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亚稳定态  制度缺失  制度预防  社会和谐发展
　　[论文摘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尚未出现根本性对抗境遇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抵牾，社会矛盾增多，各种冲突频发，是社会亚稳定态的一个本质特征。反思这种非根本性对抗的成因并辩证对待社会亚稳定态，积极探讨生产关系可控、可调的空间和方式，完善制度、化解社会矛盾、拯救民众信心，对于走出社会亚稳定态、实现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亚稳定态的界定及其内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系统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其要点是：(1)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相矛盾。而一旦这些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将发生社会革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矛盾或不契合，在社会运行中表现为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等。当前学术界对于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社会运行状态的研究。或者以研究社会动荡为主，或者以研究社会和谐为主。而对介于社会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状态目前还比较少。或许如“亚健康状态”常常被人忽视或低估一样，社会运行中的混沌状态因其隐蔽性也往往被人忽视。套用“亚健康状态”，用“社会亚稳定态”，指称社会系统的某一局部或整体，由于长期遭受隐性破坏，致使正常的秩序失效，而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决策延迟，应对低效，缓解不及时，乃至造成社会局部甚至整体出现失序、自调节功能乏力、整个系统运转失调，社会矛盾增多、人们对社会安全感明显下降、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社会矛盾面临激化的潜在危险状态的状态。
　　(一)社会亚稳定态的形成与表现形式
　　社会亚稳定状态的形成主要有这些情况：一是自调节功能下降，应对突发或紧急事件乏力。二是由于机制不健全、功能上抗干扰能力低、社会运行处于低效或混沌状态。社会生活的混沌状态，是一种较大范围、较大规模的局部有序、整体系统失序的紊乱状态。这种紊乱状对现有的社会制度、政府管理、公民意识、造成强烈冲击，对社会某一群体、某一阶层甚至于整个社会，造成利益流失或福利减损，给政府行政、社会管理、公民规约提出挑战。如地方官员追求个人政绩的行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失衡；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少数公务员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不够，不能及时处理突发事件而导致群体冲突；显著的社会机能障碍，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社会正常生活失序等等。
　　目前我国的社会系统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贫富差距过大，二是诚信缺失。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源于机会不均造成的贫富悬殊，又叫体制性贫富悬殊。而诚信缺失，具体表现为社会管理成本剧增，而其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它意味着长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机制的破坏与转型。
　　社会亚稳定态的特征包括：(1)社会肌体局部功能受损，威胁到政府或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和作用。(2)社会整体处于危险边缘。处理及时与否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命运，社会亚稳定状态意味着破坏性或毁灭性。社会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社会、对个人、对群体的生命或财产带来一定的损失甚至于毁灭。社会亚稳定也意味着发展机会，意味着转机政府可将某些危机转化为积极状态。(3)社会亚稳定态具有阶段性。(4)亚稳定态有较长的潜伏期，具有较强的隐蔽性。(5)社会亚稳定态往往是和生态环境恶化、战争、经济危机等重大事件相伴随出现的。战争、各种恐怖袭击事件、非典型肺炎(sars)、疯牛病、禽流感、h1n1病毒爆发、群体冲突增多、贫富差距、宗教冲突、阶层矛盾增多、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心里安全感下降等等社会亚稳定态的典型表现。
　　(二)社会亚稳定态的实质
　　社会危机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的失衡，包括人文结构和自然结构内部及结构之间的关系失衡。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分布不均衡，因失衡的原因的差异，危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技术性危机，即由于具体行为操作失范所引起的危机，如矿难等。这类危机通过一般性的危机管理后不会造成致命性的社会危机。第二类是社会人文危机，即由于基本价值观念或社会制度基本结构发生变化引起的信仰危机，这类危机无法在常态的社会管理中得到消除。这两大类都具有的共性是打击性、损失性、恐慌性、传染性、公共性。危机的发生对稳定状态构成打击，包括心理和生理的打击，并且容易造成放射性波及效应，产生民众恐慌心理。若两种危机交叉感染，带给社会的震动甚至破坏会成倍叠加。

　　二、社会亚稳定态的社会成因
　　社会亚稳定态的出现，有着它自身的社会经济根源。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改革尚未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恰逢世界金融危机肆掠全球之际，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困难仍然艰巨，包括地区发展差异明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文道德的缓慢发展不相适应，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改善分离等等。总之，还存在许多潜在或显在的足以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因素。这些因素，归结起来，是源于制度缺损，包括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或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等。制度的缺失、缺陷或制度的利益倾斜造成资源的控制、分配不同，从而造成资源的占有、享用程度不同。经济利益的差别，以及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发展机会和政治利益的不均等，是造成人们对于社会状态失去信心的最终根源。无论是人与自然关系危机，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危机，首先是、最后也是在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中显现出来。
　　(一)政治制度改革滞后
