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今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路的实相。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铁路利权不乏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对政府、洋行两面皆有不实之言。而清廷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官方力量，更对华商缺乏信任，并相互结成利益联盟。“商办”芦汉路终究无果而终，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刘鹗作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并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关键词：刘鹗；芦汉铁路；商办；张之洞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15610
作者简介：戴海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35）
一、问题的提出：刘鹗与芦汉铁路
刘鹗（1857－1909）以《老残游记》闻名于世，而其一生几与晚清五十年相始终。胡适总结说：“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在他眼里，刘不仅为“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是“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①。然而，这位扬名文学史的人物一生境遇多舛，济世救民的抱负一无所偿，乃至落得“杀身而丧名”②的结局。其中开矿、筑路之创举，生前即被指为“汉奸”罪名，身后仍为遭集中批判的两大问题之一③。胡适在列举刘鹗生平四事后，按语谓“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尤其开矿造路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岂止“当时”，在胡适作此文数十年后，也未必有多少人厘清此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一般认为，刘鹗最早投身路矿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如蒋逸雪《刘铁云年谱》记，是年“六月，应两湖总督张之洞召，赴鄂，商芦汉铁路事，十月回京建议筑津镇铁路”④。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谱主生平分期，也将“自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至被诬流放新疆止”划为一阶段，此期活动主要为“倡办洋务，想借径实业，富国养民”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版，引言，第9页。。刘鹗倡办芦汉铁路，实为其夤缘政界、以开商途的新发端。此事发生时，正值甲午战后举国阵痛、群言变法之际，兴筑铁路也作为“方今切要之图”被清政府提至日程。继芦津铁路上马，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清廷批准芦汉铁路立项，并以该路“道里较长、经费亦钜”，宣布实行“商款商办”方针：“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5页。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将如此巨大的工程招商承办。全国范围内，响应而起者颇不乏其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四人，他们均向政府宣称集股已有成效，要求承办。清廷因此谕令共负芦汉路务的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前述四人“详加体察”。所谓刘鹗“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一节，即以此为背景。而结果是刘鹗等人一无所获，全数出局，盛宣怀则经王、张二督推荐，奉派督办铁路总公司，获准举债修路，再招股偿还。
“芦汉四商”在中国铁路史上自有其位置，有论者谓其失败咎有应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为外国资本家效劳的”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刘鹗后人的多种著说，将其谋芦汉事未果归因为“与盛宣怀氏龃龉”、“宣怀嫉其能，抵排不遗余力”等等刘蕙孙：《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第36页；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2页；刘德枢：《刘鹗倡修津镇铁路始末》，《文史杂志》2005年第1期。。刘隆平等著《刘鄂小传》，勾勒了此事大致经过，并谓张、王、盛等人排拒刘鹗并无真凭实据，不过“罗织罪名”而已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最近张海荣研究芦汉铁路的专文，就“各方争揽芦汉与盛宣怀独擅胜场”的内情，做了相
