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在“民众启蒙与乡村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农民刘志仁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下，对民间社火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草根文化服务于政治，并且通过草根文化实现了政府对下层话语的渗透与控制，使政治与草根文化结合，形成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好互动。
【关键词】刘志仁；草根文化；政府与民间社会互动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3—0114—06
“南仓社火耍的红，区里县里真有名，里头有个刘志仁，离了刘志仁，新故事就耍不成。”［1］这是流传在陕甘宁边区（后文简称为边区）新宁县的民谚，一方面表现了乡民对刘志仁及南仓社火“耍新故事”的高度赞扬和认可，一方面反映了刘志仁在“耍新故事”中的核心地位。其中，吸引乡民的“新故事”，是指乡村艺人刘志仁对乡村传统社火的革新，即在表演形式和内容方面的改革，以演出反映乡村真实生活、社会时事以及革命与民族精神等为主题的故事。延安时代，为了“民众启蒙与乡村革命”，边区政府极其关注和重视乡村文艺的社会功能，通过改造和利用乡村文艺，进而宣传“政府话语”、教育民众、社会动员以及乡村建设。乡村文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成效。作为乡村文艺的表演者（民间艺人），其关键作用与贡献自然包括其中，刘志仁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当然，在边区乡村文艺运动中，还有民间说书艺人韩起祥、农民诗人孙万福、社火头黄润等乡村艺人，并且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①，笔者之所以选择农民刘志仁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一是保存了较丰富的相关资料；二是刘志仁在乡村文艺改革与创新中成绩显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是在乡村文艺运动中，关于艺人以及艺人与边区文艺运动的研究较少。故笔者以刘志仁与南仓社火为个案，试析在“启蒙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文艺策略下，一个普通农民向革命文艺的转型，大胆地对乡村传统社火进行改革与创新的艺术实践,探讨延安时期官方话语通过草根文化向下层社会的渗入、政治与草根文化的结合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一
刘志仁②（1910③ - 1970），男，汉族，出生于新宁县（今宁县）盘克乡南仓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年少时，读了3年私塾和3个月国语学校。刘志仁的家乡经济、教育和文化都十分落后。当时的边区“平均起来，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全人数的1%，小学只有120处，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2］李维汉曾指出，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落后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着广大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3］566据时人记载：“国民党统治时期，环县山区群众不但生产落后，非常贫穷，而且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在旧社会没有文化人，人民群众封建思想迷信色彩浓厚，事事求神，听天由命，思想守旧。……绝大多数孩子长到八、九岁时，就让上山放羊放牛，拉柴压粪，开始承担着较重的家务劳动，这就是孩子的命运。在旧社会，只有距环县90华里的曲子镇有一所高级小学。……当时环县城附近没有一所正规学校，只零零星星有些私塾，但学费很高，穷人孩子还是上不起。”［4］389在镇原，“孟坝地区文化落后，群众无智，信神信鬼祈求老天保佑。”［5］427在新宁县，民国26年（1937年）8月，新宁县政府于齐家村兴建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小学。［6］626故农民中大多文盲，无阅读能力，唯有戏曲能够广泛而直接地为农人所接受。正如作家赵树理所言：“在农村中，容人最多的集体娱乐，还要算这两种玩意儿（戏剧和秧歌——作者注）”。［7］34因而，农闲时节排演社火便成了农村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尤其是春节过后，各村都演社火，十分热闹。刘志仁从小受此熏陶。后来参加社火队，学会了不少民间曲调、表演技巧和文艺知识。
19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陇东“闹红”，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宁县一带活动，宣传革命，使刘志仁对红军和革命有了初步认识，但这并没有与这位农民结下“革命缘”。1936年，国民党的一股部队在南仓附近催粮要草，遭到红军游击队的打击。战斗中，一名红军战士受伤。在敌人追兵逼近的紧急关头，碰上了正在排练社火的刘志仁、宋应歧等人。
