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仁由己”的道德理路体现出孔子仁治天下的基本脉络，具体表现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忠恕之道三个方面：就仁者爱人而言，仁者以“修己”为基点而以“安百姓”为目的，爱人从“爱亲”出发以“济众”为旨归，这是个体道德目标与社会道德目标的统一；就克己复礼而言，克己主张率性而修，复礼主张合理损益，使礼的重心由制度“他律”向道德“自律”过渡，这是道德主体性与社会规范性的统一；就忠恕之道而言，忠恕确立了尽己推己的德治内容，能近取譬明确了推己及人的德治方法，这是德治内容与德治方法的统一。
　　〔关键词〕 为仁由己，道德理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忠恕之道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43-05
　　“仁”最早出自《尚书·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为仁由己”的道德思想，具体涵括了三层涵义：第一，“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君子安身立命的理想人格。第二，生命个体对“为仁”具有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性。第三，“为仁”不只是停留在个人修养上，还要推己及人，使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达到“天下归仁”的崇高境界。可见，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理路是以个体修养为出发点，推而广之，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以期达到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终极目标。
　　一、 仁者爱人：个体道德目标与社会道德目标的统一
　　所谓仁，是修于己而见诸人的，是以爱人的情感体验为依托，以个体修身为基点而以社会修道为旨归的，体现的是个体道德目标与社会道德目标的统一。
　　（一） 爱人：从“爱亲”到“济众”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爱人”带有一定普遍性，是一个从家庭的“爱亲”推广到社会的“济众”过程，体现的是“仁”施及天下之德。
　　首先，“孝悌”是“仁”的本始。孔子认为仁的根本在于孝悌，这是对《国语·晋语》“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的继承。“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都强调的是“孝悌”是兴仁的基础。与前人不同的是，孔子把爱自己也纳入“爱亲”的范畴，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也就是说，仁之本在于孝悌，孝之始在于爱己。
　　其次，仁爱思想由家庭扩展到社会。孔子将“爱人”的对象由己及人逐渐扩大，不仅体现在量的变化，而且体现在质的飞跃。从仁者“爱人”，到“泛爱众”（《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都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着力点在于其社会性，体现的是道德主体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再次，统治者仁政爱民是关键。孔子认为统治者应为政以德，恪守正道。他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一方面说明仁政对于百姓的重要性，“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也蕴含着统治阶级在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中的先决地位和主导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举贤任能，才能实现德厚民归。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强调为政者必须以德统才。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他理想中的统治者是由“内圣”而“外王”，否则，“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
　　最后，“仁者爱人”还包括以“仁”为道德原则的“能恶人”。孔子反对无原则的爱，称“乡愿”为“德之贼”（《论语·阳货）。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认为“乡人皆好之”不一定是有仁德的人，而“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才是真正有仁德的人。孔子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主要是基于社会道德需求和道德导向；从社会影响出发，他认为社会风气的好转不但要扬善，还要抑恶。
　　（二）仁者：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贯彻到现实社会中，就是培养君子的理想人格，进而实现仁治天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从培养“君子”的理想人格这一具体目标出发，而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社会目标为旨归的。
　　首先，“仁”是君子首要的德性，是君子一贯坚持的道德原则。君子为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胸怀天下，公正无私。“君子怀德”《论语·里仁》，不计个人得失，做到对天下事“义之与比”，二是君子不结党营私，“周而不比”，三是君子在危难中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君子不但始终坚信“仁”的信念，不断学习，固守仁道，而且要学会区分大仁与小信，“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甚至可以“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途经蒲邑，遭遇反叛的蒲邑人扣留。弟子公良孺与蒲邑人展开激烈搏斗，蒲邑人恐惧，要求孔子盟誓不去卫都才肯放行。孔子立了盟誓，但出东门依然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受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体现了孔子为行大仁而不拘小信。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德是须臾不能离君子之身的，即使在最紧迫的时刻，甚至颠沛流离时，君子也一定会按仁德行事，这正是君子的难能可贵之处。 　