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小说出现的形象系列，具有与欧阳修所谓“穷者之诗”相类似的审美特征，其美感的生成与“诗能穷人”的提出具有相类似的心理基础。构成上“多余人”蕴含了以外衬内、显隐相映的不对称结构，并通过“畏穷”心理统合为整体形象，且“多余人”形象有着宋诗般涩味的诗意。
　　关键词：“穷者之诗” 欧阳修 “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道风景线，是没落贵族最后的美的结晶，是文学史上经典的小人物形象系列。国内对俄国“多余人”形象的经典表述大多基于阶级论，他们是当时俄国社会一个游离群体的自白，有助于分析19世纪俄国社会和文化氛围。然而“多余人”形象作为成系列的小说形象流传下来，说明它们不仅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也有保障其生命力的审美性。
　　从效果上讲，多余人形象产生的阅读感受是内苦外甜的，本质是苦涩的，与中国宋诗有相通之处。解释宋诗创作、审美特征的诗论中，“穷而后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上溯可至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后经唐·韩愈阐发为“不平则鸣”，并首次提出“穷者”如孟郊“愁思之声要妙”“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将作家失意的人生阅历与心理失衡作为重要的诗歌资源提出。入宋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穷而后工”，指出诗人的“穷”与诗歌的“工”的关系，亦即政与诗背道而驰的现象，士人首选政治上的成就，不得遂退而为诗。至此穷工理论还是一种创作论，此后欧阳修再提出了“穷者之诗”，将之转化为诗歌风格的讨论。可见“多余人”（尽管只是文学虚构的“人”）与孟郊、梅尧臣之类的“穷者”有着共通点：政治失意又满腔政治热情与才华。“多余人”靠被展示在小说上的虚构人生发声，“穷者”在诗歌里抒发真情实感，两种声音引起了相近的审美感受。
　　一、“多余人”审美性的结构分析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梅圣俞诗集序》）
　　据欧阳修，“穷者之诗”作为一种诗歌风格类型包括四个特点：“不得志”且“穷之久”的身世之感；“将老”的忧患心态；“徒发”感叹之言的徒劳和迷惘情绪；以及世人喜见的“工”的形式。前三者是诗歌的内在精神，基调是灰色的，情感深沉而抱负广大。“穷者之诗”的外在却显现为“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小题材和形式的精工细琢。
　　且不说内里如何，奥涅金（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罗亭（屠格涅夫《罗亭》）甚至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等多余人，表面看上去十分符合众望：生活无忧，无繁重劳动折磨身心。奥涅金的日常生活就是进出各种宴会，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奥勃洛摩夫懒得打理财产，却不妨碍他每天醒了便睡、睡了便醒地混日子。他们都正直青壮年时期，大多风度十足，甚得佳人垂青，又有才华与社会改良理想，使生活中的清闲、华贵上升为品位与典雅。侃侃而谈的罗亭是沙龙才子，奥勃洛摩夫也有一颗感性的艺术之心，因而最受朋友喜爱。这样的日子无疑带着一种人工的、引起强烈愉悦感的优美。“多余人”的生存形式远离原始强力的威胁，也没有骤然性的灾厄，是一种能耽于“虫鱼物类”的小日子。
　　然而“多余人”与“穷者”一样遭遇了现实失败，注定了这类形象包含了与“穷者”们相似的内在精神，即使他们的经历是文学虚构的。
　　首先，他们一样“不得志”。罗亭劝服贵族放弃农奴制不成，毕巧林自恃有才却被置于社会边缘，“多余人”在不同程度上咀嚼着自我与社会的落差。值得注意的是，“多余人”对自我和社会一般都有较明确的高期望值，虽然未必都和“穷者”同调，将自我定位为成功政治家。“多余人”形象暗示了一个难题：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困境。这个无解之题使“多余人”形象饱含理想与现实冲撞的身世之感。
　　此外，“多余人”保持着一种更广泛的忧患感。若道宋诗人的忧患感主要来自个体生命时间的有限，“多余人”感受到的压力则更显迫切：整个贵族阶层“将老”，后者代表他们的身份地位、习见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式。来自外部的民主思潮正冲击着旧的体制，年轻贵族开始自觉老朽。俄国的“世纪病”是迟来的：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正经历着19世纪初弥漫西欧的精神氛围。身

