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村民　拜年　认知　行为
　　[论文摘要]本文是对河南省g 村村民关于拜年习俗的认知及其行为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认知方面：村民拜年交往观念以情感交流为主，对礼物交换的重视度下降，反对功利化拜年交往；在行为方面：村民交往对象范围扩大，交往频率趋于减少，拜年中对信息化工具应用越来越广泛；比较发现村民对拜年的认知与其行为存在异同性。 
　　 
　　拜年交往作为村民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维持农村社会关系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通过对村民间的拜年活动进行考察，可以较好地了解村民的交往状况。本研究为问卷调查研究，以河南省g村的村民为调查对象，按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该村抽取200个村民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有效回收问卷186份，有效率93.0%。河南省g村是个传统型农村，村民基本都是以农业为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当地的流动性增大，村民拜年交往状况也有所变化，选择g村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村民拜年交往状况的实证研究 
　　 
　　（一）村民对拜年交往的认知 
　　1．拜年交往观念以情感交流为主 
　　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情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多是一种情感性质的交往，情感至上是这种交往的主要特征（杨威，2000）。拜年是春节期间重要的交往活动，人们之间有拜年活动，说明双方的关系比较好，当然也有人是出于特殊的原因而与他人进行拜年交往。对于拜年的顺序，当地有个说法：“初一叔，初二舅，初三上丈母娘家走一走”，之后就是有选择的进行拜年交往，交往的观念不同，人们对于拜年交往对象的选择也不同，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如何看待拜年行为”一题以考察村民的拜年交往观念。 
　　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笔者将村民的拜年交往观念分为三种类型：情感型：加深双方感情（77.0%）；工具型：扩大自己的交往面（37.9%），方便找对方办事（3.4%），借拜年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32.2%），借拜年和有矛盾的人改善关系（17.2%）；礼仪型：拜年是一种传统礼节（74.7%），别人给自己拜年，应回拜（31.0%），走走形式而已，没什么意义（8.0%）。由数据可见，现阶段人们的拜年交往观念仍是以情感交流为主。 
　　在拜年交往中可以把这种情感交流看着是一种资源交换，如《礼记》记载，“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们之间由于亲缘、地缘、血缘关系而有了拜年交往，但交往的持续与否也与双方感情的投入有关，如果双方感情较好，交往得以继续，那么在你来我往的交往中，双方情感进一步加深，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巩固双方关系。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你来我往的情感交换构建着村民互动的基础，维持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2．对拜年中礼物交换的重视度下降 
　　中国人一向很重视交往中的礼物交换，而且大多以礼物的轻重来衡量对方交往的诚心，但随着社会的转型，礼物的交换情况也有了一些变化。在本次调查的186个调查对象（10个缺省值）中，有40.9%的人赞同在拜年交往中带礼物；43.0%的人认为无所谓；10.8%的人持反对认知，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在拜年交往中的礼物交换的重视度有所下降，更多的是一种带亦可不带亦可的无所谓认知。 
　　学者认为礼物交换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知层面，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地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在这里农民是被动的，是受道德压力的；二是功能层面，礼物交换是孕育关系网络的基础，而关系网络为农民转移或分担经济、政治和社会风险提供了保障（阎云翔，2000）。第一个层面侧重于礼物交换的消极方面，更多是在说明人们交往中过于注重礼物交往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人放弃拜年中带礼物就是因为经济拮据；第二个层面则侧重于礼物交换的积极方面，即有利于关系维持，从而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寻求对方帮助。 
　　3．反对功利化的拜年交往 
　　“人情交往”是中国人际交往的显著文化特征，村民们相互之间进行拜年大多是基于情感因素。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价值观的引入，功利化的拜年交往也有明显的表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际交往模式（杨中芳、彭泗清，1995）在村民的拜年交往中崭露头角。对于“如何看待在拜年交往时带有功利化目的”，数据显示，有 41.9%的人明确反对，认为这是不对的行为；18.3%的人赞成，认为可以更好解决问题。可以看出多数人对在拜年交往中带功利化目的是持反对意见的。
　　笔者发现，被调查者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与其本身的职业有较大关系。回答赞成的被调查中，以做生意为主要职业的人回答率最高，占35.7%；其次是打工的，占16.7%；第三是种地的，占15.4%。而回答反对的被调查者中，最多的是以种地为主要职业的人，占54.8%；其次是教书的，占37.5%；第三是做生意的，占21.4%。笔者认为，做生意的人利用拜年机会和别人打好关系，以拓宽自己的业务面，或者是希望同行相互照顾；打工者则主要因为常年在外，计划生育、户口等问题需要找村干部办理，或者是找包工头寻求外出打工的机会；而以种地为主要职业的人传统思想仍较为浓厚，经济上的原因也使得他们大多对拜年的功利化反感，因为找别人办事情就要在拜年的同时带上钱物等等。 