其次，君子是家国天下的中坚力量，君子修己的社会目标在于“安百姓”。“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这段对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修己”是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循序渐进的动态社会化过程；第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个人逐渐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修己”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第三，“修己”是基础，是前提，“安百姓”是社会价值目标，只有坚持“修己”才能实现“安百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孔子评价子产的四德时说：“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体现了君子内修于己、外济于众的人格特点。
　　最后，君子也有所恶。面对子贡“君子亦有恶乎”的提问，孔子说：“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意思是君子憎恶那种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居下位而诽谤在上者的人、勇敢而无礼的人、果敢而顽固不化的人。子贡也公开了己之所恶：“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即厌恶那种欺世盗名却自作聪明的人、把不谦虚当成勇敢的人、揭发别人隐私而自以为直率的人。可见，君子所恶的主要是那种没有“依于仁”的伪善违礼、虚智假勇之人。特别是孔子把“恶称人之恶者”列为君子有恶之首，意在表明舆论导向中的扬善抑恶倾向。
　　二、克己复礼：道德主体性与社会规范性的统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其中包含了克己与复礼两个方面：“克己”主要指向的是人我关系，侧重于人们在面对种种自身欲望和外在诱惑时能修己求仁，主要体现的是行为主体的道德自觉；“复礼”主要指向的是仁礼关系，侧重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类群体的冲突，必须遵循有所损益的道德规范“礼”，才能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活和谐，最终实现“天下归仁”。
　　（一）克己，主张率性而修，强调道德自觉
　　孔子从不否认人的合理欲求，他本人不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而且提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论语·季氏》），强调“先事后得”（《论语·颜渊》）、“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表明仁者也是有欲求的。所以，“克己”不是“灭人欲”，而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克己、自省、反求等方式把个人的欲望控制在合乎“仁”的范围内；二是通过崇德、修慝、辨惑提高道德修养，将欲求作为一种积极入世的动力激发人们不断成长为“仁”道的体

者、传承者和弘扬者。
　　1.求仁弘道从我做起。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意思是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都强调了求仁弘道的主体能动性和主观自觉性，“欲仁而得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便在追求“仁”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也“不怨天，不尤人”，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倾其所有去追求“仁”。
　　2. 从现在做起并持之以恒。仁并不像想象那样高不可攀，只要意识到为仁的道德价值并身体力行，随时可以做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样长期坚持不懈，就形成一种道德自觉和道德习惯。所以，一时做到仁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而这完全取决于自己，“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由“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孔子诸弟子“不违仁”的时间也长短不一，而真正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难怪孟武伯问由、求“仁乎”，孔子回答“不知其仁”，对照《季氏篇》第一章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问题上对由、求的批评可知，孔子认为他们还没达到仁。
　　3.行仁须从小事做起。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肯定为仁的关键就在于身体力行。但行仁有一定层次性，首先是“不违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行仁的基本要目；其次是“为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是为仁的三个德目，“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是为仁的五种品德，君子能安贫乐道；最后是“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志士仁人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孔子非常珍爱生命，对逞匹夫之勇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持否定态度，但为仁而献出生命，孔子认为是值得的。
　　（二）复礼，主张合理损益，强调道德自律
　　孔子认为，“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随时代不断“损益”。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孔子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损益”，其含义是增减、兴革。即对前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的承袭和改革。
