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武器　军装　男装 
　　论文摘要：本文以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为前提，举例说明军装在冷兵器时期、黑火药时期和技术变革时期的特点。军装与男装分属于不同系统，二者间存在着频繁而广泛的影响，但军事因素在中西方不同的男装文化类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
　　原始社会末期，也是阶级与国家形成的时期，战争开始了，从此战争与人类文明进程形影相随。有战争便有了军队和军装。军事活动是“国之大事”， 多由男性参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受到高度重视。军装，又称武装、戎装，包括军官（武官）和士兵穿着的服装和用于包裹人体的防御装备。军装是组建军队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战争胜负。男装，是依照穿着者的社会性别划分的服装类型，是成年男性日常穿着的自由服装。以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为前提，军装在冷兵器时期、黑火药时期和技术变革时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并不同程度地左右着男装的发展轨迹。 
　　武器的改进就像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凭借体力，使用冷兵器的近身格斗与近距射击，是面对面的杀戮，因此人们自然想到以盔甲来保护自己，威慑敌人。盔甲所用材料大多坚固、刚硬、厚重，例如藤葛、皮革、青铜、铁等，其防御性能逐次提高。防护部位由头、躯干推及四肢，头戴的称为盔，身穿的称为甲，铁制的甲称为铠甲。当然，如何使这些非常规的服装材料贴合人体，是制作盔甲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14世纪初，西方的“片状”（plate）铠甲在锁子甲基础上产生。片状铠甲的特点是结构细分程度很高，对每个身体细节都有完善的防护，几乎在人体外围形成了一层全金属外壳，总重量可达数十公斤。用这种盔甲全副武装起来的骑士也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呼——重装骑兵。为了避免铠甲磨损肌体，骑士需要在铠甲内穿上极为结实的紧身衬垫，其结构模仿外层铠甲，先把各部分分开裁剪，再组合成整体。由这种衬垫演变而来的男装上衣——“普尔波万”（pourpoint），成了之后三百年西方主要的男装品种，而制作它们的工匠也成了“欧洲最早的裁剪师”。普尔波万始终保持着一些军装痕迹，例如用纳缝工艺达到表面的硬挺效果，用填充物塑造出强有力的肩部、上臂和为了缓冲武器攻击而加厚的胸、腹等部位。 
　　汉字“甲”指方块甲片组成的防御装备，根据甲片形状和编缀方法可分为札甲、鱼鳞甲、山文甲等种类。主要形制是以腰部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文献中称为“上旅”和“下旅”，与上衣、下裳相似。甲片规格统一，有时还有一定弧度，用活动连缀和固定连缀的方法依次叠压，形成较流畅的外形。甲片叠加改变了原来的材料特性，增加缓冲，实现对身体的有效保护，同时形成一种可屈伸的组织结构。对材料的打散重组方式是中国盔甲的显著特点。中国的重装骑兵称为“甲骑具装”，出现于魏晋时期。两当铠是当时普遍使用的防御装备，它与两当（裆）衫不仅在名称上相互借用，形制上也类同。两当，仅在身前背后各有一片，并不追求对人体严密的包裹。后来唐宋时期盔甲的完善，不过是在两当甲的基础上，扩展防护部位，对人体的覆盖仍是约略的、概括的。绔褶、两当衫、半臂、褙子这类既是军装，又是男装的品种所遵循的也是这样的造型理念。 
　　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火药并用于战争，以此为起点，军装面貌发生了很多重要的改变。当时的火药呈黑色，被称为黑火药，以区别于19世纪的黄色烈性炸药。火药的使用导致了盔甲在实战中的作用下降，宋代以后便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同时，由于重文偃武的风气盛行，宋代武官的地位降低，穿着上与文官趋同。至明清时期，武随文服，文武官员的主要差别仅体现在补子纹样上：文官绣禽，武官绣兽。铠甲在西方战场上衰退后曾一度上升为装饰华丽的宫廷社交礼服。从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众多西方统治者乐于将自己装扮成一种军人形象。18世纪20年代，一位访问普鲁士的英国外交官曾经因为在那里遇到的所有男人都身着军装而激动万分。在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玛丽亚·特雷西亚和约瑟夫二世当政时的奥地利，还有拿破仑王朝时期的法国，军事服装变成了优先选择的宫廷服饰，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着装[1]。中西方男装的基调已相去甚远。 

　　从16到17世纪，西方各国相继建立起由政府直接控制和支付军费的常备军，军队的正规化程度日益提高。制服式军装出现了，其形制整齐划一，用固定的细节显示穿着者的地位或军功。但这时的军装仍是彰显式的，色彩非常鲜艳。纽伦堡地区的军队穿红色外衣；1547年，英国的诺福克公爵( duck of norfolk）让军队穿上有红色绲边的蓝军装；1567年，丹麦军队穿的是黑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裤子。从军男性的衣着色彩是猩红色、蓝色、金色、黑色、白色的交响乐。士兵是时髦人士，有非常性感的外表[2]。16世纪一位著名的指挥官曾说“在积极作战时，指挥官应该让整支军队穿上鲜亮的蓝色”。当时人们认为1万名穿对比强烈的盛装的军队比2万名穿黑军装的士兵有更强的战斗力，因为后者看上去“就像是市民或店主”[3]。这些鲜艳的军装也确实有实际用途，那就是以色彩区分敌我。