当细密的考订，使我们对“四商”的身份背景及各色人物的复杂人脉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甲午战后中国政治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硕士论文，第25页。。惟觉遗憾的是，对于刘鹗这样一位特出人物，“四商”并论而不见其特性，又限于史料，无法详论其人在湖北时交游和钻营的情状。而新近公刊之《姚锡光江鄂日记》，为我们深入探讨刘鹗与芦汉铁路之关系提供了可能姚锡光：《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10年版。。
姚锡光（1857—？），字石荃，江苏丹徒人，光绪戍子（1888）科举人。1878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回国后历佐李鸿章、张之洞幕，累保道员，迁至兵部右侍郎。著有《东方兵事纪略》等关于姚锡光生平，参见舒习龙《姚锡光述论》，《史林》2006年第5期。。《江鄂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28日至1896年10月26日），几近一年。日记初，姚经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调江南委用，张回任湖广总督，亦随同入鄂，委武备学堂总稽查职。刘鹗谒张事亦见于日记。姚、刘系同乡且有世交，关系非同一般姚氏日记谓：“云抟，吾乡刘子恕给谏之子，味秋之弟。味秋，余甲子岁同案入学。”（《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1页。）刘鹗父刘成忠，字子恕，咸丰壬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御史、授河南归德府知府调补开封府（《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19页）。“味秋”，刘鹗兄刘渭清。；在鄂任内，姚常与张幕僚属过往，获知许多官场秘闻，事后又勤于笔录。如此，刘鹗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在《江鄂日记》中有了历历如绘的记叙。如日记整理者言：“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举棋不定；盛宣怀的得陇望蜀；刘鹗的憨直与热诚；姚锡光的爱莫能助；张之洞幕宾的见风使舵。仅此一事，整个晚清官方机构的运转、办事程序、内部错综复杂的粘带及成一事之难，让人一目了然。”《姚锡光江鄂日记》，前言，第8页。这部日记对甲午后官场生态和新政实况的描述，不仅为研究刘鹗其人提供新线索，也为讨论近代铁路史上外资利用的问题补充了新资料。本文拟以日记为主干，旁参相关史料，考订刘鹗赴鄂一行具体经纬，进而尝试理解此事件在刘鹗生平及中国铁路史上的定位。 由津入鄂
刘鹗最早在姚锡光日记中出现，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谓：
刘云抟太守来拜。……云抟现以承办铁路事来鄂见 。盖中国将创办铁路，去年赴军务处禀请承办者四人，一刘、一许、一方、一吕，刘即云抟也。云抟才气甚大，前以同知曾办山东河工，见知于张勤果公。经勤果保奏，送部引见，后积劳保荐知府。自前年秋冬之交即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现适朝廷决计开办是事，命直隶王夔帅、湖督张香帅两制军督办，遂将刘、许、方、吕四人禀请承办之事发即［该］两制军核定。故云抟来鄂见香帅取进止焉。
刘鹗，字云抟、铁云，监生出身，先以治河专长赴河南投效，在河督吴大澂幕下帮治黄河工程。光绪十六年（1890），经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咨调协办河工，是为其“入宦之始”。张曜即文中“张勤果公”，惟“送部引见”说稍误。光绪十八年（1892）刘鹗经继任鲁抚福润保奏，咨送总署“考验”，得知府任用，是为其“入京之始”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5页。。
据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谓，刘鹗“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其人早留心于造路，此时“慨然欲有所树立”，用世的抱负与朝廷新政的潮流正相合拍。清廷颁发“实力兴筑”铁路上谕，事在光绪二十一年末，而在此前刘鹗已忙于“内谒当道”，为办路而铺路近人披露翁同龢一字据云：“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贴，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五月廿一，灯下。”（孔祥吉：《刘鹗史料之新发现》，载《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80页。）“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翁同龢，江苏常州人，时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等要职。刘鹗以同乡奔竞其门下，企图用翁氏喜好的字画行贿，而遭逐斥。。不久，朝廷“决计开办”芦汉路，前述刘、许、方、吕四人分别出具承办，光
