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理论基础，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其结构化理论与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内容与结构具有内在的关联。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思维范式
　　吉登斯在评价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这里的“另一相关研究”，就是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在评价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时，他说：“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在吉登斯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前一阶段主要反思经典社会思想和当代主要社会思潮，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后一阶段主要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对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结构化理论为后者即现代社会变迁提供理论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说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某种螺旋式的轨迹：它的一般原理融会贯通地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的构成的实质命题之中，而这些实质命题又反过来充实、推动了结构化理论更为抽象的主张的发展”。
　　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正如他所说的，“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我们只有在理解结构化理论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对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谓结构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化就是在绵延的行动流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反复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规则和资源)就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后果。正是通过结构化的过程，社会的宏大结构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构。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二重性是作为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通俗地讲，所谓“二元论”，是把行动与结构当作外在的两种东西；所谓“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吉登斯认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是结构化理念的关键”。因为结构二重性原理旨在具体诠释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如何被消解于实践之中，而这正是结构化理论的主题。
　　结构二重性原理的内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来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总体来看，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概括起来讲，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又是社会实践得以进行的条件与中介，这要求人们从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吉登斯提出：“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在吉登斯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不是片断式的，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社会生活川流不息，循环往复。因此，社会实践具有循环的特性，而结构二重性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循环特性。
　　第二，结构与行动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而共存的。结构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动之物，结构只能透过行动在时空里展现出来，它存在于时空之外。结构(规则和资源)被不断纳入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并跨越时空限制，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践而不断再生产出来；考察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意味着探讨规则和资源如何在行动者的行为互动当中实现再生产。另外，从行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也利用了社会情境中包含的丰富多样的规则和资源，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等书中，吉登斯还将结构二重性与语言(1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关系作了一个类比。他说：“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空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语言的结构存在于并通过言语行为而存在，并且使言语有了条理，而离开言语的抽象的语言结构是不存在的。与此类似，结构也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实现并使互动过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这一论述，明确了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之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深刻地揭示了结构的特性以及结构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第三，结构既具有制约性又具有能动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确地提出这条原理：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都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这就是说，结构在构成行动媒介的同时，同时也构成对行动的制约，而且这种媒介和制约关系还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反复被再生产出来。具体而言，从结构中的规则来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资利用的建构性因素。从结构中的资源来看，它也不仅仅是对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还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活动的可能空间，充当主体活动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思维范式
　　所谓“思维范式”，主要指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范式就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体中，它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他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范式是更深层次的范式。本文在这里所讲的思维范式也是侧重于后一意义来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维范式，即实践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也被解读为生成性思维范式。吉登斯认为，社会与自然不同，人类虽然社会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类生产出来，不是人类行动的创造；社会尽管也不是由任何单个个人创造，但是它由每一个社会参与者创造并重新再创造出来，它“并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就是说，人类社会不是预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迁而转变。
　　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是对古代实体性思维范式和近代主体性思维范式的扬弃。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实体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所谓主体性思维范式，是将主体作为其理论的最终的支撑点，人的理性成为支撑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点”，这一思维范式是与近代以来人类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哲学所高扬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即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存在，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在这里，理性被视为人的本质，人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的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正是以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为指导的。正是基于此，他坚决反对社会进化论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构成性作用，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基于先验的动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他看来，自然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发展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觉的过程，根本无需人的参与，如四季更替、天体运行、地震海啸、花开花落等等，都没有预期目的，只表现为有一定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则离不开人，人类实践活动构成社会的基础，而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因而，社会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最基本和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任何社会变迁都是极其随机性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被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现代社会变迁更加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他说：“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与其结构化理论所蕴涵的实践的思维范式或生成性思维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认为，以往现代社会变迁思想之所以陷入认识误区，与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关系。客体主义者所使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孔德认为，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但在本质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服从普遍的因果规律，所以，应该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吉登斯批评指出，人类社会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实证主义方法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只是社会现象的外在联系，而不是社会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与客体主义者不同，主体主义者使用的则是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们主张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作如下区分：自然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事实知识，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价值知识。价值知识是指导人们行动“应该如此”的普遍性规范原则，它在人们行动中起着导向作用。吉登斯认为，人文主义方法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异质性，强调人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因素，反对把人当做非人格的社会存在物，这是可取的。但它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结构对行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完全抹杀了。
　　吉登斯则以实践的思维范式为指导，扬弃了上述方法，提出了“双向阐释”(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双向阐释”是指，一方面，社会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大众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反馈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的活动范围即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去，社会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本身。这些知识、概念和理论，对它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人们根据这些知识对自身行动进行改造和调整(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这些知识不断卷入现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的过程。但因为人类行动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在现代社会，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些不可靠的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现代社会，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驾驭的风险社会。
　　四、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其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内容与结构具有内在的关联
　　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内容与结构，包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制度分析、内在特征和目标构想等(这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都与其结构化理论紧密相关。在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吉登斯提出了时空分离、脱域和现代性的反思性等“三重驱动”。其中，“时空分离”、“反思性”均是结构化理论的重要概念与思想。现代社会变迁的“风险性”、“自反性”等特征，与其结构化理论也是一以贯之的。结构化理论提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反思监控自己的行动，但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不能过高估计社会行动以及历史过程的理性，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人的有意图的行动也会导致意外后果，这种“有意图行动的意外后果”(theun．intendedconsequencesofintentionalconduct)反过来进入社会生活之中，构成新一轮理性行动的未被认知到的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和现代性的基础。因此，现代社会必然凸显出风险性。吉登斯还将结构化理论具体运用到个体心理结构的实践研究中，揭示人的自我解放与悖谬等现代社会变迁的自反性特征。如他在《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两部著作中，以现代结构制度转型为前提，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的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变迁的目标构想方面，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的反思性，既导致了现代世界的高度不确定性，又提供了人类激进地改变历史的机会，具有肯定的作用。为此，吉登斯设计出“后现代秩序”这一美好的未来图景以及“激进政治”的社会政治策略。这一未来目标构想倡导人际沟通、对话和参与，主张实行能动性政治、依靠积极信任和责任感重建各种生活领域的团结，提倡民主与责任相结合的积极福利以及规范暴力的使用等，体现了人类能动性战胜结构制约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