对此进行研究。
　　二是研究内容属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但过去没有涉及到；或过去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但是欠深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以为，目前拓宽中共历史研究急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国情的研究。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要研究本国国情；特殊说来，中国共产党人更要这样做。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阶级阶层、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习俗礼俗、自然资源等各方面情况的总和。其中，社会性质是国情的主体，但不是全部。把握国情就是把握如上所述的国情的整体方面，并且要注意国情的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
　　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人对国情的认识是片面的、僵化的，一提到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讲的6条。国情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其中，社会性质是主体但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国情，将国情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我们习惯于分析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点来说明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视域再宽些，通过分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缺点的共性来分析二者便于结成联盟，则会使工农联盟的研究更全面。
　　同时，我们必须用变化的观点看待国情。国情也有量变和质变。从质变上看，近代社会已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化；从量变上看，每一时期国情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变化之中。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原理，同样适合国情的发展变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地、动态地分析国情，也才能真正以国情为基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的研究，要特别重视国情是怎样发生量变的，量变为质变准备了哪些条件。
　　第二，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的研究。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研究，是做好中共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拓宽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在这方面，郭德宏与冯成略主编的32卷《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是迄今为止在中共地方通史性历史中规模最大、论述最集中的一套图书，也是第一次对全国地方中共历史中通史部分集中论述的著作，必须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这部书过于和全国中共历史著作模式相同；书中反映地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资料性还有待于加强。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著作还很少，还不能满足中共历史研究的需求。
　　第三，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变迁。在这个问题里，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阶级阶层、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方面是如何变化的；而上述领域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共

产党的变化发展的。对于这一点，现在的中共历史学研究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尤其是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倡议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出了不少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范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成果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队伍还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应该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研究社会史，而是将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局部的或整体社会变迁情况；这些变迁又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起什么作用。
　　第四，对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进行过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近些年对这些研究又淡化了。研究不系统、成果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这方面的选题很少。例如，《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5》［11］813，收入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中共历史学科的55篇博士论文，竟没有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在上述学校比较集中、导师比较集中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深思。当然，一个年度的论文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说明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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