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爆发了债务危机，有人指出是这些国家长期采取的高福利政策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对此，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大规模削减福利。其实，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于现有的福利政策措施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通过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福利国家模式的特点及改革得失，并引以为鉴。
　　[关键词]债务危机；福利国家；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86－05
　　胥丽(1981－)，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上海　200433)
　　美国次级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许多国家潜在的问题在危机的影响下浮出了水面。2009年末欧洲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便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之一。许多人指责欧洲长期采取的高福利政策给政府预算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体系及福利政策各种矛盾与问题由来已久，各国一直进行着调整与改革，西方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只是引发债务危机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主要根植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现有的福利措施政策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的脱节。
　　一、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背景
　　就政治层面而言，福利国家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和相互权力制约下资本与劳动平衡的产物，福利国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自由市场的弊端，以期获得社会稳定与长期发展。阿萨·布里格斯在《历史视野中的福利国家》一文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纠正市场失灵：保证个人和家庭最低收入；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如疾病、失业，缩小个人社会不安全程度；对公民地位的确认，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建立有效缓解了本国劳资双方的对立，促进了他们的人力资本、科技与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各国福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不合适的地方便渐渐显现出来，家庭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缓、高失业率、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经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的私有化、日益加剧的国际国内竞争等都对福利制度的运行与完善提出了挑战。面对出现的问题，西方各国都相应进行了变革与调整，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爱尔兰等国在经济危机驱动及美国影响下对福利体系采取了谨慎的放松管制的市场化策略。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采取了更多雇主友好型的政策，作为欧洲福利楷模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转向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福利目标逐渐聚焦于社会服务的扩展及强调社会体系中性别的平等，把社会平等与生产性社会政策相结合。发达福利国家遇到的危机与进行的改革影响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思考，欧美福利国家几十年来都处于福利建设与变革的前沿，分析西方诸国体制差异与共同规律有益于后发国家对比审视自己国家情况，从而选择适合自己并有利于长久发展的政策措施。
　　对各国福利体系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福利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功能主义方法、冲突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政策话语取向等等，其中政治科学中又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行为主义理论批判的兴起，综合以往制度主义研究的新制度主义变成了政治学的主流分析路径。与传统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将制度的重要性及参与者的行为分析结合起来，采用动态、定量的分析方法。同时它更加重视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制约，也强调在制度框架下参与者非理性选择以及这种有限理性对制度的约束。在制度起源与变迁的因素分析上，新制度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内生性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固有的因素使得制度在变迁的时候具有粘性以及路径依赖性。在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时，新制度主义将经济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分析。
　　二、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于欧洲发达国家在福利体系方面的不同表现，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许多学者对欧洲国家进行了分类。各种分类中最有影响力

是艾斯平·安德森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提出的三种分类。安德森根据社会劳动力非商品化程度与福利收益人社会地位分布范围这两个标准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由型福利国家，主要包括瑞士、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通常受市场自由主义影响较深，尊重市场逻辑，它们的福利体系支付条件比较苛刻或政府福利支出较低。申请人在申请福利资助时通常要进行资格审查。第二类为保守或团体型福利国家，亦称大陆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多为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这些国家大多受天主教传统影响较深，对家庭及两性分工持传统态度，国家福利体系为威权或父权式，较少受市场左右，倾向于社会分层的福利体系。其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四国因为在地中海附近，有时又被其他学者单独列出来作为地中海式福利国家——这正是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表现最差的四个国家，其国家首字母被大家拼成pigs，亦称“笨猪四国”。第三类为社会民主型国家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挪威、瑞典和芬兰。这些国家以高水平、普遍性的福利闻名于世，一直被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范。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的自由平等与发展，认为福利保障是其国民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而不应该基于他们的市场表现。政府提供慷慨的福利，是一种劳动力非商品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对于英国、爱尔兰、新西兰的福利体系模式，埃斯平·安德森没有做出明确归类。
　　根据安德森的划分，很难说哪种最好，也不能说某一种福利能够无差别地适用于各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它们都处于不断的变革与发展中，但这些国家不同表现的背后有着一些相同的规律或趋势，这种普遍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它们的比较分析与借鉴应用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详细分析与对比如表1所示。 机冲击下福利国家的现状与深层根源
　　2008年由美国蔓延开来的危机使得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龙头的福利国家财政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长期实施的慷慨的社会福利，加上某些实力较弱的国家财政纪律又不够严明，如希腊随后便爆发了债务危机，紧接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也陷入困境，比利时与爱尔兰也不能幸免，甚至德国等欧元区的强国经济也开始受到这波危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区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不能妥善解决，将可能导致欧元区的最终解体。2010年欧盟的总体财政赤字占该地区gdp的6.4％，公共债务则占gdp的80％。此后随着各国处理的进度，人们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了情况最不乐观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四国身上。
　　许多人指责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实体经济沉重的负担，长年采取的高福利政策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对此，各国采取了许多措施大规模削减福利。但只指责各国福利开支与财政纪律，这种单一的归因法很可能会掩盖福利体系结构及其政策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同样是欧洲福利国家，地域相近，政体类似，是什么引起了各国福利体系运行效率上的差异?为何其中有些国家在危机冲击下福利体系弊端顿显，并阻碍了国家经济的顺利运行。
　　除了各国政府财政纪律差异等表面原因之外，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参与个体行为的差异，考察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习惯等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与影响。这种社会文化传统决定的行为个体内在因素的差异性，造成了各国福利制度变革的粘性以及路径的依赖性，也影响了福利体系的社会效率及经济表现。
　　通过对上述国家福利体系经济的不同表现的分析，我们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浅层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福利国家这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等原因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上的支出不断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逐渐加重。二是欧盟一些实力不强的国家为了满足欧元区的规定勉力支撑，甚至放松财政纪律或像希腊一样在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弄虚作假，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三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政府为了挽救市场、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一些大规模的财政项目，政府财政吃紧。再加上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缓慢，人们对各国解决公共债务的能力信心不足。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发生危机或遭受冲击的国家重振乏力。
　　除了以上列举的表面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决定了各国的表现。首先，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欧