　　17世纪中叶，一种及膝军装外衣代替了普尔波万，发展成为西方男装的主要品种，改称鸠斯特科尔（justaucorpr）。男装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借用军装的结构样式、装饰手段和穿着方式，与男装的差别很小，甚至难以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一个勇敢军人和一个优秀男性的气质应该是一致的，男装不过是军装改头换面的形式，“（士兵）是为人民而战的人民的男人。这样一位理想士兵的标志也许是旺盛的精力，也可能是自我克制的能力。比方说，军事操练和群射连发的必要条件就是坚定沉着——这个短语似乎要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末期。尽管这和腓特烈大帝在军队里推崇的自我约束有相似之处，但是英语的表达更多地强调士兵个体具有代表性的坚韧克己——也是所有男性的典范”。[4] 
　　工业革命为战争提供了蒸汽动力，也使武器的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1867年，诺贝尔用硅藻土作稳定剂将硝化甘油制成安全炸药，火药的威力空前提高。几乎同时，雷管、新式弹头等的发明使武器性能有了长足进步，随后机枪、坦克、飞机、潜艇等新式武器一一登场。在西方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军装变化从色彩开始了。 
　　19世纪末，穿着猩红色军装的英国军队在与阿富汗部落、南非布尔人的交战中，因为太过显眼而屡遭袭击，所以到1900年左右英国陆军的正规作战部队全部放弃红色军装。其它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改变军装色彩以适应新的作战需要。类似的教训也发生在中国，冲锋陷阵的八旗兵勇不及开弓射箭，便早已在侵略者枪炮的射程之内了。更糟糕的是，士兵所穿的是号衣，前胸背后的那块印有“兵”、“勇”字样或部队的番号的圆形布，简直成了敌人射击的“靶心”。因此，从清末建立新军开始，中国军装基本照搬西方，并特别强调在色彩上“使人不能远望瞄击”。相对于其它服装类型来说，中国近代军装是变革的先行者。男装受到军装强烈的影响，学生装、中山装，莫不带着军装的影子，只是这种军装来自西方罢了。 
　　现代技术条件下，作战距离不断增加。战场上可能空无一人，死亡来自看不见的地方，鲜艳的色彩以及灿烂的饰品无疑是危险又多余的东西。于是，军装外观的设计宗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炫耀、威慑转变到伪装、隐蔽。军装细分为野战服、作训服、特种服等种类，向着机能化方向持续的发展，体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的精神，主观性因素逐渐被客观性因素所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伪装、隐蔽，迷彩图案被用来伪装战斗装备。德军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采用了迷彩图案的军装。这种图案可以打破人体的外形轮廓，与环境融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作战需要，又衍生出沙漠型、丛林型、荆棘型、城市型等多种配色方案。对于军装的整体面貌，《品位制服》的作者保罗·富塞尔曾这样评价：“与（黑火药时代）制服盛装相比，现代军人的日常制服，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的成千上万的低级军官和士兵的制服，是多么的寒酸。”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信息化阶段的海湾战争，科技成分不断增加，战争持续升级。也许脱离了单打独斗的模式后，个人力量在战场上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战争已经很难塑造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了。但在战争与文化的变迁中，军装进一步强化了现代男装审美取向，生活中的男装以谨慎而理性的方式存在，多数情况下色彩沉稳、样式简洁。 

　　总之，军装与男装分属于不同系统，二者间存在着频繁而广泛的影响，军事因素在男装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不同时期军装与男装的具体形态各异，但始终保持一些相同的基本特征，其动力来自于对机能性的追求，即对人体本身的保护和对人体运动的适应。只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军装对机能性的要求更迫切。在这一层面，中西方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男装借鉴军装的动力也来自精神层面，战场是培养和证明男子气概的最佳地点，与男性理想形象有直接相关。但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人文背景，中西方的男装受军装影响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战争观及其历史命运。 
　　 
　　注释： 
　　[1]（美）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杨述伊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7，第258页。 
　　[2]colin mcdowell：the man of fashion,thames & hudson ltd,london，1997,p.78 
　　[3]（美） 杰里弗·帕克：《剑桥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2007，第243页。 
　　[4]同[1]，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