　　（二）村民的拜年行为 
　　笔者主要从村民拜年交往中的对象范围、频次和方式三个方面对村民的拜年行为状况进行描述，并基于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这三个自变量对其行为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调查对象进行了年龄段划分，以40岁为分界，将调查对象划分为两个年龄群体；将文化程度分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五个层次；对于职业则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主要列举出了种地、教书、做生意、村干部、打工以及其他职业几种选项。 
　　1．村民拜年交往的对象范围 
　　本次研究中，笔者考察了村民们和可能与之有交往关系的10个行为主体的拜年状况，这10个行为主体基本涵盖了一个村民的交往范围。和这10个行为主体的拜年交往中，发生次数较多的情况为：亲戚：54.9%；家族成员：37.6%；同小组成员：11.8%；同村的人：25.8%；村干部：4.3%；有生意来往的人：9.7%；同事：14.0%；工头：8.6%；老师：6.5%；战友:6.5%。由数据可以看出，村民的拜年交往不仅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对象群体，与业缘基础上的对象交往也比较明显。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交往范围的地域狭隘性，二是交往指向的自给性封闭性（董洪根，2003）：地域狭隘性导致指向封闭性，指向封闭性又进一步强化地域狭隘性，村民的关系格局显示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交往网络（费孝通，1985），同时费孝通用“熟人社会”来形容传统的农村，村民们不断循环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模式，这样环境下的人际交往范围有很大局限性。然而随着社会的流动，人们和外界联系的加强，交往面扩大，对象范围也在向业缘群体、趣缘群体拓展，现时的农村更多是一种“半熟人社会”的性质，人们和陌生人建立交往关系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职业不同的村民对对象的选择情况显示出差异性。根据职业的性质不同，大致可将调查对象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以种地和教书为主要职业的人，可称为本地职业群体，另一类是以做生意和外出打工为主要职业的人，可称为外出职业群体。本地职业群体与所列10个行为主体交往情况为：最多的是亲戚，其次是家族成员，最后是同村的人，这体现了血缘、地缘基础上的拜年交往范围；外出职业群体和所列10个行为主体的拜年情况则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与之发生拜年交往较多的是亲戚和家族成员，另一方面他们和所列10个行为主体基本都具有拜年交往，显示出他们的交往面较宽。但值得注意的是，以打工为主要职业的人，他们和亲戚、家族成员的拜年交往比例明显低于另外几种职业的人（回答和亲戚有拜年交往的比重为53.5%；回答和家族成员有拜年交往的比重为35.7%），由此可以看出村民的流动对其本身选择拜年交往对象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2．村民拜年交往的频次 
　　处于流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交往对象很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或许开始和新的对象建立交往关系，有了拜年行为，也或许和原来有拜年交往的某些对象停止了拜年交往，由于对象的变化而导致个体每年与外界进行的拜年交往的次数也有所变化。调查对象对“去年拜年次数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的回答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村民拜年交往次数发生了变化，其中36.0%的人减少了拜年交往活动；15.1%的人说自己的拜年活动增加了。这说明村民的拜年次数发生了较大变化，且以减少为主要趋势。 
　　在本研究中，笔者发现调查对象的年龄与职业均和拜年频次有相关关系。 
　　首先，不同的年龄段群体，拜年的次数变化情况有所不同，40岁以下的人群拜年次数减少的明显居多，达到52.5%；40岁以上的人群倾向于没什么变化。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是长期生活在居住地，和外界的交往相对较少，正如胡荣根据2003年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得出的结论：年龄稍大的人交往圈子会变小、相互关系少、而且其交往对象多半限于亲属（胡荣，2005），他们受外界的影响还敌不过传统观念，进行拜年交往的对象大多仍是有着血缘、地缘关系的人，没什么太大变化，因此这个年龄段的群体拜年交往的次数也趋于稳定；而对于40岁以下的人，很多是常年或间歇性外出打工、经商等等，他们与外界联系密切，交往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方面，交往空间的延伸使得他们的交往对象范围扩大，可能增加了新的拜年交往对象；另一方面，处于流动中的人，尤其是常年在外不回去的人，他们则可能淡化了和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对象之间的拜年交往。
　　其次，不同职业的调查对象，拜年交往频次发生变化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种地：34.3%；教师：25.0%；做生意：80.0%；村干部：50.5%；打工：60.0%。可以看出以种地、教书等为主要职业的本地职业群体和以做生意、打工等为主要职业的外出职业群体在拜年频次变化上显示出不同：本地职业群体一般不会离开居住地，他们的拜年次数和以前相比变化相对较小；而外出职业群体的变化较大。 

　　3．村民拜年交往的方式 