　　孔子对礼的态度包含三层涵义：第一，礼崩乐坏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恢复和重建“礼”制是实现社会秩序所必须，所以孔子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等现象表现出极大愤慨；第二，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礼制的重建必然承袭前朝，周礼借鉴于夏商，丰富多彩，当然是礼制重建的主要依据；不过要对其适当损益。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孔子赞同用黑绸帽代替麻织帽，因为这样既节俭又不违反礼的原则，但他反对面君时省略堂下跪拜之礼直接到堂上跪拜的做法，因为一则容易纵容大臣傲慢无礼，二则这是涉及君主之防的原则问题。第三，礼以仁为统率，礼的贯彻主要在于统治者由仁而施。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孔子之所以在禘礼中第一次献酒之后就再也“不欲观之”，主要是因为“仁”的要目之一是“非礼勿视”，而统治者“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的做法已属非礼，视之即违仁。 　就社会普遍意义而言，孔子之前的“礼”一般指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有关仪文，主要体现外在他律思想；而经过孔子整合的礼是以“仁”为统率的道德规范，主要体现内在自律精神。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使礼的重心由典章制度“他律”向个体道德“自律”过渡，从而实现道德主体性与社会规范性的统一。
　　三、忠恕之道：德治内容与德治方法的统一
　　忠恕之道，既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容，又贯穿着一个推己及人的基本方法，体现了德治内容与德治方法的统一。
　　（一） 忠恕：尽己推己的德治内容
　　孔子的忠恕之道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是为仁在于“忠”，由忠于己进而忠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

是能近取譬的“仁之方”（《论语·雍也》）；二是终身不违仁在于“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1.忠：为仁在于立人达人，尽己致公。《论语》中关于“忠”的论述有十余处，“忠”作为一般道德范畴泛指对一切人而言，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一个君子儒，其为仁首先表现在“主忠信”，忠诚于己而守信于他，不自欺亦不欺人，其特点一是“和而不同”，用自己的正确意见纠正别人的意见，而不盲目附和（权威）；二是“达”而不“闻”，“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论语颜渊》）而“闻”则“色取仁而行违”，是小人儒欺世盗名的伎俩；三是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君子儒胸怀广阔，与众人和谐相处而不结党营私。这种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在家恭顺有礼，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心怀敬意，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仁的本色。这样从家庭生活的孝悌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忠信，从而实现家国天下的安定和谐。
　　2.恕：不违仁在于不欲勿施，律己宽人。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孔子回答了“恕”。可见，“恕”既是“仁”的基本内涵，也是行“仁”的基本方法。孔子赞美尧“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泰伯），恩惠广博得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赞美舜禹“有天下也而不与”，长年累月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称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把人民生活和国家富强放在首位。这些都表明孔子的“恕”道强调律己宽人。
　　孔子认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具有过程性，而律己贯穿了知、情、意、行全过程。首先，律己勤知。孔子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其次，律己合情。孔子主张父子相隐，因为这不仅符合人的道德情感并易于推广，而且也符合仁以孝始的道德逻辑。再次，律己有恒。“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信念并长期恪守，才能立人达人，成就事业，半道中废难免受辱。最后，律己慎行。道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最终指向和最高表现，所以，人必须躬身践行，并经常省察自己，闻过则喜，有过能改，不断提高品德修养。
　　宽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胸怀坦荡，质直好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二是用宽厚、善良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三是统治者实行宽政，为政以仁，以民为本。“宽则得众，信则人任”，只有宽厚地对待人民，才会得到大众的拥护。
　　（二）忠恕：推己及人的德治方法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
　　1.执政者修身治国。孔子按人的道德水平把人分成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种。圣人的品德修养与自然法则融为一体，通过内圣（修身）达到外王（治国），成就盛德大业。
　　首先，仁治天下。具体涵盖两层意思：一是仁者治天下。他们“仁以为己任”（《泰伯》），“择善而固执之”（《礼记·中庸》、“死守善道”（《泰伯》）、奉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观念，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民众着想，把普天同乐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就能达到民服、民信、民任的效果。而像臧文仲这种知柳下惠贤而不举的人，孔子认为他是“窃位者”，不称职。二是以仁德治天下。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严刑酷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只有用道德教化引导，用礼制统一，百姓有了羞耻之心，才能自觉遵守规矩。