　　工业现代化的结果是导致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民更多地关心关心自身发展状况和发展空间，即工业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现代化。于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就会与自身关联起来。比如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化、自由化、分权化和秩序问题，渐渐成为人们思考对象并在头脑中产生回路。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决策快速，执行迅速。其劣势是中下层次的真实的政治动态、思想动态、经济状况难以准确的传达到决策阶层，容易导致矛盾的积累而没有及时化解。政绩评估层面群众参与程度不高，导致部分干部好大喜功、乐于搞形象工程。而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就会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关系抵牾，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不能从总体上进行研究、估计和预防，从而导致强势群体主导下的制度，在政策导向、利益分配、权益保障机制上失去了有效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机会，给危机的产生提供了空隙，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依法办事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法律制度是一种刚性的调整社会秩序的制度。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模式，必须做系统研究，不能择取有利于各个小部门利益的条规，一定的技术应用是与一定管理机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契约和法律等刚性的调整比柔性的道德规范更有效果。刚性的法律制度对社会行为有个明确的指示和导向作用，可以减少盲目、无章，节约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效率。具有明确指示导向作用的，首先是立法，然后是在宪法之下的各项配套的法律制度，再然后是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依法行政。市场经济必须在法律规范下进行，成熟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在进步当中，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位、法律制裁的乏力等现象，如此这些为各种丑恶势力的繁殖提供了土壤。
　　西方许多国家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应急管理机构的组织与权限、职责与任务。发达国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保障了实施标准化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可行性。从立法的角度看，我国先后也制定了应付社会动乱的《戒严法》，应对安全事故的《安全生产法》，应对公共卫生的《传染病防治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地震减灾法》、《防洪法》和《消防法》。但是，这些法律本身独立性太强，部门独自为政色彩很重，加上管理体制分散，缺少统一的国家级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缺少宏观性的总体考虑，对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思想库，不能为日常决策管理提供及时的、有效的智力支持。

　　(三)配套机制缺损或乏力
　　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改革，政府作为行使公共权力代表，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还是规则的监督者。公共权力失衡，就会影响权力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导致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对于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政府行政阻碍，施政困难，政府为了维护旧的社会公共秩序就会动用国家机器，如此，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或冲突就会出现。
　　经济制度包括信用制度、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分配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否，其合理性程度，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和衔接程度等，都会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影响。
　　1．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信用机制是社会交往和合作的最廉价、最实用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迅速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提高了各种往频率，延伸了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同时也增多了个人的成功机会。但是，由于我国信用制度缺乏，交往双方或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一旦出现欺诈坑蒙拐骗，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行为很难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守信用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褒扬和鼓励。这样，建立一个完善的信用体制，提高违约成本，降低守信风险，是避免信用危机的当务之急。
　　2．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保障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体现个体生存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不广，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没有覆盖全体国民。在经济状态出现滑坡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安全感，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群体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没有得到适宜的疏通，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做好社会心理咨询、心理安抚工作，疏通民意表达渠道，是消除危机的根源，缓解社会压力，减少社会冲突，降低各种社会危机发生概率的有效方法。
　　3．社会就业制度。公平的社会就业制度，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人能通过公平的竞争途径谋取职业并通过自己的收人生存，而不要通过家庭的人力资源使其就业或不就业的制度。就业制度的公平性体现在就业机会平等、没有人为的就业障碍。目前，我国的就业入门机制中存在众多人为的机会不公现象，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收入与保障互补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收入越高的人，得到了很高的社会保障，而收入越低的人反而很少甚至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这样，不均等的就业机会和不理性的社会保障，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直接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

