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寓言流传至今，诙谐批判成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探究其形成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矛盾尖锐、思想界“心学”盛行、物质的强烈追求等；融合多种艺术手法、戏曲小说营养；创作主体的勇于批判个性和通俗诙谐的思想意识。
关键词：明代寓言；诙谐；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136-01
“在中国古代寓言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先秦哲理寓言、唐宋讽刺寓言和明清诙谐寓言三个创作高潮。”对此，笔者将从社会时代背景、文学艺术传统及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等因素来考察明代寓言的诙谐性成因。
一、社会时代背景
明朝统治者汲取了宋朝教训，取消宰相制度设六部、内阁，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严刑酷法；宦官专权，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阶级矛盾加深；东林党和阉党的党派之争；农民起义、北方少数民族兴起、倭寇祸乱，内忧外患。明代文人在种种禁锢之下，用寓言的形式揭露出社会矛盾，如刘基的《郁离子·省敌篇》中，“九头鸟”告诫统治阶级内部不应该为眼前利益而自相残杀，以致牺牲了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广笑府·官箴》“衣食父母”讽刺贪官污吏，揭露他们对百姓的敲诈勒索。
王守仁提出的“心学”，批判程朱理学，提倡自适其乐，并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风尚。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明代文人通过寓言指责社会生活中的弊端。受王学影响的江右学派，其“江右四君子”之一刘元卿，在《贤弈编·应谐录》中有寓言“性急”，批判过分讲究繁文缛节，迂腐顽固的儒者。又如公安派重要成员之一江盈科在《雪涛小说》中有“王婆酿酒”一则，告诫人们要知足常乐，贪得无厌往往会因小失大。阳明心学大胆谴责社会中不合理现实，对于社会现实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市民的经济观、价值观出现变化。人们追逐享乐、竞相奢华。《苏州府志·风俗》附录《陈文恭公风俗条约》记载：苏州妇女“身着绮罗绸缎，头戴金银首饰……以贵为美，以多为胜。”针对这一现实，明代士人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发出一针见血的批判。有寓言“一卵当家”、“一钱莫救”、“夜里偷鸡”等。诙谐性的表现了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和幻想，同时，也戏谑性的揭露了嗜钱如命的奴隶面孔。
二、文学艺术传统
“寓言， 其实就是一种更大规模、更高形式的比喻，有时还明显带有‘兴’的特点。”如“吴王恶鸟鸣”中，把难听的八哥叫声比喻成批评意见。用“比兴”这一艺术手法实现委婉批判。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指出，“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口腹》“秋蝉”中主人所说的“吸风饮露”、“不着衣裳”正隐含了秋蝉“一箪食、一瓢饮”似的清贫衣食。一方面作品将奴仆隐喻为秋蝉；另一方面主人暗示奴仆：不可奢求太多；再一方面奴仆用幽默机智的语言讽刺主人的刻薄，正是谐辞。同时，从谐隐文体的艺术手法到诙谐寓言的转化生成，体现了中国文学文本间的关联性和内在生成性。
除了从纵向吸收传统寓言形式的艺术特色之外，诙谐寓言还横向融合了戏曲小说的审美元素。郑传寅说到：宋杂剧和金院本均为“滑稽短剧”，在寓言“一钱莫救”中，垂死之际的父亲对儿子的呼喊“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正是这种滑稽元素表现。再如冯梦龙的“性刚”父子二人的滑稽语言和滑稽行为诙谐且有深刻的告诫人们凡事审时度势、懂得应变。
三、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
《论语》：“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非善恶是仁义之所在，但是在强权黑势力面前，敢于指出是非善恶，则是勇者所为。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对江盈科评论道：“进之才高识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所不能言与不敢言者。”明代寓言家们正是因为具有勇于批判的个性，是非善恶分明无所畏惧的气质，才能写出讽刺批评的寓言。
明代世俗化影响着明代士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明代中叶吴中派代表人物唐寅，“在诗歌中大胆地表达了他不拒声色的态度：‘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灭天理。’（《默坐自省歌》）”由此观之，明代士人的思想意识也趋向于世俗化。那么，诙谐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能够得到他们广泛认同的。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会呈现出鲜明的诙谐性，明代的寓言
是其市民意识的诙谐性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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