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896年4月24日）上谕：“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王文韶、张之洞均系本辖之境，即著责成该督等会同办理。道员许应锵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并著该督等详加体察，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1册，第225页。上谕反对“洋商入股”，确保主权在我，体现清政府自创办新式企业以来对外资一贯闭拒的态度；将“商款商办”修正为“官督商办”，则透露上位者欲借资商力又对“商”有所疑忌，不觉重弹战前老调。“四商”中多人，包括刘鹗先期赴津见王文韶，但结果并不理想。王向张之洞通报说：“吕、刘先后到津。吕，山东人，在京开维坊一，饭庄一，直言不讳，亦殊可笑。刘更渺茫。现均饬赴鄂矣。……大约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觎办铁路之人。刘则敢为欺谩，但伊包揽而已。已经犀照，当毕露真形也。”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5页。尽管刘鹗无外资背景，王却忌惮于可能隐在集股人背后的“洋东”，对所言虚实仍多不信和不屑。他对盛宣怀表示：“刘鹗办此，尤为可怪，予亦不知其人。……鄙见即使筹款，十得其五必系洋款居多。”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4，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20页。王文韶与刘父成忠系同科进士，其子王稚夔与刘鹗素有交往，所谓“不知其人”，其实不确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传》，第19页。。近人笔记多有对王氏“为人透亮圆到”、“其言甚滑”的描述，而在“会办”芦汉路事上，也可见其老于官场的一面。对“四商”问题，他只有模糊的倾向，将决断责任推给了张之洞。大约因其虚与委蛇，刘鹗在津周旋颇苦于此，后与姚锡光私谈，还忍不住有所抱怨：“人称夔帅为水晶顶子。言其亦明亮，亦圆滑，物小而坚也。夔帅纵好军机章京才，朝廷以为封疆，误矣！”《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9页。
五月刘鹗湖北一行，正为接受鄂督张之洞再次“核定”。其《芬陀利室存稿》录有“鄂中四咏”，有句云：“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莫问古来争战事，眼前盛事且高歌”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2页。。蒋逸雪解读前韵，谓“比之洞于刘表，而以王粲自况也”蒋逸雪：《刘铁云年谱》，第27页。。可见此行大有“依附意”，欲襄成“盛事”，一展宏图。刘鹗怀兴赋诗自信满满，对前途抱有期待，而一旦入鄂，遭遇的却是另一番情形了。
三、所谓“履祥洋行所保千万华股”之实相
张之洞是“会办”芦汉路的另一关键人物，他对“四商”观感又如何？奉旨后，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致王文韶电透露出一二心意：
试想粤商四起，各称集股千万，岂华商具此大力耶？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吕庆麟粘有银行保单，其为银行招洋股无疑；刘鹗无银行作保，其为不正派之洋人招揽洋股无疑。……但不揭破粤商认股影射之弊，政府之误信莫解，办事之良策难进。自应电请督办军务处迅速饬令诸人即行赴鄂，由鄂赴津，公与弟会同考察，面询实在，股份是否悉属华商，如何承认分办，自能水落石出。揭破之后，再行会奏真实办法。《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3-6974页。
归纳上文约有三点：一，不认为华商有能力集资千万巨股；二，明确反对集入洋股，并疑刘鹗有“招揽洋股”之嫌；三，主张鄂、津分别“面询”诸商，“揭破”真相，最终会奏仍由天津定夺张拟致督办军务处电强调“由鄂而津以便面询”的程序，要求“公同考察所招商股各一千万是否属华股？有无洋商在内？如何承认分办？查明确实再行通筹办法复奏，候旨定夺”，亦不愿独担责任。《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4-6975页。。
就张氏观念论，对“商办”铁路存一种先入为主之偏见。他本人说过“华商不出于商学，其趋利也，近则明，远则暗，其谋事也，私则明，公则暗”这样的话《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5页。。两江总督任上，招股筹修苏沪铁路，主张一切“概由官主持”，对起而响应的华商予以压制；今奉旨考察“四商”，又疑“岂有一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股”，批刘鹗等人为“纰谬”《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859页；《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第5-6页。。 遭冷遇，继被“饬令”南下，其境遇可想而知。据
姚日记五月十七日（6月27日）条，刘在武昌与张之洞有过一番对话：“帅询以已经集股有着款几何？云抟对以：‘已集有一千万两。’帅谓：‘现拟办之芦汉铁路非一千万所能济。’云抟谓：‘现在请办者四人，每人集股一千万，则芦汉铁路之事济矣。’帅意复不以四人合办为然，因询以：‘汝已集股一千万，尚能多集否？’云抟对以：‘铁路乃有利益之事，开办以后，股份必旺，不患无股分’云云。因将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保单呈上。帅云：‘姑留阅，尔候定夺。’”《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1-122页。上述对话中，张已流露出“不以四人合办为然”的意态，而刘坚称集股有成，并拿出证据——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两华股保单，张不能断然拒绝，遂向地方核实。数日后，上海道复禀称：
