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结构化　规则　资源　权力
　　[论文摘要]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早期他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其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特别是他对“权力”概念的阐发直接成了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对其现代性有更深地理解。所以对吉登斯“权力”概念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现代性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观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引用和宣扬。而从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在早期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他进行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 
　　 
　　一、结构化理论与资源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使用的结构概念完全不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他指出：“可以用某种更一般的技术性方式使用结构这个概念。把它理解成规则与资源，反复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 
　　依照吉登斯的看来，规则是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方法性程序，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谈论规则；在行动过程中。规则一方面与行动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即构成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意义交流的基础，同时，规则又对行动者的行动构成制约。在吉登斯心目中。结构并非只指涉规则，也包括资源，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资源。吉登斯将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大类；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系统，从而约束行动者的行动所能影响的范围。在吉登斯看来。“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的作用。“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也就是说。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征服能力。在吉登斯看来。配置性资源对于人类行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有各种物质资源，人类才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 
　　规则与资源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按照吉登斯的思路和看法。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们是行动的内在因素；资源则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这两个内在与外在因素加起来。便构成了行动的结构因素。规则与资源是互相交织、互相依持和不可互相独立存在的。一方面。行动者所把持与没能把持的资源都会不断影响他如何塑造、测试和再确认规则。另一方面，资源并非纯然独立存在于行动者以外的东西，它们存在于社会环境里。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情境里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的意义，这正涉及到建构规则的工作。 
　　 
　　二、资源与权力概念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资源与权力有着重要联系，要充分理解吉登斯的权力观念必须对权力与资源，权力集装器以及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相关要素等做出阐述。 
　　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指“改造能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所有要素，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资源主要被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大类。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而权威性资源则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构成以及对社会变迁所作的解释中，配置性资源时常都会被赋予主要地位，而忽略了权威性资源的作用。他认为任何行动者都能动员相应的资源并服务于其行动，权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任何行动者都能动员相应的资源并服务于其行动，但是，资源同时是蕴含在社会秩序当中。资源时空分布和储存能力的差异不仅产生行动者权力问的差异。而且对行动者形成不同的制约。 

　　吉登斯认为，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资源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时，权力才得以运作。因此社会体系。都可以作为权力或支配的具体模式或表现形式而给予研究。在不同时一空中具有某种规定存在方式的社会体系。是由行动者或行动者组成的集体各自的自主性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它们就总表征为为权力体系或支配形态。在社会体系中，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比来，而又正是制度。使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出来。在所有的集体情境中。不论社团还是组织，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凭借控制某些能动者致力于实现并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统治形式是社会体系中自主性相依赖性之间的稳定关系，对它们的维护在于那些居于支配位置者用以左右他人活动的常规实践。为了进一步分析，吉登斯还将统治的“范围”和统治的“强度”区分开来。“前者指居于支配位置的行动者对那些屈从于其统治的人们的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就控制强度，(即那些能用来获得他人屈从的制裁措施)而言，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对生杀大权的掌管”。传统国家的统治集团缺乏左右其臣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而现代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部分。 
　　在吉登斯看来，虽然权力是行动者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所能产生的转化作用，是行动者对社会上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支配能力；但在社会上。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行动者的支配能力因而各有不同，没有行动者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不论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力多少。他必定是拥有权力的，故任何一个行动者都不可能完全受另一个行动者所支配。各种统治均依赖于权力通过运用确定的控制策略来实现，居于支配位置的个人或群体所运用的全部控制策略，都会在居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那里唤起了反对的策略。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间的支配关系。其实是一种双方在权力上互相制衡和争持的情形，吉登斯将这个现象称为社会体系中控制辩证法。不管支配者的控制范围和控制强度有多大，他们的权力本身就须设着他人的积极屈从；一方之所以可以支配另一方实际有赖于后者的屈从。即使那些最具依赖性、最柔弱、最受压迫的人们也一样有能力为自己开辟出自主性的领域。因而，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是有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的。不过，虽然所有行动者均有权力，但他们所拥有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却各有分别。 
　　由于权力或支配总是与对时空的控制相关联，所以吉登斯探讨了权力与场所(places)之间的联系，指出场所对于权力理论很重要。场所指互动情境，它包括情境的物理维度度及其“结构”，它是互动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聚合场所。“某些类型的场所构成‘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s)，权力集装器是为了生产行政力量而给予界定的舞台”。场所作为权力集装器，是指它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城堡、庄园均是权力生产的集装器。 
　　在吉登斯看来，权力集装器是通过集中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生产出权力；任何社会中配置性资源的生产都会受到技术水平的直接制约，但是。它们的集中水平却在根本上依赖于能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那些要素。吉登斯对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三种要素作了深入剖析。第一，制裁与军事暴力的发展程度。各类组织的管理方式是依靠直接或间接的暴力威胁得以维护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在现代组织中，运用暴力制裁手段已变得相当间接且削弱，并且军事力量与警备力量之间有相当明确的差异，前者是对外的，而后者则是对内的。第二，“影响意识形态形成的条件的创设”。传统社会的体系整合完全可以通过促使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的成员接受这一象征秩序来实现意识形态来支配。监控的扩张能相当程度地加剧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当监控被贯彻到为人们提供某种正式教育的时候，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了。
　　第三。不同类型的情境所允许的监控程度。“监控”(sunreillance)概念吉登斯是从国家等组织的角度提出这些组织正常运行的一个主要特点。具体来说。“监控’指两类互为关联的现象。其一是积累‘业经整理的信息’。这可以被运用于管理个人的活动，它所积累的正是有关个人的信息”。在此，不仅是信息的收集，而且还有信息的储存；信息储存是通过各种能成为记录形式的符号或遗迹而得以彰显的。现代国家中的电子储存。如磁带、磁盘等，促使人们可获得的信息储存机制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各种信息储存形式同时又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它超越了口承文化中人类的面对面交往。使交往从其原来与身体和面部所固有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第二种意义上的监控是在特定机构或社会背景范畴内“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活动实施直接的督管”。由此可见，吉登斯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监控：一是指组织或机构通过收集和储存其成员的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料而形成的监控。二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其所属成员的活动实施的各种直接监督。两种形式的监控密切相连。因为对组织成员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储存本身就有助于直接监控能力的提高，而直接监控也有助于掌握所要监控对象的各种相关信息。依照吉登斯看法，两者基本属于不同领域的监控形式，前者内在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当今民族国家的监控能力、形式和特征，而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合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监控能力和形式。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第二种意义上的监控程度是相对有限的。在传统社会中，在相当有限的区域内。确实能实施某些类型的监控程序；可是只有在现代组织中，社会行动者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场所的绝大部分时间均能受到或多或少的持续性监控。由于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收集有关社会活动的信息直接与督管方式已经融为一体。所以前述两种意义上的监控也就紧密地揉合起来。 
　　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旨在重新探讨社会理论中行动与制约之间的关系。从其思想发展来看，结构化理论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而且结构化理论为他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他所说：“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所以，“权力”概念是人们理解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提前之一，要透彻地把握他的现代性理论，就必须对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予以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