们赶紧把这位战士背到山沟破窑洞里，隐蔽起来。但当时排练社火的人颇多，怕有人走漏风声，刘志仁把众人召集到塬上庙里，一起“烧香盟誓”，相约谁也不准告密。这件事情进行得很秘密，一直无人知晓。这位红军战士在刘志仁等人的精心照顾下，安全地养好了伤，返回部队。事后，并无一人走漏风声［1］。这个“偶然的义举”，使这个普通农民与“中共革命”结缘。从此，普通农人刘志仁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南仓社火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一个团结的革命团体。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被迫停止“围剿”中共及红军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两党对宁县进行了红、白区域划界，南仓乡民在刘志仁的宣传鼓动下，一致要求将南仓划入红区，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从此，南仓村成了新宁县的一个行政村，刘志仁被乡民选为首任村长，也为他转向“革命文艺”打开了道路。而此时的刘志仁只是一个积极、热心的革命支持者，但已开始他的革命追求。1937年他的第一首新秧歌《张九才造反》④演出后，乡民当场为他“披红”⑤。该曲叙述的是当时乡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张九才、樊老二、黑老虎、谢壳子等人，都是过去迫害他们的军阀、土匪、贪官、污吏，乡民对这些坏蛋充满仇恨和痛恶［1］，秧歌表现出了乡民的心声、不满和怨恨。1939年以后，刘志仁与他的南仓社火队的新秧歌数量大增，内容更丰，反映了农民各方面的生活，同时也配合了边区政府的号召，有《新阶段》、《新小放牛》、《救国公粮》、《放脚》、《新十绣》等节目。［1］显见，这些新秧歌的主题和内容，已开始与“边区政府话语”宣传的口径相一致。但笔者尚未找到反映刘志仁内心世界巨变原因和真实意图的资料，故无法解释他追求革命的缘由。而1942年，刘志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真正革命者。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通过“偶然的事件”，转变为一个积极、热心的革命追求者，经过自身的革命文艺实践和“革命” 环境的熏陶，最后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文艺革命者”。
作为中共党员的“乡村文艺人”，刘志仁的身份、地位均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普通“乡村艺人”，而是一个“革命的乡村文艺工作者”，宣传“政府话语”也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怎么样更好地更有效地去宣传，也成为这个“乡村革命工作者”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当然，笔者称刘志仁为“乡村革命文艺工作者”，称谓是否恰当，可以商榷。事实上，不管刘志仁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已承担起这个社会角色。
二
社火亦称“射虎”，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是指在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表演。陇东俗称“耍故事”，分“跑故事”、“车故事”、“马故事”和高跷、亭子。社火在陇东乡村广泛流传，是乡民春节期间最主要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也是陇东地方民俗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传统社火在表演内容上，多以历史、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题，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也多有乡村主题，但“调情”色彩和不健康内容（色情）颇多；在组织管理上，存在严重的封建剥削现象。这些都与“启蒙与革命”的社会环境极不相符，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关注。1938年庆环分区成立的庆环农村剧校，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地区的文化艺术活动是非常贫乏的，仅有个别未经改造的秦腔旧班社和两三个皮影戏班在活动。不用说，演的都是一些宣扬封建迷信和旧道德观念的剧目。根本谈不到宣传抗日战争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满足人民群众健康有益的文艺生活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当地党政领导才下决心成立这样一个文艺团，来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并为活跃人民群众革命的文艺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8］15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文艺方面，“自毛主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艺主要地应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后，开始了转变。今年春节，延安文艺工作者组织秧歌队大批下乡，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为‘斗争秧歌’。另方面，发现、推动与进一步提高了群众艺术家（如刘志仁、杜芝栋等），影响与改造了旧秧歌（如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等）。缺点在于整个看，民间文艺基本上仍是旧东西占统治地位，全边区共有秧歌九百九十四队，旧的六百一十八队，占百分之六十三·一八，新的仅七十七队，占百分之七·七五，其他属于半新半旧。至于