遵派员详询履祥洋行行主贝履德，据称：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守鄂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守在别埠有无招有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18页。
张据此得出结论——“该洋行并不殷实，即洋股已不可靠”。在“核准明文”或“银行借款”均未落实的情况下，刘鹗视同既成事实，分别向洋行和政府口头允诺，用为揽办铁路的资本。其初衷或出于成事心切，结果却难逃“虚诞”的指控，这种具投机性质的行为，也为官场中人抨击“商办”平添了口实。事实上，在集股办路的诸路神仙中，非仅刘鹗一人有“系洋股影射”的嫌疑，经查核证明“四商”所言无一可落实，均属“海市蜃楼”。盛宣怀攻击说：“在沪时亦有洋来言，外国银行允认股数千万，包办数十年，许华人挂名总办，饵以重贿，谅此辈皆入迷途。”《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第5页。刘鹗与外人有无交易，尚待证实，但言论中明显流露出对“招洋股”的警惕。在与姚锡光论及此事时，他有意识地区分道：
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洋债，不揽我铁路利权，一招洋股，则利权尽入彼掌握矣。《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1页。
刘鹗已然有分别“洋债”、“洋股”的自觉，他的如意算盘是借洋债而托名为华股，但此种牵扯不清的关系，却为抱“先入之见”的张之洞等人所利用，进而引为排拒的理由。张对王文韶表示说：“事既责成直、鄂，必当遵旨不令洋商入股，以绝无穷后患。关系太巨，万不敢稍有含糊。弟与盛道熟商，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华商无此大力，无此远识。”《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4页。“洋股”必须排斥，“华商”又不可信，如此便只有“归官”一途。还在刘鹗接受“核定”之前，张已将“四商”划入另册——“似此隐射支离，四家皆恐成画饼，似宜早日定议复奏，即奏派盛道招商承办，免延时日，或致旁生枝节”《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14页。。文中“盛道”，即盛宣怀，字杏荪，时为津海关道。张之洞拟联合王文韶，推荐盛氏督办芦汉路，实质为对“四商”方案直接否决。前述说法刘鹗南下败于“与盛氏龃龉”，真相究竟如何？探明此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张、盛的关系。
四、张之洞与盛宣怀之利益联盟
刘鹗于五月中旬面见张之洞，此后一直于武昌“候进止”，实际上被冷处理。时逾半月，不见后续，刘终于等不及，主动向张幕探询内意。姚日记五月二十九日（7月9日）记：
刘云抟太守来，将询制府定夺铁路意旨于钱念劬。于时念劬太守适来，因言制府之意，将以盛杏荪观察督办铁路，以军务处奉旨交下承办铁路刘、吕、方、许分段认办，不日即出奏矣。盖以刘、吕、方、许四人认办，不过有此名目，实则专任盛杏荪也。盛杏荪之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今果入其掌握。《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1页。“钱念劬”，钱恂（1854-1927），1895年入张幕，历充洋务文案及自强、武备学堂提调。
注意盛宣怀事业的发展阶段，光绪二十二年是一分界，当年原为湖北官办企业的汉阳铁厂转让于盛，改为官督商办；同年盛受光绪帝召见，授“四品京堂”并铁路总公司督办职。有论者注意到，“这两个新的工业职责是紧密相关的”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盛宣怀承办汉阳铁厂，是否出于张之洞强迫，一
存有争议。盛于当年沿江视察招商各局，三月中旬抵汉口，其致王文韶电即表露接手铁厂的兴趣：“香帅约观铁政，鄂厂已糜五百万，但可设法补救，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画。”同电对芦汉路也提出办法：“路不可缓，宜筹直捷痛快办法，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愚斋存稿》卷24，第19页。张、盛可以说做了一个交易，张将亏损严重、不堪其累的铁厂脱手，作为代偿，则奏派盛督办芦汉路。前引日记所谓“盛杏荪之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可旁证此说。
