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从多角度对近10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现状及最新成果进行梳理，提出深化六大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以促进学术界对六大研究的继续深入。
　　关键词：十年来；中共六大；综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65-04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对当时全党亟需解决的革命性质、动力等基本问题和革命的方针、策略等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10年来，学术界不断深化对六大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对10年来六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以促进对六大研究的继续深入。
　　一、中共六大研究现状
　　（一）学术论文方面
　　10年来，多篇研究六大的文章发表，其研究范围、视角和方法也都更为广泛多样，成果较为丰硕。仅在中国期刊网中，以篇名为主检索近十年六大研究的相关文章就达70篇之多。在2008年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之际，还出版了《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第十次学术研讨会暨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研讨会》论文集等。
　　（二）学术专著方面
　　10年来，有较多的研究著作出版，比较重要的有，陈丽华等著的《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焦点写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李君如著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7），李蓉著的《中共六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0）等。还相继出版了一批涉及当时参加过中共六大和留守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任弼时、王若飞等的相关著作和年谱资料。如，张秋实著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和《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东方出版社，2011），龙德成著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王铁仙、刘福勤主编的《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唐纯良著的《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黄少群著的《周恩来在1927年至193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蔡庆新著的《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著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之王若飞（先驱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刘小中和丁言模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等。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以这些领导人为线索的研究中共六大的重要资料，为六大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支撑。
　　（三）研究资料方面
　　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有更多公布的史实资料中涉及六大的重要资料，如《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公布了《关于中共六大的一组文献资料》，《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公布了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和一些重要的发言记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著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等，对进一步深入六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共六大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对中共六大“基本问题”的研究
　　10年来，学术界不断深化六大研究，对一些基本问题已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六大选址莫斯科，在多重因素中共产国际的影响应占主要地位。对于中共六大会址，已基本确认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1]。六大代表主要是经我国东北不同的边境口岸到莫斯科，哈尔滨是当时“红色通道”的中心，满洲里、绥芬河这两个边境城市也占据重要地位[2]。回国时主要是从东线经海参崴和欧洲西线两条线路回国[3]。提出六大选举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其最关键的因素是共产国际的过度干预[4]。认为留守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唯一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当时“党的建设”、“干部工作”、“军事工作”、“抗日反蒋斗争”、“农村工作”、“报刊出版”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5]。同时，对六大代表和当时全国党员人数等问题，研究仍需继续深化。10年来，有学者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认为：“参加大会的全部人员是142人是准确的”，“但把与会的142人都说成是六大代表是不合适的”，这142人中有正式代表87人，非正式代表5人，特约代表1人，共计93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是可以确定的。”[6]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认为当时党员人数“约‘4万多人’应是比较可信的”[7]；第二，认为“13万说”更有参考的价值”[8]；第三，认为中共六大时“全国党员实际上有9万余人”[9]应是比较准确的。
　　（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的关系
　　10年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的关系问题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研究逐渐深入。有学者认为，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等对六大酝酿、筹备和召开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指导，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形势、阶级关系和阶段划分等的思想理论，有利于中共党内事先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形成基本正确的认识，为六大形成正确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方针等做出重要贡献[10]。同时，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全方位指导”仍有许多不足，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心和阶段等问题的分析仍存在一定“左”的错误，对“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中间阶级的政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等缺乏清醒的分析和明确的认识”[11]。在中共党内推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化，并强调“唯成分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及其思想问题等施加了一定的错误影响，使得六大路线的执行并未完全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中共六大人物
　　10年来，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从六大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到其他领导人和一般代表如蔡和森、毛泽东、王若飞、张世熙等均有所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
　　第一，会议酝酿筹备。有学者认为，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积极参与会前酝酿讨论，在大会文件的起草、会务安排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指导并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对六大的召开起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第二，理论贡献。有学者认为，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张世熙等人对六大形成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六大前，瞿秋白已初步形成了开辟革命新道路的重要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内容和斗争的形势等形成了初步正确的认识。他在《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和《政治报告》中，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这几年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在今后的各项任务，阐明了革命性质是由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等重要思想[12]。蔡和森在会议讨论中多次发言，初步分析了“大革命后的革命形势，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论及其战略、策略”，提出“工农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基本理论”，探索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批判了党内错误倾向，提出“改造党的理论”等，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13]。周恩来在会上主要作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对确立工农红军军事原则和党的组织建设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王若飞在六大期间表现积极，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形势的认识、党的任务和组织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六大代表张世熙在会议期间虽只有两次正式发言，但他结合自身实际，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土地国有和分配方式、农民发展合作生产等问题谈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15]。有学者认为，他提出的万安游击战20字谋略应是毛泽东游击战16字诀的原型。同时，瞿秋白等人的思想理论仍有些不足，如“并没有完全纠正‘左’倾盲动错误，仍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16]；“对革命不平衡问题的分析，还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等等[17]。
