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去行政化”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也是高校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去行政化”一边倒的热议中，也存在着对“去行政化”的认识误区，有必要对这些误区进行甄别，以确保“去行政化”的正确导向，且利于其进程的加速。
　　【关键词】 高校 去行政化 误区
　　【作者简介】 田茵，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钱学峰，武汉体育学院校长办公室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高校管理。
　　【中图分类号】 g4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13-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应“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了高校“去行政化”的方案。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校“去行政化”议题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众说纷纭之中，对“去行政化”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一、高校“去行政化”非单纯撤销行政机构
　　由于政府以往对大学的过分干预和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过分膨胀，使得人们对高校“行政”本身产生了一种曲解，认为高校现有状况及诸多恶果均由高校“行政”造成。此观点实质在于把高校“去行政化”和“去行政”两者加以混淆，以至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1. 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在国内外高校中均占有一定比例。目前，我国高校的人员结构主要有三类：教学人员、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教学人员又分为三类：教师类、教学服务类和教学管理类。行政人员也分为三类，一是党务、工会、团委等管理干部。二是行政机构管理干部。三是延伸管理类，包括校办产业、校企合作管理干部。从高校的人员分类来看，能称为教师的只能是教师类人员，扩大教师类也只能延伸到教学服务类和教学管理类。行政类人员和后勤人员不能划归到教师系列。目前，这三类人员中，真正的教师数量其实并不多，只占20%-30%，更多的是行政人员。行政人员数量相对较多的现象在国外高校亦是如此。美国大学所有的雇员中，教学人员与行政勤杂人员的比例是1[∶]4至1[∶]5，如斯坦福大学共有10445名雇员，其中教授和其他学术人员只有1714人，所占比例仅为16.4%，其余83.6%的人都是行政勤杂人员。由此可见，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是需要庞大的行政服务人员的。我国高校的行政人员人数并不比国外大学的行政人员多，但不同的是，我国的高校行政化程度却比国外大学高很多。
　　2. 行政机构和行政化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在某种管理体制之中，高校即使有行政级别，也未必就一定意味着“行政化”；而在另一种管理体制之中，即便高校没有行政级别，它仍然可以表现出“行政化倾向”，甚至“行政化”得很明显。因此，行政机构和行政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所说的“去行政化”，不是要改变和革除大学行政。我们不但不能摒弃行政，反而要加强行政。钟秉林教授指出“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使行政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大学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去行政化”过程也是一个为“行政”本身正名的过程，给“行政”一个适当的地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
　　二、高校“去行政化”非单纯脱离政府组织
　　1. 高校“去行政化”并非是要高校脱离政府。大学既然是国家举办的人才培养机构，其自身的办学理念、专业设置、人员管理等必然受制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势乃至相应的文化传统。即使在西方国家，大学的合法性也要源于一个较高权威的认可，或由国王或由教皇颁发“特许状”。因此，高校和政府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脱离政府”，成为独立王国，而是要处理好高校和政府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关键是政府组织实施怎样的管理，而不是管理本身。当今中国高校的行政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政府组织施加的“被行政化”，政府组织只有秉承“服务行政、服务高校”的理念，方能从根本上扭转行政化局面。
　　2. 高校“去行政化”是要实现大学的“有限自治”。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特殊社会机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一定的自治空间。但大学的自治不可能象自治的政治实体那样，应该是有限度的自治，即“学术自治”。大学应有思想上的自由，允

“百家争鸣”和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不偏信于个别领导的意见。只有实现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方能追求到真理，从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的目标。
　　因此，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弱化或脱离政府的行政管理，而是依法规范政府的行政管理。
　　三、高校“去行政化”非单纯依靠教授治校
　　1. 单纯的“教授治校”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当前，我国高校特别是公办高校，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在此国情下，教授可以自荐、应聘到高校行政机构任职，以发挥他们的管理才能；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也可以拥有较大的权限。但这与单纯的“教授治校”完全是两码事。
　　2. 单纯的“教授治校”不利于学校的系统规划与和谐发展。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教授们的知识结构逐渐向纵深拓展，在决策过程中，极易思维封闭，往往会“不自主”地倾向于从自己特定的学科和专业出发，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难以从发展的角度规划学校的整体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学术和政治有相当大的区别，现代大学中“诸多与社会沟通联系、博弈妥协的事务，尤其是资金的筹措、财务的核算、多校园的管理等大型事务，决非是那些在天体物理领域如鱼得水或者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不断拓进的教授们所感兴趣或者说所能胜任的”。教授是学术上的教授，并不见得是行政管理上的专家。大学“去行政化”的初衷也不是鼓励教授当官，而是争取“学术自由”，争取大学行政为学术、为教学科研、为师生员工更好地服务。教授的首要任务是从事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若教授过多地介入学校管理，将会陷入日益繁杂的行政事务管理中，不仅容易分散精力而且难免造成“角色混乱”。
　　四、高校“去行政化”，不能单纯归因于高校
　　1. 国家对高校按行政等级划分。一直以来，国家把高校按不同的行政级别进行划分，本科学校属正局（厅）级，专科学校为副局（厅）级等。1999年以后，为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我国开始实施“985大学”建设工程，一批重点大学被升格为“副部级”。国家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方式无形之中催生着高校的行政化。
　　2. 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没有实质性改变。一直以来，政府对高校采取的都是行政化管理，主要体现于：高校正副校长都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高校办学经费由上级行政机关下拨，包括专项经费、重大科研项目及经费等；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博士点、硕士点、新专业设置、教师编制、高级职称比例以及高校升格、更名，都要经上级行政机关审批；高校的考核、评估等，亦由上级行政机关操办。总之，在我国，大学办学权、管理权、经济权、考评权几乎都集中在政府部门。可见，我国高校行政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密切联系，高校“去行政化”涉及国家行政体制改革，非高校自身单方原因。
　　2012年8月，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在学校管理上，将打破中国高校现有的管理模式，完全按照现代大学制度进行管理。由此，可以窥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正在有意识地把这些高校作为改革实验区，开展高校“去行政化”的实验探索，目的在于把异化为行政机构的高校彻底地回归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把泛化的大学行政权力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大学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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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