盛宣怀为操权起见，特别注意到“借洋债”与“招洋股”大不相同。较前述刘鹗意见，惟不同的是，盛强调“须奏明芦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愚斋存稿》卷24，第25页。此意为张之洞所认同，并有类似表述：“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盖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洋股，如路权倒持于彼，款归洋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6页。）关于借债造路与路权关系问题，张有一个从“洋商垫款包办”到中国借债自办的认识过程。参见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70页。。也就是说，借款造路须由官方的、统一的“商局”承办，这也是盛“权自我操”的凭借所在，在这一权力架构中，如刘鹗一类华商个体是没有位置的。刘遭排斥，重点非华洋股债的轻重，而在官商权利的博弈，这背后还牵扯到官官之间的利益交换。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张之洞致电王文韶，在对“四商”不屑一顾的同时，却对盛宣怀推崇备至： 来鄂商办铁厂，连日与议芦汉铁路，极为透澈。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道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
同电拟议奏复办法，将“先举商务总办，设立芦汉铁路招商总局”的底牌翻出《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73-6974页。。即以私交论，王文韶与盛关系，较张更近一层，对此事自无异议之理盛、王既系世交，又有师生之谊。盛父盛康，道光进士，官至武昌盐法道，多经营典当钱庄，受同官好友之托存银生息，其中财务关系最深厚者即为王文韶。盛宣怀师事王氏，恃为朝廷内援。参见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如此，刘鹗南下，实际面对的是一盘已定议之局，无论其主张曲直如何，结局早就注定。张之洞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向朝廷复奏“四商”案并正式推出盛宣怀，刘鹗则被撇在一边，几乎无所事事，曾向督署递禀文言铁路事，也无任何下文《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5页。。据姚锡光六月初七（7月17日）日记：“作函与刘云抟太守，告伊制府准伊假归。盖云抟以经营铁路事来鄂，暂时不能有成议，因请假暂归去，制府已允行。”《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5页。刘鹗见事不可为，失望告辞，张之洞亦无丝毫挽留意。六月十一日，姚锡光等好友在汉口设宴践行，当晚刘即附轮往镇江，无奈而走。
五、盛宣怀得陇望蜀与刘鹗再度入鄂
张、王联衔奏结“四商”案，事在六月下旬。致总署电陈述查核情形，结论为“四商皆不可靠”，并建议“设芦汉铁路公司，奏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为总理”《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59页。。“四商”事件至此似已尘埃落定，然而不数日，忽又起波澜，并有少为人知的刘鹗二次入鄂。姚日记六月二十八日（8月7日）记：
……制府遣文案邹元辨大令来，询吾乡刘云抟太守家世及伊人品若何？余据实告之。又询余以云抟请办铁路，究竟是洋股是华股？余告以云抟所集铁路股本，亦有华股，特别能过多，余系洋债，并非洋股。……元辨将余言历复制府，往反数四。末乃传制府谕，令余点召云抟从速来鄂。余乃立即电往淮安召云抟。
作为全程旁观的知情人，姚锡光解释说：
先是湖北铁政局，自开办以来，历年亏耗，势不支。制府乃召盛杏荪来鄂，命以招商股承办铁政。今年四、五月间，盛杏荪来鄂接受铁政局，即以铁路要挟制府，云若不兼办铁路事，则铁政局所炼出钢条无处出售，则铁政不能承办云云。制府许以开办津芦铁路必命伊督办，盛杏荪乃接受湖北铁政，去往上海，复以两事电请王夔帅（夔帅与香帅均奉旨督办芦汉铁路）。一伊办铁路，须香帅、夔帅奏请朝命，命
伊督办，如胡云楣廉访办津芦铁路故事。一请香帅、夔帅奏请开办官银行，由伊督办，以为铁路招股张本。非此，则伊不任铁路事。《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9-140页。
盛承办铁政已如前述，而所欲不止于此，上文即拈出两事：其一，办路“总理人”权重问题。直、鄂奏设铁路公司，初以盛为“总理”人选，惟张拟电奏中仅笼统言“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为总理”，盛为此不满，并向王抱怨：“上年特旨派胡云楣办津芦，郑重冠冕。芦汉工长款巨，艰难十倍，声光稍减，难动视听。今阅会电拟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不过寻常盐典考语，大题小作，决难交卷。”《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第32页。“胡云楣”，胡燏棻，去冬督办津芦路，旋擢顺天府府尹。盛以之比拟，潜台词在谋进止，要牌子。姚锡光虽处局外，却颇了然于情势：“其督办铁路，必由奏请朝命也，则必不受督抚节制，可单衔奏事，仿佛钦差督办铁路大臣矣。”张之洞老于世故，也认为“盛太性急，不审步骤”，“盛极聪明，而此电又此不聪明矣”《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66页。。
其二，兼办银行问题。在收揽路权同时，盛另有所图：“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如银行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赫德觊觎银行，稍纵即逝。”《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第26页。以与海关税务司赫德争权为理由，似冠冕正大，实意在铁路、银行一手掌握，美其名曰“一气呵成，交相附丽”。但张仍有保留，回绝说：“铁路、银行为今日最大利权，人所艳羡者，独任其一尚恐众忌所归，一举兼营，群喙有词，恐非所宜。”《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58页。姚锡光评价道：“其请奏请开官银行也，盖欲尽攘中国利权。一经奏定，必请官本；既领官本，仍必多方将官本销融净尽，易名商本；而实则商本其名，盖尽数攘为盛家之本，仍其攘窃招商轮船、中国电报利权故智。”