　　第三，贯彻发展六大精神。有学者认为，会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党人对六大精神进行了积极的贯彻和发展。周恩来会后积极向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和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并在整顿顺直省委、解决江苏省委问题、指导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积极贯彻六大精神。提出“将中国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武装割据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乡村中心论’，取代‘城市中心论’”[18]等重要见解，进一步发展了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通过“印

制六大决议案”、“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制定土地法”、“建设红军”等实践方式宣传和落实六大决议精神[19]，“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党的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六大路线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20]，对革命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认识及理论发展
　　10年来，学术界对六大形成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认识及理论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第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六大主要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机会主义的错误”、“‘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三大起义”等四方面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验教训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21]。“科学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前途”；“准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低潮形势，并据此果断地停止了‘城市中心’的策略路线”[22]。六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精彩篇章和新的历史起点[23]，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其历史局限，六大并没有对“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24]等进行分析总结。对“中国阶级关系发展变化”、“中国革命长期性，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等仍缺乏科学的认识[25]。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形势等的分析仍带有一定的“左”倾倾向，并没有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左”倾错误的发展方向[26]。
　　第二，六大制定了基本正确的革命政策、方针和策略，为党正确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0年来，学术界对农民和土地、乡村革命政权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妇女运动和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土地问题方面。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土地和农民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原则规定，制定了基本正确的土地“没收政策”、“分配政策”、“所有权政策”和“富农政策”等[27]，对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乡村革命政权建设方面。通过对乡村革命开展情况和必要性的总结分析，对“乡村革命目标和斗争内容”、“乡村农民群众统一战线”、“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红军”、“彻底地实行土地问题的纲领”、“建立农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决策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8]。（3）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强调“加强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工人、农民、敌军的思想政治工作”[29]，对各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和落实六大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4）妇女工作方面。《妇女决议案》系统总结了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妇女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无产阶级女工运动的政策、方针、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等作了明确规定。首次充分肯定农村妇女的伟大作用，明确了发展农村妇女工作的重要意义。对青年女工的政策、妇女的宣传工作、苏区根据地妇女工作和培训妇女运动人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促进中共在处理中国妇女问题上较早地走上独立自主发展之路[30]。（5）党组织建设方面。对“党建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31]。对党团工作的组织、任务、原则以及党团与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作出明确规定，推动了党自身建设的发展。 　　但六大政策仍有一定的局限，如土地政策上“仍主张土地国有”，“没有明确在经济上如何对待富农、对富农的政策写的也比较含混”[32]。乡村革命问题上仍照搬苏俄模式、个别土地政策界定不清。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并不彻底，思想建设上并未认清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组织建设上过分强调“指导机关工人化”[33]，致使“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清算，给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第三，六大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贯彻发展。有学者认为，六大精神在各地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得到了积极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财富。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的积极贯彻中，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为党今后处理农村土地问题指明了方向。六大精神在鄂豫皖地区的传达，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

，促进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建立[34]。六大精神传达到洪泽湖地区，中共鄂西特别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六大精神，促进了武装斗争的快速发展[35]。六大精神在顺直省委的贯彻和执行，促进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顺直问题的较快解决。六大精神在云南昆明的贯彻，唤醒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革命的觉悟，推动了党在云南、昆明各项工作的发展[36]。
　　三、中共六大研究中的问题与展望
　　10年来，六大研究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过程中，观点虽鲜明，但史料支持不够；描述性、推断性的较多，研究性的较少；观点重复的多，新观点、新视角较少。研究领域和范围广度不够，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对俄罗斯档案馆和国内的相关史料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等。因此，六大研究仍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1）研究范围和角度仍需进一步扩大。如对六大其他领导人和一般代表、六大精神决议在各地贯彻和发展情况、六大与往届大会的比较、六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关系、六大期间留守中央的工作和与六大的关系，、六大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现代意义等的理论探索需进一步深化。（2）史料资料需进一步挖掘。应对俄罗斯档案馆和地方史料馆的相关史料、我国地方上的史料、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等进行较为系统地收集和（3）研究方法须多样化。在继续运用比较和统计方法的基础上，也可以借鉴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的研究方法。相信，只要从以上三个方面着力，中共六大的研究成果会更加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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