其中的“多余人”们之所以多余，正是因为既不能漠然埋葬生养他们的阶层，亦不能沉浸在旧日梦幻中忽视所有隐忧。奥涅金对贵族繁琐的礼仪、无聊的交际活动感到厌烦，但离开社交活动却又不知该做什么。罗亭依赖沙龙进行游说，而沙龙完全是贵族文化土壤中生息的。
　　伴随忧患心态而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感。虽然法国骚塞所谓“世纪病”更多的是出于对内在生命之思考而不是对外在社会之应对，却十分贴切地概括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绪：
　　总之，当今之世，它把过去同未来分割开来，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又仿佛既似过去又似未来。在这个世界上，你每迈一步，都不知走在破土待发的种子上，还是走在旧事物的残骸上。
　　“多余人”长期思想挣扎，尽管构想了前进的道路，他们却难以弄清这种努力是否合宜。再加上努力大多失败，他们自身也习惯了这样的结果，乃至无法采取行动。奥勃洛摩夫受奥尔迦启发，尝试投入生活，然而他的心态依然不能清爽，尔虞我诈的贵族们依然没有带给他任何值得期待的图景。当努力失效后，奥勃洛摩夫又开始退缩回慵懒贵族的壳里，陷入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多余人”相比“穷者”却是多劳的，孟郊和梅尧臣都是丰产诗人，他们预感到文学创作无法赢得真正想要的政治声望，却因为找不到别的道路，只能投身其中，期待曲线救国出现奇迹。“多余人”的迷惘情绪建立在对结果的怀疑上，“穷者”则明知结果而实施着徒劳行为，但双方面对人生都深感迷惘。
　　可见，“多余人”形象同样内含“穷者之诗”的三种灰色调情感。尽管形成的原因、成分比例有所不同，但相似的经历带来了相似的情感。双方的内在精神从个体生命思考辐射到社会人生，最后在应对这些矛盾时产生了在积极与消极间游走的情绪。身世之感、“将老”忧患、徒劳和迷惘情绪是内在递进的，三者一体构成了“多余人”和“穷者”的内在精神。“多余人”形象由此获得了与“穷者之诗”相似的意蕴。 “多余人”形象的诗意不但体现在内在精神的深刻与层次性上，更体现在其内外对照形成的张力中。“穷者之诗”一大魅力正在于形式之“工”。“工”在中国诗学中独具意义，较早见于南朝沈约的声律论，与“拙”相对，专指诗歌合律、声调圆美，后兼指对偶恰当，宋诗学中的“工”侧重用事与押韵。总之“工”是一个较偏重诗歌形式美的审美范畴。欧阳修“穷”“工”并提，是协调诗歌内涵与形式的尝试。再者，欧阳修的穷工结合是有层次和先后的。先穷而后工，外工而内穷，有着以外衬内、显隐相映的不对称结构。“穷者之诗”事实上是糖衣苦药，穷工是在一种层次分明的结构模式中统合到一起的。这种严格的规定性也反映了欧阳修的“穷者之诗”不在通论诗歌美的领域，而是对某种诗美类型的探究。
　　“多余人”形象结构与“穷者之诗”相似，其审美性也是内外失衡的复合。从形象结构讲，内在精神的苦涩与外在生活的精致形成对比，内在的苦涩存在感强烈压过了表面精美带来的愉悦感。从接受角度讲，像奥涅金——出场就吸引了达吉安娜的目光，在小说中“多余人”的出场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使得读者在读到其失意人生时产生心理落差，加强了这类形象的苦涩意味。若使用中国古典美学的术语来概括之，像是以外衬内、显隐相映更能概括这种审美效果，外显的是“工”、精美与愉悦，内隐“穷”、失意与凄凉，最终突出的是隐的方面，构成一种“苦涩”的审美风格。“多余人”的诗意是“穷者之诗”式的。
　　二、“多余人”审美性的心理分析
　　从外部研究的角度探讨“多余人”形象的成果，普遍倾向将“多余人”的苦闷归因于隐性的阶级矛盾。这样的结论解释了“多余人”连连碰壁的现实原因，但用以分析“多余人”形象的美感来源却显得局限。“多余人”的灰色内在为何显得具有美感？小说形象的各种结构性要素是如何组合为一并产生审美性的？恐怕不能仅仅靠社会分析来解答。说到底，说明为什么“多余人”“穷”与说明“多余人”之穷为何是“美”的，并不是一回事。
　　在小说文本中，“多余人”的穷途与产生苦闷的心理动因是同时呈现的，小说同时完成了制造“现实事件”和呈现心理动因的任务，后者隐含在前者中，并为前者提供合法性。现实中理论总结往往在现象后，但“穷工”理论的提出中这种时差并不大：孟郊与韩愈、梅尧臣与欧阳修，都是代表性作家搭配一个同时代的、私交密切的

批评家。“穷而后工”作为创作现象与理论爆发几乎同步行进，说明“穷工”问题是当时的热点，“穷工”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动因便值得重视。为何是宋人发现了“穷者之诗”的美？
　　宋是理学的时代，也是文人为政热情高涨的时代，唐时提出的文道关系逐渐发展成视文为“戏”，程颐甚至认为“作文害道”。欧阳修作为一名文学家，观点没有道学家们激进，但他早年也认为诗歌占据士人从政时间：“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甚者至弃百事而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欧阳修《答吴允秀才书》）当为文与为政产生冲突，他还是倾向于为政（或为儒家之道）。将政治失意归罪于诗，事实上是“穷而后工”的一种逆向思维：因为政治失意有助于写出好诗，那么在写好诗上浪费时间就是妨害政治活动。至此，“穷而后工”变成了“诗能穷人”，欧阳修诗论中本就包含这种可逆的逻辑，就像“多余人”优渥余裕的生活妨害了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把他们牢牢地牵制于贵族的阵营里一样。诗能否穷尽人的精力乃至妨害正道，随着道学热成为了一个关系诗歌地位的重大问题。