综上两事，盛宣怀“得陇望蜀”之心昭然，与张之洞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姚锡光观察到“制府见其嗜利无厌，要求无己，颇厌苦之，故意将转属云抟”《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0页。。前述张对“商办”铁路不以为然，但朝廷谕办芦汉路本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的意向，张复奏推盛为“总理”的同时，留有“责成该员招集华股归商自办”的补笔《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59页。后正式复奏芦汉路事也作出规定：“至总理之员，虽经派定，但此事本意招商为主，所有许应锵、刘鹗等果能招集确实华股，无论或数万或数十万，均准其附入该公司。”《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8页。。既符合官督商办之旨，逢迎了上意，又为防盛独大，预备掣肘之具，足见老吏之笔的圆熟。当与盛意见出现分歧，张果然有意汲引其他力量，其召刘鹗面议，即与前述引争议的铁厂、银行事相关：
一询其能领受芦汉铁路全局事否？一询伊能先领湖北铁政局事否？盖制府以不允盛杏荪官银行诸事，恐盛杏荪即不办芦汉铁路。伊不办铁路，则铁政局一事伊亦必即辞退，故须询云抟能否承办铁政局事。一询云抟究竟集有若干华股。制府之意，洋债可借，惟照铁路资本，须有五分之一之华股以为根本，方可开办，故将询云抟究有若干华股。胥俟云抟来鄂询悉，则芦汉铁路一事，与盛与刘，方能定计。《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9-140页。
此事至此，似有峰回路转之势，姚锡光记：“盖铁路一事，制府颇属意盛杏荪，将令其督办，而何以命召云抟？又如此之急？既而探之，乃知杏荪要挟过当，制府已稍厌之。”刘鹗奉召后，眼见希望重燃，风尘仆仆再度入鄂。七月十一日（8月19日），“甫下轮船，即冒雨来省。……云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因属念劬为告制府，再往禀见”同时应召者不止刘鹗一人，七月初二日记：“方君某来拜，盖以请办铁路来鄂者。”（《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2页。）“方君”，即“四商”之一“方培垚”（化名，实际即总理衙门章京方孝杰）。。刘鹗对所询各事一口承应，颇透出兴奋难抑、急欲成事的心态。 而终
二度入鄂，刘鄂急欲见张之洞，而后者似迎还拒，仅谕令“与钱念劬、蔡毅若观察商量铁路事”。姚日记七月十九日（8月27日）记：
晚间，刘太守铁云假自强学堂内请客，同坐者钱念劬诸君子，余为帮作主人。据念劬言：制府将以芦汉铁路派盛杏荪、刘铁云合办。盛杏荪即于明日到鄂云。刘铁云私谓余曰：伊不愿与盛杏荪合办。如芦汉铁路由
盛杏荪办，伊即愿办苏沪铁路，与盛杏荪分道扬镳云。《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2页。
刘鹗久等无下文，向钱恂等问内情，发现事机又有变化——盛宣怀也前后脚赶到湖北。实际上，一周前张已以“紧要情节甚多，必须面谈始能详尽妥善”，邀盛“即命驾来鄂详筹一切”《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73页。。查考背景，张、盛因在总理权限、兼办银行问题上小生龃龉，彼此不满，导致刘鹗等人返场，然就在这时，由于汉阳铁厂经营不善，遭北京户部挑剔，张欲用盛宣怀、翁同龢的关系借为缓颊，不得不又有所妥协翁同龢时掌户部，在办路问题上态度明确：“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自是正办。”这一表态无疑为对盛的声援，为后者所感激，推赞曰“此老胸中了亮一至于此”。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4页。。
对幕后发生的一切，刘鹗全蒙在鼓里，张示意芦汉路“合办”，较前口风已转，再加上盛接踵而至，不由令他生疑。其致表弟卞子新函中流露出这一情绪：
兄十一日到汉口镇。既过江，知香帅电召，为欲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兄办。及到，又变计矣。前日电召盛杏荪来，令兄与盛商酌，或分办，或合办，议定即出奏。今日盛到，盛称洋债借不动。香又变无主意矣。数日之间，业已三变，此后尚不知如何变法也。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第562页。
刘鹗尚悬犹疑，消息更灵通的姚锡光已感事态渺茫。七月二十二日（8月30日）日记：“念劬谈铁路，言及盛杏荪谓借洋债不成；刘铁云谓借洋债必成。盛杏荪谓借洋债须国家作保；刘铁云谓借洋债无庸国家作保，且洋人并能保险，保创办铁路必不歇本云云。太守之意颇左杏荪。不信铁云，未知制府之意如何？”《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4页。
两天后，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事情终有结果。姚锡光记下与钱恂一番对话：
