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　和谐社会　社会诚信　社会理性　社会公正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需要。大众传媒凭借其公共空间的优势，能够维护社会信用体系，培育社会理性并强化和谐、合作氛围，关注、扶持弱势群体以促进团结互助和社会公正。因此，基于“和而不同”的新闻对话理念，大众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党和人民奋斗的目标。和谐社会是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促进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社会，是团结、安定、有序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理性是社会和谐的条件，关注弱势群体、倡导社会公正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个经典的理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容易引发社会结构的错动、社会秩序的失范和社会矛盾的增多。对于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来说，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大众传媒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功能主要有:(1)监视功能，即提供并告知新闻，向人们发出危险警报及提供与经济、公众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新闻，宣扬符合社会规范的人物或事件;(2)联系功能，即强化社会规范，达成共识，并掌握公众意见等;(3)传承社会文化功能，即增强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无序性;(4)娱乐功能，即创造大众文化，提高大众品味，使个人得到休息调整。因此，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大众传媒凭借其公共空间的优势，能够促进社会诚信意识和维护社会信用体系，培育社会理性并强化和谐、合作氛围，关注、扶持弱势群体以促进团结互助和社会公正。下面我们从相关案例人手，来探讨大众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一“限制高消费令”与社会信用体系的维护
　　案例一:2005年2月2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出湖南省第一张“限制高消费令”，在报纸上公布了11名自然人的姓名和5家单位的名称，他们被禁止乘坐飞机、出租车、驾驶及乘坐小轿车等高档交通工具;不得在宾馆、酒楼等高消费场所消费等，只能按照长沙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进行消费。法院将根据群众举报，对有高消费行为的“老赖”(欠债不还者)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就在“限制高消费令”签发的第一天，一名“老赖”因打手机被拘留。由于商业信誉受损和商业行为受阻，三名“老赖”主动来到法院，表示将以最快速度付清执行款项，并制定了还款计划，其中一名“老赖”向法院申请乘坐飞机资格。次日，又有六名“老赖”致电法院，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还钱，其中有两人交纳了第一笔执行款。(见《潇湘晨报》2005年2月2日~2月4日相关报道)。
    商业中的经济拖欠是众多社会不诚信行为的一种表现。法院、媒体、公众三种力量共同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无疑是积极而有效的。媒体借助其公共通道的优势与公众之间进行沟通，将不诚信的行为向公众告知，使社会舆论得以“放大”，促进了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凸显了媒体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诚信”作为良好社会秩序的纽带和调节器，不仅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中契约观念的内在要求，任何公民、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都应以诚信为本。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由于缺少地区性社会流动，人们基本上是“生于斯、死于斯”，地方风俗礼仪和乡情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有机的团结”，讲诚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现代的商业城市里，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增多，许多人素不相识，人与人之间是“机械的团结” (第9一10页)，诚信的实现缺少情感的纽带，依靠的是法理社会中法律的权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逐步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原来的礼俗与情感纽带逐渐弱化和消解，法理型权威又还未确立，因此出现了诚信状况滑坡与恶化的现象。这集中表现为欠债不还，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如大量堆积的“三角债”，到期未还的高校助学贷款，浙江金华的敌敌畏火腿，德州的病死扒鸡，肆虐乡村的“杀人奶粉”，街道的牛皮癣、“办假证”广告，等等。社会信用严重透支，大大制约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心理层面，如陌生人汇集的各大火车站，几乎成了骗子的集散地，乘客一般不敢在附近店铺买东西，长沙火车站在2005年春运期间的警示牌上就有一条告示:“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提醒乘客不要轻易上当受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而又尴尬，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社会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当一个社会，诚信成为稀缺资源，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生活中人们互不信任，社会冲突一触即发，社会和谐就根本无从谈起。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诚信缺失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建立文明、诚信的社会秩序刻不容缓。根据中国信用论坛的统计数据，中国企业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5 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人的37%(’1。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的资金额达3 001一4 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0k《中国防伪报》2004年1月)。同时社会整体缺乏信用风险防范手段，特别是信息传递、披露机制不健全，使得假冒伪劣现象猖撅。不讲诚信不仅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同样也危害其他领域。个人与个人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等等，诚信缺失，也会不断引发社会冲突，如西安宝马彩票案，就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挑战。