　　维护诗歌的文学家与抨击诗歌的道学家，还有些立场不稳、喜欢文学的道学家，尽管阵营不能机械区分，但这个问题还是引起了争论。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中就记录了这位后学坚持“诗不能穷人”的事情：“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今足下独不信，建言诗不能穷人，为之益力，其诗日已工，其穷殆未可量。”就此，苏轼写下了自己对这场争论的诊断：“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缪，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
　　这句话很好地为诗能否穷人之争画上句号：它尖锐地指出了，不论是何种立场，执着于“穷工”理论者都抱持着“畏穷”心理。不论是深困于政治漩涡中的道学者，还是主张闭门不仕作诗的穷酸文人，都是计议穷达、畏惧政治穷途的人。“穷者之诗”苦涩的内在精神实质上
　　是源自这种恐惧心理。对宋儒来说从政之道是可见的，但他们一来担心成为“穷者”会带来现实经济和社会地位下降，二来一旦选择入仕，就断绝了成为隐士的退路——穷而后隐，并非合符文人气节的佳话。宋儒是输不起的，因为一旦成为“穷者”就等同宣告了人生失败。
　　与“穷者之诗”有着相似审美特征的“多余人”形象，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诚然，“多余人”都是受过西方形而上学熏陶的知识分子，但奥勃洛摩夫之所以只知睡觉而搁置自己勾勒出的宏大计划，更多是出于现实考量，出于一种畏惧心理选择了退缩。困难是多源的：来自内部的作为个体的渺小之感、对自身阶层的眷恋；来自外部有时代“将老”的忧患；面对压力产生了退缩与迷惘：担心一切努力将是徒劳，浪费时间后人生走入穷途，一无所获。“多余人”面对来自时代、来自自身的多种困难，高压下易产生恐惧畏难的情绪。表面上他们有资本自视甚高，实际上这种内外反差更加大了他们的冒险活动及需要承担的风险。他们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理想，还有就是现在看来依然让人钦羡的优渥生活，正如出仕就必须放弃作为隐士的名节一样，接触下层人民就意味着抛弃一部分旧贵族的利益。《罗亭》的结局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成为革命旗手的罗亭最终死在战场上，并非是壮烈的而是卑微的，他的死被淹没于壮大历史的潮流中，他的声音不被重视，也没起什么作用。这样的结局与身为沙龙才子的形象大相抵触，而这卑下的结局尚且建立在失去光辉的外在之上，更何况他们期待的成功呢？可见代价之大。如此一来，外在的精美，以及它们引起的愉悦感也成为了“畏穷”之因，被紧紧统合在灰色调的“畏穷”心理中。越是紧抱形式上的“工”就越“畏穷”，而内在之“穷”则散发出更多的苦涩味。“畏穷”心理催化了小说形象美感的生成：它使多余人不对称的内在与外在合理地黏合在一起，不仅不显得突兀，反而加深了形象的厚度。
　　作为小说形象的“多余人”是可以分析的：他们有内外层次、有较固定的故事模式、有显见的审美特征，是一种文学虚构形式。但同时他们也是内外统一的、人性化的整体：虽然有可信度极高的心理动因为支撑，行为中显示出合理性，并且内涵有着相当的厚度。就像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奥涅金来自诗体小说所揭示的：解读这一形象系列，我们不仅能得到一个时代的文化信息，更能得到宛如宋诗般的美感。“多余人”形象是诗意的

。
　　“多余人”形象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颇深，以郁达夫《沉沦》为首，中国小说中的“零余者”虽说不完全是“多余人”的翻版，却受之影响。影响郁达夫创作的是俄国小说形象而非其他西欧国家的世纪病儿，这不仅因两国地缘靠近，而且还有社会形态接近等等原因，也许是因为“多余人”的审美特征是诗性的，而且与我国传统文人精神十分相合。正因如此，“穷工”理论在分析“多余人”形象上颇为有效：能回归文学本位的分析，揭示“多余人”形象的结构和心理特征，同时也为中国文论提供了一个舶来的范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穷而后工”理论的内涵与批评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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