钱念劬太守来，言“芦汉铁路制府已决计归盛杏荪办。现在正办折稿，将出奏矣。其刘鹗诸君，无论集有华股数十百万，准其入股，并照商例派伊等入大股之人管事”云云。余言：“由盛杏荪督办，则大利全归盛杏荪。刘鹗等不得分段认办，且不得会办名目，而仅令之入股、入局管事，伊等未必情愿。今芦汉铁路既归盛杏荪，何不令刘鹗等认办支路？”念劬谓“盛杏荪之意，在将干路、支路、凡中国铁路一应包去。今若将支路另令刘鹗等认办，则必拂盛杏荪之意，制府不能也。且即芦汉铁路得与刘鹗等入股，已大非盛杏荪之意，实制府强而后可”云云。《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6页。
盛宣怀督办芦汉全路已获张之洞允可，至此板上钉钉；而所谓商人“不得分段认办”，但“准其入股”，貌似给刘鹗等人留了参股机会，却缺少实际意义。稍后直、鄂总督联衔复奏，即强调“此项铁路，论旨以官督商办为指归，以不入洋股为要义”，并指“四商”实质“全恃洋股为承办张本”，对商人眼界、商股价值大加贬低《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83-1188页。。经过一番较劲，张、盛终于达成默契，联手将刘鹗等华商踢出局外，这背后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利益交换。姚锡光惑于表象，不禁感慨：“盛杏荪之垄断把持，而制府之甘受挟制，亦一奇也。”《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6页。
当天，姚将结果径告刘鹗，后者知事已不可为，不愿再久留。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日记：“刘铁云太守来辞别。……以办铁路来鄂，不得志，将往沪，即午后启行。”《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7页。
在汉期间，刘鹗作有《登伯牙台》吟咏其怀，诗曰：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桐蕉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此处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刘鹗集》上册，第562页。
既然“知音”难觅，只能无奈而返，而此行的曲折突变与功败垂成，令当事人和后来读史者均有不胜“惘然”之意。
七、余论：“南拳北革”之间的“老新党”
在甲午战后清廷鼓励“商办”铁路的热潮中，刘鹗应声而起，继又悄然出局。在当时，对铁路感兴趣的华商既乏资本又无势力，欲有所作为，似只有借用外资一途。“四商”因缘际会出现在历史前台，各自面目却相当可疑，当时官家指其“均系洋股影射”，无一可靠，后世论者也强调“四商”争竞绝非商情踊跃之表征，只是一小撮人利欲熏心，自投洋商彀中。今据姚锡光日记，可清楚地知道刘鹗谋
办芦汉路时，确有向洋行借债之举，较“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的情形，则又有不同。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利权已有相当自觉；但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只能一面向洋行虚应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一面向政府夸口已获“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张之洞对“商股”本无信任和信心可言，加之与盛宣怀在铁厂、铁路交易上结成利益联盟，最终由“官督商办”名义将“四商”统统划入另册，并非偶然。而前述刘鹗类似现代“皮包公司”的投机行为，更让官家落实了“敢为欺谩”的印象，被视同“贪狡妄人”，部分也属咎由自取。不可否认，刘鹗等人兜揽路矿，在“兴利养民”的愿望下，或有为“剥削收入”而作的个人盘算；但须指出，甲午后清廷所谓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既无护商之诚，又乏重商之政”，无怪有论者在举张之洞为例后感慨，“作为一名公认的‘开明’总督，尚以如此粗暴态度对待‘商办’，则其他官员的面目可想而知”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第36页。。刘鹗的境遇具体而微地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刘鹗一生醉心于开矿筑路，第一次尝试即告完败，似不能为“搅乱了甲午战后稍有好转的经济形势”的罪名负责，但却清晰而残酷地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清廷下旨：“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著开缺，以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不到一月再颁谕旨，银行一事，准盛“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此为起点，盛不断扩张事业、晋升官阶，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刘鹗办芦汉路未果后，在发展实业的路上屡仆屡起，“世俗交谪，目为汉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乃至庚子年以“私售仓粟”获罪，充军新疆，1909年死于流寓。仅两年后，盛宣怀在邮传部尚书任上到达仕途顶点，而由他一手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官、商间的空前对立，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最终引向革命，导致清政府的覆亡。