    媒体的曝光有利于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曝光监督形成威慑作用，使组织或个人关心自己的信誉，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时大众传媒的报道对不诚信行为的打击是致命的，如金华火腿被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后，整个行业受到沉重打击，一位老总说，金华火腿的事件能教育三代金华人，至少这三代金华人不敢再造假了。这对更多的造假者敲响了警钟。
    同时媒体还可以通过对讲诚信的组织或个人加以正面报道，依靠榜样的示范作用鼓励社会诚信，如媒体报道，河南信阳市的老汉刘汉新受人委托买彩票中了500万元大奖，依然把中奖彩票交还委托人，这深深触动了人们的诚信意识。对商家来说，媒体的正面报道能扩大其美誉度，并最终给它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如德州病死扒鸡被媒体曝光以后，销量急剧下降，经过整顿后，媒体又做了一次正面报道，恢复了其品牌，销量又上去了。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社会诚信的树立有赖于法制的健全，没有法律的约束，难以形成诚信的社会，但是执法部门的资源非常有限，难以进行全面的监督，而媒体作为公共平台，它的触角却可以伸人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发挥揭示信息、舆论监督的强大功能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二“的哥追逃事件”与社会理性的培育
　　案例二:2004年8月1日晚10时40分许，两名男子拦下的哥黄中权驾驶的的士，分坐前后排的两名男子先后把刀架在的哥的脖子上，搜走现金和手机后逃跑。黄在开车追逃途中，因遭到持刀威胁而把其中一名歹徒撞死。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黄提起公诉，湘潭大学原法学院院长邱兴隆免费为黄做无罪辩护。有关媒体则因势利导举行了一次热线讨论。黄中权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声援，有的人还特地赶到报社发表意见。许多民众基于对社会治安的担心，赞扬黄“为民除害”的壮举，但最后民意慢慢趋于理性，不再过激地认为非要将持刀劫匪杀死。(见(潇湘晨报》2005年3月19日相关报道)
    通过讨论，民众意见最后对的哥应负刑事责任表示认同，这种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纳人法制轨道的做法，是社会理性的表现。一个缺少社会理性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恐怖主义、人体炸弹、挟持勒索等都是极端无理性的表现，极端行为盛行，整个社会缺乏理性，和谐社会便只能是痴心妄想。
    社会理性的培育需要塑造个人理性，更需要塑造群体理性。一个丧失理性的马加爵可以毁掉5个家庭，给社会制造不和谐的声音，而群体的无理性可以造成社会的动乱和分裂，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灾难。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中的个人一般来说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无理性个人构成的社会群体却可能出现集体无理性，“文革”时期的动乱就是集体无理性的表现。一个理性的社会是基于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对“经济人”的动机和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社会，因而能够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将各种利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在冲突之中能够达成一致，在面对重大刺激时能朝相同的方向做出反映，不至于在冲突中以分裂的形式发展。从根本上说，社会理性要求社会个体抛弃偏激姿态，增强容忍度，彼此达成共识。而以传播、沟通为首要宗旨的新闻媒介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公共论坛”的作用，强化和谐合作氛围，培育社会公共理性，从而能够促使和谐社会得以建立。
    大众传媒在培育社会理性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在新时期，公共空间是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闹，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氛围宽松的公共舆论平台，通过各方面的信息表达，实现民众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沟通。按照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的观点，一个社会群体如果被隔离开来，不与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进行沟通，则容易倾向于极端主义。而在大众传媒的公共平台上，民众平等、自由、公开地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评判，不同观点的交流、沟通，实际上促进了民众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因为这种讨论能够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可能带来的后果呈现在大家面前，使人们能够权衡不同观点的正面或负面效应，从而避免被极端无理性的思想主宰而产生巨大的破坏后果;而且民众的广泛参与，也可以突破社会疏离感和彼此的陌生感，缩短人们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个人的心态平衡和缓释精神压力，消除隔阂与不稳定，形成一个非正规的社会支持系统，增强人们彼此间的合作。

   公共空间作为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所，能够促进公共权威及其决策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之桥和互信之桥。如在2003年《南方都市报》运作下，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与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吊中校进行了一场“平等”的对话，既使民意通过大众传媒得到了表达，又让政府在传媒论坛上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民众和政府最终通过协商讨论达成了理性的一致。新一届总理温家宝么刀5年“两会”期间在新华网上与民众进行对话，回答网友的提问，树立了政府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传播的本质即是对话，对话的传播可以使人们就各自的差异进行商讨，形成理性的社会共识，使社会趋于稳定和谐。
　　三“袖珍妈妈”现象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案例三:长沙市坡子街的“袖珍妈妈”刘爱华，因小时候脊椎受伤而成为一个终生只有88厘米的残疾人，她40岁成家，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儿子小威，但儿子不到3岁，丈夫就去世了，之后她又下了岗，十二年来，她靠摆烟摊、卖冰棍、擦皮鞋将儿子拉扯大。在中央和省市各级新闻媒体的关注下，刘爱华母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资助，目前她正准备弄一个小商铺，靠自己的能力供儿子读书。2005年4月27日，长沙市天心区学院街街道居委会在全市首创“感动街巷十大人物”的活动评选揭晓，刘爱华被评为“自强之星”。(见《长沙晚报》2005年4月28日相关报道)。
