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扶危济困　抗震救灾　志愿者　行为研究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扶危济困”观念发展的源头及演变入手，提出我国当今社会要培育所有社会成员的救助意识和志愿行为，应该借助传统文化中“扶危济困”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积极因素。
　　一、传统“扶危济困”文化研究
    “扶危济困”，顾名思义，就是对处境危急、困难的人给以救济帮助。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家思想中的仁爱、互助、奉献、慈善等精神。
    (一)“扶危济困”与儒家“仁爱精神”传统一脉相承
    “仁爱”作为儒家学派的核心范畴，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扶危济困”文化生成的价值之源。
    “同宗相济，守望相助”理念是扶危济困行为产生的现实基础。《管子·小匡篇》中明确规定:“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做相和，哭泣相哀。”正如孟子所言“死徙无出乡，乡田用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这种家族自我救助和邻里互济行为作为维系同族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表现出来的团结、互助、友爱精神对于后世的救济行为，当然也包括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行为，无疑产生重要影响。
    “仁爱”精神为扶危济困行为提供伦理前提。志愿服务以自愿的方式无偿为社会服务的行为与古圣先贤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传统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侧隐之心”是引发扶危济困举动的心理根源。地震之时，志愿者对别人的困难给予真诚的帮助，使受援的人感到社会的温暖，用爱心谱写出无数动人的乐章，有访谈对象将其原因归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激发了人们先验之中的善良之心。
　　民间社会由儒家的“仁爱”观衍生出来的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优秀传统促成中国民众乐善好施风尚的形成。5. 12地震中的抗震救灾志愿活动就是传统精神影响下涌现的不胜枚举、连绵不绝的慈善活动之一。

    (二)“扶危济困”深受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影响
    除儒家外，影响较为广泛的墨家站在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上提倡社会各种人不分亲疏、贵贱、等级，一律“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种无等级差别的爱和理想的人际关系对于现实社会处在生活困境中孤立无援、深味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下层民众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情感慰籍作用，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演绎成人们熟知的“侠义”文化，对民间传统扶危济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扶危济困”符合老子“天道”思想
    老子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为了达到救荒贩灾的目的，历代统治者常采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方式，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国家的权利和财力，使粮食从富余地区向不足地区进行空间上的移动:“照对救荒之法，唯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富者种德，贫者感恩，乡井盛世也”。因此主动把自己的家财拿来帮助穷人，精神上完全符合“天之道”。
    (四)“扶危济困”深受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影响
    汇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传统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汤、周文王采取的“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及关心、爱护鳄、寡、孤、独等四种“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的政策，实即慈善救济措施。自此以后，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文化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慈悲为怀、怜悯之心、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从以上的简要论述可见，从孔子、孟子到墨子、老子，从仁爱到兼爱到天道，中国传统思想都对扶危济困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儒家文化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显性文化。因此，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扶危济困文化的特点和内在矛盾时，就可将焦点放在儒家文化上。
    首先，从根本上看，儒家文化建立在一个“差序格局”的基础上，这种差序格局通过宗法制和礼乐制加以定型和强化，从而造就了某种“差序人格”和“‘差序价值观”。
    其次，以儒家为代表的慈善传统是适应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历史性产物。血缘亲情之爱所生成出来的家族式慈善有时惠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通常扶危济困对象只囿于宗族、邻里、亲朋。
    最后，受传统文化因素影响，扶危济困多为“富人”所为，他们多将善行与自己身家性命和个人前途、祖宗荫庇和子孙报应等联系起来，把善行视为免灾积德的手段和悲天悯人行为。
    二、抗震救灾志愿者行为特点研究
    (一)广泛性与多样性
    汶川大地震不管从参与志愿救灾的人群结构、数量多寡、还是志愿行为的组织方式而言，都显现出志愿行为的广泛性与多样性。

   从志愿者行为的组织方式看，官方和民间两种救灾志愿者力量的存在也显示出行为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志愿者主要在各省、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等地捐款捐物，甚至排队等候到灾区一线参加志愿活动。
    志愿者参与内容丰富多样，能满足灾区群众多样化需求。志愿者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和“小行动+许多人一大不同”的特征，在很多时候能够主动积极配合政府工作，拾遗补缺，发挥特有的人才、资源、信息优势，不断拓宽救助渠道，形成立体化、综合性的救助体系，在配合政府救助服务的同时，为灾区群众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和救助，满足灾区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二)志愿性与有组织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救灾行动及时有效，志愿者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成为抗震救灾中一支重要的救助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尚缺乏权威的、全国性的组织渠道来动员社会力量捐赠善款，及开展其他形式的参与活动，整体合力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因而志愿者组织要想更好地参与和支持抗震救灾工作，应当努力在志愿性与组织性统一方面加大力度。
    1.志愿性
    与政府自上而下救援相比，志愿者组织参与救援是自下而上，在自愿、无偿和公益的基础上，不计任何物质报酬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具有个人化、人性化、志愿性的特征。地震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民众，不分地域、职业、阶层，人们纷纷解囊相助，捐钱、捐衣物、捐食物、捐抗震救灾的设备物质等。
    2.有组织性
    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广大志愿者按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在组织协调下，科学有序地发挥重要辅助作用，主动配合、拾遗补缺，以积极务实的姿态继续投人到抗震救灾工作中。但还有部分志愿者以社会个体的身份亮相，缺乏统一调度，导致部分灾情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甚至有些志愿者赶赴灾区影响到救援工作的展开。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多余”。它一方面从组织性方面反映了我国民间志愿行为的薄弱与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志愿行为不再拘囿于政府的职责范围，这对传统扶危济困文化是一种融合与超越。因而我们应本着协调有序的原则，建立志愿者协调管理中心，做到信息共享，统筹协调，合理分工，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我国社会保障及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
    3.专业性与持续性
    地震现场应急救援和处置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参与现场处置和救援的志愿者必须具备相关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因而由公安、消防官兵、全国各地的医疗救援队和地震专业救援队组成训练有素、救援设备先进和具有长期专业灾害处置经验的专业救援队是处于抢救生命的第一梯队。此外，政府部门统一指导，通过训练使志愿者基本掌握开展志愿服务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提高志愿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专业性的培训对于欠缺必要的抗震救灾、医疗救护、心理援助等方一面的知识和技能志愿者显得尤为必要。培训主要通过阅读、讲座、研讨、实地考察、观看视频影像资料等多种途径实现。
    灾难与救助有天然的契合点和内在一致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行为是助人为乐、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