刘鹗已经无缘见证这一切。在成书于1905年的《老残游记》里，他将清政府比作“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寄望“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可见对保存清政府之实体尚存信心，期待其实现“自改革”。而所赠“罗盘”，即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以富国养民。刘鹗曾自我剖白：“晋铁开则民得养，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罗振玉：《五十年梦痕录》，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8页。在后人眼中，此“扶衰振敝”之方却无异“饮鸩止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主张，在本质上是卖国的办法”阿英：《关于〈老残游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65页。。今世论者多注意到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的特殊身份，不仅有理论继承，且见之于行事，不恤己身从事赈济、治河、开矿、修路，正与“圣功之纲，不外教、养两途”相合，“以养天下为己任”，亦足见社会危机对中下层儒家知识分子的刺激太谷学派，又名泰州学派，是清代道、咸年间一个以儒家教义为主的民间秘密教门，主张“富而后教”，以“养民”为本。参见严薇青《刘鹗与太谷学派》，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631－642页。王汎森特别举刘鹗为例，说明文化菁英以外，中下层士人与民众在大量接触西学后，如何以“组织的型式、宗教的手法”运用传统资源应对时变。参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在同时代乡贤中，刘鹗最推崇马建忠，以其“负治事之才，通达中西学术”、“能言而又能行”，并认为世俗非议不过“少见多怪，无足异者”，这中间实有自我认知的投射《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2页。马建忠与刘鹗相交终身，被后者视为排在前两位的“生平知己”之一。参见《抱残守缺斋?辛丑日记》，《刘鹗集》上册，第686页。。但以在野之民奋然而起，挽救世局之衰，显然并不现实。姚锡光日记中录有姚、刘两人泛论世局的一场对话，姚谓：“当督抚，非将李相之聪明、香帅之规模、右帅之坚实合为一人，而上有秦皇、汉武、元世祖之君，不能宏济艰难。”刘鹗深以此说为然《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3页。按：“李相”，李鸿章；“香帅”，张之
；“右帅”， 湖南巡抚陈宝箴。。但他自视可以“兴利养民”的种种努力，却为督抚所鄙，国家所弃，那种足以托付、“宏济艰难”的上位者也终未出现，清朝还是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刘鹗的现实道路没有走通，却以文学创作预言性地暗示了改造历史的力量。他借老残之口发挥的一通“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的宏论一度被指为“反动”，引起身后麻烦无数。刘氏后人略带辩护地总结说：“综计先君一生事业，无不识远虑深，创于人所未知未见时，卒以此致人攻讦。今者代异时迁，先君昔所受人诟病者，悉成利国要图，群知而竟立矣。”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05页。在《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被发现的五四时期，钱玄同径批他“老新党头脑不清楚”，而胡适指出，“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参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胡适：《〈老残游记〉序》，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79页。无独有偶，郁达夫尽管视刘鹗作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强调“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若以他的以目下的眼光看来完全立于反革命的地位的议论，来断定他的作品的毫无价值、毫无时代性，确实过于苛刻的批评，这一层应该为作者原谅的”。郁达夫：《读〈老残游记〉》，载钟敬文等编《古书一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在历史人物评价的政治光谱上，刘鹗的最近定位则为：“既反对各种形式的革命，又不属于坚决的保皇党，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刘泽厚：《刘鹗与〈老残游记〉》，载《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35页。“北拳”守旧，“南革”趋新，在老残眼中其性质皆属“破坏”，而“老新党”之谓指向折中，近似“改良主义”。胡适出此语，意在抛开一时政治褒贬，取历史眼光看待《老残游记》的思想，而此文艺批评的方法论对研究作者本人同样富有提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