    阶层分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由于职业分工、能力、机会等因素的差别所带来的收人差距逐步扩大，有一部分人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西南西北集中联片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二是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三是贫困农民和一大批流人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袖珍妈妈”，由于残疾和下岗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典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中底层的社会群体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这在客观上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碰撞机率和摩擦系数，增加了社会矛盾激化和转化的可能性，为构建和谐社会造成了巨大障碍。事实表明，社会底层人群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矛盾，部分群众情绪表现比较激烈，往往进一步恶化为过激行为”，“动辄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甚至出现打、砸、抢、烧等行为”。
    面对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普遍化，大众传媒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弱势群体，促进各阶层团结互助和社会稳定。然而，由于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弱势阶层事实上有被大众传播事业边缘化的危险。
    传播学的“知沟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时代会出现信息流通的非均衡性和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不平等性。强势群体由于掌控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对大众传媒有控制权和影响力，中间阶层有条件有能力接近和使用媒介，弱势阶层则处在信息活动的边缘。世界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社会强势阶层的标准和需求永远是国家和社会传播事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事实上，在传媒产业化、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新闻媒介的首要目标，对媒体而言，受众意味着市场规模和消费实力，传媒在进行市场定位时，自然会将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信息资源集中流向强势群体。传媒追逐经济利益的自发倾向，使其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客观上造成了对处于阶层底端和社会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的排斥和歧视。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新闻媒介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倡导先富地区和先富阶层以实际行动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下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有学者讲得好，弱势群体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
    大众传媒关注弱势群体之所以有助于社会和谐，主要在于这种关注促进了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得到改善。一个社会如果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则明显有失公正，而缺少公正的社会无法实现和谐。因此胡锦涛同志2005年3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阶层、区域、群体的分化以及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媒体的关注有助于社会中最少受惠者处境的改善，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相反，媒体对此忽略、回避则使其失去了利益表达的正当途径，使问题得以积累。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先生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人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将危及社会稳定叫。因此大众媒体更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的新闻媒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对下岗职工成功创业的报道;以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关心农妇熊德明为标志，媒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民工追薪的报道;每年高考后对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大力倡导，等等。这些新闻报道都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诚信缺失、社会分层带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以及这种背景下社会理性的缺乏，是造成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如何有效地化解冲突、创建和谐社会，使社会在冲突中达成一致以实现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过去，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媒介常常“惟恐天下不乱”，是制造混乱的机器，尤其是负面新闻、突发事件的报道，似乎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不利于人心安定，给新闻媒体的报道空间越大，社会就会越动荡不安。事实上，大众传媒在创建和谐社会中是可以起积极作用的。
    大众传媒所倡导的“和”，并非“大跃进”、“文革”时期的上下串通一气、千“报”一面、千“台”一腔的违背事实真相的“一团和气”。这种“一团和气”曾经使党的威信、政府形象、媒介声誉在民众心中严重受损。当前，大众传媒应把“和而不同”作为中国式的对话理念。“和而不同”意味着不是消灭差异，而是承认、允许、赞成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使这些差异、区别、分歧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媒介坚持“和而不同”，坚持用事实说话的报道理念，使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表达，有助于促进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交流沟通、理解协调、团结互助，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