旧戏班，还很少改造。”［9］461 - 462普通农民刘志仁就是在“乡村启蒙与革命”的社会环境中，由边区文艺思想引导、推动与进一步提高了的“群众艺术家”，并影响改造了旧秧歌（南仓社火）。年，刘志仁的文艺实践已开始趋向“政府话语”，对传统社火的内容也有所创新（上文已述，此不赘述）。1942年，刘志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的要求和号召下，他不仅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模范党员。在刘志仁的带领下，南仓社火队上演了大量“政府话语”的秧歌，1940年增演：《新阶段》、《自卫军训练》、《救国公粮》、《放脚》、《新十绣》；1941年增演：《反对摩擦》、《保卫边区》、《交公粮》、《生产运动》、《四季歌》；1942年增演：《百团大战》、《读书识字》；1943 - 1944年增演：《反特务》、《新三恨》、《边区好政府》、《十二月忙》、《二流子》。“明年的节目，今年六月二十日他们就开了会，准备出演关于识字、卫生等文化教育方面的秧歌”。［1］这些主题和内容，是传统社火所没有的。但刘志仁对传统社火的改革，不仅仅是停留在上演“政府剧”的层面上，而是根据乡民的现实生活，结合边区政策，编演真人真事的新剧。南仓社火上演新秧歌有24个，其中有13个是经过刘志仁亲手创作与改编的，如《减租》，刘志仁就发动南仓村地主傅文广扮演地主角色，夥子是夥子，演出后，观众都说演的全是实情。［10］《十绣》描写过去人民的痛苦，当唱到“八绣白牛客，扎在东山里，走出襄乐川，牛羊一齐赶！”老百姓都说：“对的很，白牛客到底把咱牛羊吆扎了⑥！［1］尤其在唱词转化方面，普通新秧歌剧中的一些唱词较书面话，词义颇深，由于乡民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很难理解政府秧歌所要表达的目的和含义。但刘志仁的新秧歌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把书面化的和意思难懂的唱词进行改装，转化成农民能够听明白、理解的口语。《新小放牛》中有“共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一句，老乡就很难理解，因为以前政府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却是“共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他解释说：“现在国共合作，分土地问题不能再提，咱这边也没有分过土地，有些人不明白这道理，听不清楚，会想到：‘为什么现在又分土地？’因此，就把这一句改成‘共产党不打××军’。”又如《新三恨》中的唱词，二恨孔祥熙，他的二小姐结婚在美国，“配嫁妆”够几师吃饭又穿衣。“配嫁妆”当地农民较难理解，刘志仁就把“配嫁妆”改为“陪嫁洋”。［11］
在演出形式上，突破旧形式的限制，创造新的表演形式。传统社火中秧歌和跑故事是最主要的表演形式，秧歌只是为“垫场子”而顺口编的四六句吉语，没有多大意思；跑故事可表演各种姿势，但不能唱，很刻板，不活泼。刘志仁改变旧的表演形式，在秧歌中提倡新的表演形式，不独一个人唱，而且让许多娃娃一齐扭花，一齐唱歌，这样就更生动、更活泼；在耍故事方面，他不满足于耍旧故事，而是吸收革命剧团中的舞蹈表演技巧。演出后，群众说：“南仓是咋日鬼的？故事也能摆新的，真是用能人啦。”［1］为了使社火演得更真，引起乡民的观看兴趣，刘志仁把秧歌（唱的）和跑故事（舞的）结合起来，成为秧歌剧，即乡民所说的新故事。这种表演形式在传统社火里是没有的。在传统社火里，秧歌（唱）和故事（舞）是分别表演的，而不是结合在一起。其实这种新秧歌剧，在延安早就被革命艺术家创造出来了。在新秧歌配曲方面，刘志仁不是照搬革命剧团的唱腔和曲调，而是把“革命秧歌”的曲调改变为农民较熟悉、喜欢的“珍珠倒卷帘”、“张生戏鸳鸯”、“绣荷包”和“骑白马、挂洋枪”等民间曲调。如《新开荒》中，“日本是个小地方”、“中国是个好地方”，他则根据民间曲调，把唱词改为：“日本是个地方小”、“中国是个地方好”。［1］革命文艺工作者也认为：“他（刘志仁——作者注）会十几种秧歌调子，拿到‘公家’编的新秧歌，便到处周围的群众唱起来。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作者注）编的秧歌，有些调子群众不爱唱，他把它改为当地的调子，便很快的流行起来。”［11］
在组织管理上，采取民主的组织管理方式，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在刘志仁的带领下，南仓社火队建立了选举制度，对社火演出进行组织和分工。在每次工作中，他们举行检讨会，在工作中犯错误的人，要当众承认错误，用这种方法教育大家。在检讨会中，同时还对负责人提出意
见，并检查明日演出的准备工作。由于发扬民主，刘志仁废除了旧社火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演员有事离队，会受到罚油的处罚。刘志仁听取群众意见，取消了罚油，制定了请假制度。［1］同时，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由于农村中社火队颇多，也存在着市场的竞争，社火队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也会出现激烈的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但南仓社火队在刘志仁的引导下，在社火演出中从来没有出现与其他社火队冲突的事情。即便是其他社火队对南仓社火队有恶意，刘志仁也会谦让。如1941年，在县城进行社火竞赛，由于南仓社火队表演精彩，颇受乡民喜欢。有一个社火队有些嫉妒，摆出闹事的架势。刘志仁发现后，让开场地，到另一处表演。［1］由于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南仓社火队也很受友区乡民的喜欢。刘志仁与友区的社火队进行合作，搞统战工作。此外，刘志仁打破了旧社火不传外人的坏毛病。在传统秧歌表演中，自己都有一套表演的绝活，一般是不外传的。刘志仁却说：“为了把新秧歌传出去，咱们要到处去教”。［1］由于刘志仁新秧歌名气越来越大，有不少人请他去教秧歌。如果有人向他学习，老刘从来就不推辞，“今年7月里他参加新宁文教会时，白天开会，晚上到完小，早上到警卫队教歌，夜晚临睡时还有代表要求交给他们唱。”［1］在刘志仁的影响下，南仓附近的村子都耍起了新社火。