　　人们对于拜年交往方式的选择，从其本人的文化程度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和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亲戚、家族成员以及同村、同组的人进行拜年交往情况基本一致，表现为小学以下及大专以上两个层面的人选择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这种信息化拜年交往方式比例多于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其二，和业缘基础上的同事、生意人等进行的拜年交往中，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人们选择打电话、发短信的比例逐渐增加。 
　　另外，不同职业的人选择拜年方式情况也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对于文化程度不同的人其选择拜年交往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并不是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本身直接引起的，而是因为文化程度的不同，由此导致人们外向流动程度不同以及职业的差异而引起的。在当地，外出的主要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没什么文化的打工者群体，另外一个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本身对于现代化信息工具的应用较为广泛，而且由于地域原因，他们更可能选择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的方式。 
　　（三）村民拜年认知与行为的异同性 
　　认知和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佩因罗德认为，总认知预言总行为，具体认知预言具体行为，众多心理学实验表明认知与行为具有一致性，即认知是行为的倾向性（金盛华，2000）。但另一方面，心理学家拉皮尔等人通过研究则得出了认知与行为有时会不一致的结论。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发现村民在拜年的认知和行为上既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也存在不一致性。 
　　首先，村民在拜年认知和行为上具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 
　　其次，人们在拜年认知和行为上也存在不一致性。笔者认为，一方面土生土长的村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拜年作为情感交流的观念，对于拜年时带有工具性目的的变化是不满的，另一方面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市场价值观念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交往中，对利益的追逐也成为交往的目的之一，因此，一方在帮别人办事时，附带着利益的获取，另一方为了能办成事，也只好满足对方利益上的要求。于是就出现了人们一方面不赞同借拜年找对方办事情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在实际的拜年行为中找对方办事情的现象。 
　　 
　　二、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河南省g村村民拜年认知和行为的实证调查，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村民拜年交往状况。在认知方面：村民间拜年交往以情感交流为主，对礼物的重视度有所下降，对于在拜年的时候持功利化的目的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在行为方面：人们之间的交往频次发生变化而且以减少为主要趋势，交往的对象范围明显扩大，人们在交往中对于信息化交往工具的应用使得交往方式也不同于以前。从村民拜年交往的现状可以看出，传统交往的地域狭隘性、指向封闭性特征越来越减弱，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信息化等特征则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第二，村民在拜年的认知和行为方面同时表现出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以及不一致性。 
　　第三，社会流动性与村民的拜年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较大的流动不但带来职业的分化，同时，由于与外界的接触程度不同，传统的拜年交往观念、行为也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无论是人们对于拜年对象、方式的选择还是对于拜年交往本身的性质看法都随着职业流动、身份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村民流动一般是流向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性质，流动中的人们在面对外界交往冲击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自身封闭式的交往状况。 
　　 
　　参考文献 
　　[1]礼记[a]，四书五经：中[c]，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 
　　[2]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1-19 
　　[3]杨威，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情化特质及其现代转变[j]，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48-49 
　　[4]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5 
　　[6]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