　　其次，亲近来远。也涵盖两层意思：一是亲近有仁德的人并以礼待之，君王礼贤下士的声名远播就会吸引众多人才。君对臣越尊重，臣对君越尽心尽力，人才也就越聚越多。二是通过修文德以赢得民心，反对武力征伐解决国内外争端。 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敬，上好义则民服，上好信则民用情。如果执政者能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居上

位者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百姓对他也会心存敬意；居上位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百姓也会对他尽心竭力；居上位者提拔好人，教育弱势群体，百姓就会勤勉。”
　　最后，中庸之德。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但在百姓中缺乏已经很久了，而这应归咎于从政者这类连“士”都算不上的“斗筲之人”的肆无忌惮。孔子的道德评价标准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表达了两层涵义：一是从手段上看，中无定体，无过无不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事，没规定要怎样做或不要怎样做，只要合理恰当。君子知其在己，所以谨言慎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无所忌惮。二是从效果上看，中道有益于人民。尧、舜、禹之所以受到后世颂扬正是由于他们“允执其中”，首重推“民”，政令行而民归心。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能取得成绩，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 2.从政者率先垂范。
　　首先，正人先正己。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前提，为官先做人。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做到政通人和，为官者必须正人先正己，“先之劳之”而“无倦”，自己做好了，正人才有力度，有效果。
　　其次，举直错诸枉。为官者不但要自己正直，还要举荐正直的人做官。孔子提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不但能使邪曲的人改邪归正，而且会赢得百姓归心；若把邪曲的人提拔起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孔子认为臧文仲是一个窃居官位的人，因为他明知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
　　最后，贤贤友仁。贤贤即尊重有贤德的人。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为官最重要的不是出身，而是德才兼备。他称“雍也可使南面”，谓仲弓“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说的都是他们已经具备为官的条件，可以去做官。相反，孔子反对子路让子羔去作费地的长官，认为子羔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就去从政，这是在害他。关于友仁，孔子主张结交那些道德高尚的朋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样的人为官才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主张与志同道合者交友。
　　3.老百姓追求弘道和人格平等。既然富贵是人之所欲，贫贱是人之所恶，那么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是统治者和老百姓共同的愿望。对于老百姓而言主要是“庶”“富”“教”，它们分别体现的是人的生命权利、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在社会财富不足的情况下，诸侯和大夫应该和百姓同甘共苦，这才能体现“有道”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第一，人能弘道。每个人都有弘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一，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每个人都可以以“道”为志向并将其贯彻到学习实践中。其二，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弘道。弘道的主要表现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普通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能自得其乐是弘道，禹“饮食简单而尽力孝敬鬼神，平时穿着简朴祭祀时穿着华美，自己住所低矮而全心治水”也是弘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人生目的不是物质享受，而是通过弘道实现人生价值。其三，弘道必须积极入世。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隐”是指隐居于民间“卷而怀之”，“待贾而沽”，而不是隐居避世。他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脱离了现实世界，弘道就成了空谈。只有立足现实社会才能弘道。
　　第二，人格平等。孔子的道德思想蕴涵着丰富的人格平等倾向，主要体现在他对下层百姓的尊重、关怀和爱护。一是尊重普通人的生命。孔子在厩焚时问“伤人乎”，不问马，这在五个奴隶才换一匹马的奴隶社会实在难得。他反对军旅之事，指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之所以称管仲“仁”也是因为管仲辅佐桓公不用武力，“民到于今受其赐”。二是关注百姓疾苦。孔子提出治理政事要尊五美，屏四恶：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他主张“使民如承大祭”，“必也使无讼”，“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还建议原思将多余的俸米送给乡亲们。这些都表明他体恤下层百姓的疾苦。三是

提出有教无类。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他在办学中坚持有教无类，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教育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必须首先立足于培养自身的学问、修养和才能，具备足以胜任官职的各方面素质。这也是他立身处世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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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