洲福利国家对于公民社会权利的认可以及社会中个人主义的盛行使得福利制度一旦确立，就很难削弱。保守型、团体型福利国家以及社会民主类福利国家，都比较重视国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发展。这些国家如果经济实力强大，市场情况良好，负担其国内的福利支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国家实力不足，又受到经济冲击时，国家的福利制度就会遇到问题，而实施的福利政策也会遭到质疑。不同国家国民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习惯影响制约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选择与结构，造成了各国福利制度改革的粘性以及路径的依赖性，也影响了福利体系的效率及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其次，社会政治理念的不同也制约着福利体系的改革。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支持程度以及公民的平等理念影响和制约着各国福利改革的方向、措施及程度。福利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与社会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并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福利制度的变革牵动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受到公民权利、社会平等、政治选举、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现代福利国家制度与民主选举制度之间形成的互相制约是许多国家福利制度改革难以获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党顾忌选民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现有的福利措施政策与社会平衡所决定的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国民福利体系架构决定起初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以及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应对苏联模式的压力，政治因素考虑比较多，最终导致这些国家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成为政府及国民经济的负担。根据国民收入和公共支出的数据来看，希腊这些年福利体系的设定以及支出就与社会平衡决定的需求严重脱节了，表现出明显的福利赶超特征。
　　而人们一旦习惯了高水平的福利，出于“棘轮效应”也不会轻易允许福利体系向下调整。如当前危机形势下欧美各国政府试图削减福利开支，就在民众中间引发了许多抗议，一些国家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潮。因此，面对各国严重的债务问题，削减开支仿佛是最直接的方法，然而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承受力，这一方式显然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一劳永逸。民众反对福利政策的改变及福利水平的下调，而世界经济的飞速变化与发展却越来越要求社会其他部门与机构的快速变革。福利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障碍。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就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福利国家原本存在的基础。当福利体系结构及支出超出了当前经济能够负担的最大限度之后，累积的矛盾便会带来危机。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新职业的出现，许多人不再能够被包括在社会福利网中。如欧洲大陆国家福利制度由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险以及并不发达的社会服务组成。社会保险意味着与个人就业记录有关的权利，表明长期稳定职业的必要性。而不发达的社会服务意味着儿童看护、老人赡养等家庭事务要由妻子们负责。这一制度潜在的假设是家庭成员能够依赖全职的男性谋生者，妇女与移民劳工因为缴费年限不够、兼职工作或新职业等原因在这种体系中尤其处于不利地位。欧洲大陆型的福利制度就是一种偏向家庭式福利转移的制度。这些国家市场福利需求与供给的脱节导致经济发展的障碍。
　　针对福利体系存在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中西方福利国家对本国福利体系的构成与效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国受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国民福利政策都采取了工作导向的做法。福利的发放不再以先天具有的公民资格为基础，而是要求福利领取者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比如每星期设置最低工作时间等，来提高国民寻找工作、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变革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以扩大社会中的就业。他们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如：加强劳动力的培训、流动，增加工资补助等；为了反对非正规就业，大大减少边际税率；使社会服务呈现出权力分散化和私有化的趋势。同时，它们还建立了一些保障机制，使社会不平等不会集中在特定的社会阶层，或使这种不平等不会成为人们生命周期中长久不变的影响因素。北欧这些福利国家把高税收、私人消费增长和国家管理结合在一起，这种模式有效地集聚和团结了社会的不同阶层和收入群体，使得福利制度的供给较好地迎合了人们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然，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影响下，福利国家改革所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未能缩减政府公共开支，反而加大了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的

例子。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这就会成为选民与反对党攻击的目标，这样一来，福利体系的改革就会涉及其他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当前世界处于后经济危机时期，政治方式与政治手段无法为福利体系变革找到出路，在矛盾累积下这些国家便产生了经济上的紧张与动荡，通过经济的动荡来倒逼政治，使得福利体系与政策的制定实施立足现实，回归理性。当前的危机来自于福利制度“年迈者已经行将就木，而替代者却没有降生。在这一青黄不接时刻，各种病态征兆大量涌现”。
　　四、启示
　　通过对欧美福利国家福利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具有普适性的体系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国家福利体系的发展与变革路程具有借鉴参考价值。不过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还应考虑自己的国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从广义来看，中国的社会福利实际上是由财政补贴、社会收养、残疾人福利、城镇职工福利、农村五保供养等部分组成的，它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济”型福利、发展过程中的企业“自保”型福利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化”福利三个阶段。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后实施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随后为了与世界经济接轨，我国进行了积极的市场化改革，福利体系也随之进行了变革，目前仍在积极地变革完善过程当中。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具有的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国家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借鉴欧洲大陆保守型福利国家的一些做法，对国家和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地位明确认知，平衡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同时要注意到我国并没有欧洲这些大陆国家历史悠久的行会体系，从而在福利体制选择中避开由行会结构引起的福利资金社团管理模式，而这一模式也正是阻碍德国等国福利体系变革的最主要原因。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财政收入所限，我国应选择性进行资源分配，注意劳动力的流动与培育，并促进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以适当的福利框架为基础，建立融洽开放、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的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