通过普通农民刘志仁的努力，南仓社火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演出形式、内容、组织管理和功能上，而且还体现在给社火队注入了民主、团结和互助的新精神上，这些都是传统社火所没有的。
三
刘志仁对南仓社火队进行革新，使南仓社火成为一个向乡村传播“政府话语”的重要媒介。这从刘志仁个人创作和南仓社火队演出剧目的主题和内容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1939 - 1944年演出《新阶段》、《新小放牛》、《救国公粮》、《放脚》、《新十绣》、《自卫军训练》、《反对摩擦》、《保卫边区》、《交公粮》、《生产运动》、《四季歌》、《百团大战》、《读书识字》、《反特务》、《新三恨》、《边区好政府》、《十二月忙》、《二流子》等。“放脚”、“读书识字”、“文教卫生”反映了边区社会教育运动，“新小放牛”、“十二月忙”、“生产运动”、“救国公粮”和“交公粮”反映了边区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号召群众支援政府的“大生产运动”；“自卫军训练”、“反对摩擦”、“保卫边区”反映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转变，激发民众的革命精神；而“百团大战”反映了中共抗日的决心、勇气以及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刘志仁亲自编演宣传“边区话语”的秧歌剧，用民间形式生动地表演出来。如《玩花灯》，其歌词：
这个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救星灯。
什么叫个救星灯？毛主席大救星，领导穷人翻了身。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太阳灯。
什么是个太阳灯？共产党像太阳，照亮咱们陕甘边。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英雄灯。
……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民兵灯。
什么叫做民兵灯？八路，自卫军，组织起来打日本农民刘志仁宣传并表达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及革命领袖的赞扬和歌颂，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国民党的憎恨。《织手绢》一曲，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
哥哥前线打日本，妹妹家中耕织忙。打败鬼子
回家转，英雄模范配成双。
《劳动歌》也表达了群众对抗战救国的积极支援和对中共及军队的敬意，其词这样写道：
你的慰问品是什么？怎么不见你担着？
我家慰劳品早送过，粮好肉好花钱多！
八路军抗日流血汗，老百姓劳军都争先。
军民团结一条心， 赶走鬼子保家园。⑦
同时，南仓社火也是政府与乡村连接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刘志仁及南仓社火队”的辛勤耕耘，乡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一是新秧歌获得了乡民的赞扬和认可，扩大了影响。“一九四一年，附近的行世村、张皮家、杜家湾等十七个村子曾请他们（刘志仁及南仓社火队——作者注）闹秧歌，直至二月初五后始得歇手。去年又有10余处请他们。今年曾在邻近的七个村庄演了《新生产》、《新开荒》、《保卫边区》、《交公粮》、《百团大战》等十余个秧歌，连演七晚。每场观众不下四百人，有些晚上达七、八百人。”［11］二是让
些传统社火队发生了转变，壮大了新秧歌，实现边区改造和利用民间戏曲的文艺策略。在刘志仁的帮助和影响下，“现已有四五乡的行世村，三区的襄乐及五区的杜家湾、北仓等处，开始采用新的秧歌了，二十二个有关抗战生产的秧歌在流行着，刘志仁教会的人当中有十四、五个人，在二十二个新秧歌中最少唱会一半。”［11］三是新秧歌也影响了乡民的行为观念，消除了乡村社会中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习俗，树立了社会新风。南仓社火在老刘的领导下，几年来由40几个人发展到今天的60多人，南仓全村50余户，成年和青年人大半参加了耍社火，娃娃们很多都会敲锣打鼓，妇女们也学会了新秧歌，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他们的正当娱乐，所以几年来消灭了抽烟、酗酒、赌博、打捶等不良现象［1］。四是通过新秧歌的宣传，使农民加深了对“中共话语”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对中共政权的认可。“该秧歌（《十绣》——作者注）最后所叙述的八路军到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形，每当演出时，皆激发起群众对八路军称赞和拥护的无数言词。这个歌子五区南仓村周围各村中的青年群众多半都会唱，也最爱唱。”［11］这些都反映了在“民众启蒙与民族革命”的大背景下，通过民间艺人的努力，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功能发生了巨大转变，宣传革命、教育民众和社会动员，实现了政治话语与民间文化的较好结合。尤为重要的是刘志仁通过他的“文艺革新”和革命实践，获得民众认可和赞扬。群众说：“只要看了南仓的新秧歌，年就过美了”，“他是咱边区上一朵花。”［12］同时，刘志仁也得到了政府的嘉奖和莫大的政治荣誉。1944年，他出席了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荣获特等艺术英雄光荣称号。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给他颁发“新秧歌运动的旗帜”的布质奖状。毛泽东还亲自接见，赠送一条毛毯。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队，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1945年，他又被边区群英会授予文教英雄称号。