　　4．利益分配制度。我国目前的利益分配情况大致是，第一次分配的个人收入过少，第二次分配的个人收入过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政策性的，有些是非政策性的。从微观情况来说，财富分配向资源垄断性行业或企业集中，不等地拥有资源开采权、开发权、经营权，自然会在不同行业或地区，造成行业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
　　在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市场机制诸如工资、利率、汇率、技术、产权市场等价格机制在市场体系培养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配体制差别造成了收入差别，收入差别引发了生活质量的差别，安全程度、幸福程度的差别和发展条件差别，在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必然产生争夺资源的竞争。个人、群体或阶层因公共资源占有或使用层面上机会不公平，其结果就会转变为针对分配体制产生的模糊性不满情绪，这种模糊性不满情绪一旦与个人生活状况联结起来，在现实上就可能会表现为对长期拥有资源的个人、群体或阶层的不满意或敌意，由此而影响社会的和谐。
　　5．社会监督、监管机制不健全。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利性的倾向。由于自律的不一致性和主观性特点，他律的存在和完善非常必要。加强监督制约，首要的是要加快繁育公民文化，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主体意识。监督制约的重点是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对各部门一把手的监督。针对我国现行的政治监督体系中监督层级不全，容易造成某些监督环节出现空挡或误区，政洽监督要加强对自上而下的监督、平行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三者平衡配置、有机统一；要加强内部监督即同体监督与外部监督即异体监督的有机统一；针对我国现行的政治监督体系是重追惩性的事后监督、轻预防性的事前监督；重对违法乱纪者的监督、轻对失策者的监督的实际，要加强监督的完整性，即将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结合起来。
　　其次是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在西方被当成“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监督形式，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将广大群众的倾向性意见汇集成公共舆论的力量，对舆论监督客体所实施的监督和制约。
　　6．政府公信力。分配体制上的不公造成各种差距，需要政府强力而有效的调节干预，以作为消解社会危机的一道防线。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在进行经济干预中常常出现政府行为失灵。究其原因，当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或政府信息透明度不够时，政府公信力就会被怀疑，而当政府公务员的形象被少数腐败堕落分子诋毁时，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正确政策的宣传、贯彻和执行的效率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随着时间的累积，社会运作的良性循环就会遭致破坏。这使得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纠错程序瘫痪，最后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整个社会福利减少，社会矛盾升级。这些都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
　　(四)社会文化的影响
　　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最深远的因子是它长期积淀的文化。社会文化有几个特点：首先，社会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传因子，它深植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它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形成为约束个体的力量，进而影响社会群体行为。其次，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于国民的影响存在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由于它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作用对社会的影响有时还会起倍增器的作用。社会文化的社会遗传属性和惯性运动两个特性相互作用，它可以低成本地约束社会各阶层都能够接受并自觉遵守其不成文的规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
　　我国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存在论基础。但是随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成为历史的同时，因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出现，受西方文化的输入影响，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和融合时期，从而出现认识上和方法上的不一致。对多元化文化的识别、判断、选择、取舍、接受、协调和相容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冲突、思想斗争等都会导致原有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出现震动，而这种震动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协调，就会引发社会思想震荡。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学习西方而进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里，注重血缘和亲情以及人际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强调的是公正、契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与工业现代化在文明进程中对于个人要求的精神素养、价值标准不尽一致。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制度，要求不同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中间阶层，他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工业文明精华，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治力量。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能影响社会，形成比较一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言行对社会舆论、社会决策有一定影响。放大他们的影响，分享社会管理权，已经成为这个中间阶层的呼声。
　　三、社会亚稳定态的辩证审视
　　对于社会运行，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社会运行就是在不稳定、亚稳定和稳定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稳定，祈求绝对的稳定状态是不可能的。改革和完善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及配套机制，弘扬传统文化精华，加快吸收外来文化先进成果，健全的社会管理机制，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对于积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消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尽快走出亚稳定状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