诚然，刘志仁只是乡村艺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但通过对他及南仓社火队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在“民众启蒙与乡村革命”的大政治背景中，一个普通农民向“革命文艺”的转变及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文化原则的彻底实施。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通过乡村艺人的努力，政治与民间文化较好结合，反映了官方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及对地方“话语权”的控制。
注释：
①主要成果有：罗朝晖：《从版画艺术实践看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演变》，《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沈文慧：《延安“旧艺人”改造运动的历史考察——以“改造说书”运动为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王彩霞：《延安时期“英雄”角色的置换——陕甘宁边区的文艺与劳模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等。
②刘志仁不仅是一个“革命文艺者”，也是一个边区好公民和好党员。他在从事乡村文艺活动之余，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荒种地，热心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曾担任过村主任、拥军代表、锄奸委员、评判委员会仲裁员、乡参议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刘志仁在担任党支部书记等基层干部职务中，继续编唱歌谣，歌颂共产党，歌唱新生活。曾被选为县、省人大代表。1966年“四清”运动中，他被定为富农分子，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黑线人物”批判、斗争，致神经失常，于1970年不幸坠沟崖而死，被发现时已只留残骸。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见《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6页；庆阳地区戏曲志编辑部编：《甘肃省庆阳地区戏曲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第556页。
③对于刘志仁出生的时间有两种记载：一是1899年，载庆阳地区戏曲志编辑部编：《甘肃省庆阳地区戏曲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页；二是1910年，刘凤阁采用1910年说，见刘凤阁编：《陇东革命历史人物选》（内部资料），1990年印，第374页，《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内部资料），1996年印，第169页；《庆阳地区志》也采用此说，见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两说前后相差11年，对错难辨。本文采用1910年说，因为刘凤阁为庆阳党史专家，多年从事庆阳党史的研究，刘的说法较为可信。
④张九才（1862 - 1926），甘肃环县环城文旗寨
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1914年，白朗起义军到甘肃陇南活动，张广建为了防备农民革命波及全省，命各县创办民团。张九才创办环县民团，并任团总。新税开征后，张九才联络乡民抗税，张广建的心腹环县知县李祎调查“张九才聚众抗税”之事。张九才得知后，杀死知县，揭竿而起，掀起大规模的抗税斗争。张广建派兵围剿，张九才转战多地，最后投奔陕军。见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而闫庆生、黄正林认为张九才是环县木钵文旗寨人，可能是笔误。见闫庆生、黄正林编：《庆阳简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⑤披红，是陇东的一种社会风俗。在春节闹社火或者其他的乡村文艺演出中，民间艺人因表演技艺精湛、表演内容引人入胜而获得乡民高度称赞和一致认可，乡民就把预先准备好的红绸缎（或者红布料）披在艺人（演员）的身上或者其他代表集体的象征物上，表示对民间艺人的赞扬、认可和尊重，是民间艺人极大的荣誉。
⑥吆扎了，是陇东方言。吆是赶的意思，扎是很厉害、激烈、强力的意思。这里是副词，即赶走了乡民很多牛羊的意思。
⑦《玩花灯》、《织手绢》和《劳军歌》等秧歌，是刘志仁编演新秧歌的代表作。见刘凤阁编：《陇东革命历史人物选》（内部资料），第374 - 37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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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平“社火头”刘志仁［n］解放日报,1944 - 06 - 25
［12］庆阳地区戏曲志编辑部，编甘肃省庆阳地区戏曲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张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