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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明显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向,即在人口居住空间上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人口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向工业转移。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工业在城市区域的集中发展,通过吸收就业的方式吸引+农村居民进城,顺其自然地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工业赶超战略,在资金匮乏和资本存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制经济体制,通过“压榨”农业向工业输血,农业采用集体化农庄式经营,把“自耕农”变成了农业雇佣工人。国家从农村低价统购农副产品,向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以维持城市工业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产生超额利润,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一套体系,国家控制了全部剩余农产品,据估算,30年间农民向工业体系无偿贡献6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同期农民收入总量的45%。由于价值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城市工业品缺乏农村市场,因此城市只能以重工业为主。在这种统制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是高度平均的,农民的收入仅限于生存需求。统计资料显示,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长期被控制在每天0.5kg的消费水平上,在这种生存极限下,粮食只能按人口平均分配。
  为了配合经济上的“以农养工”制度,防止农村居民流向城市,中国长期实施城乡分离制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49年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乡村人口占比89.36%。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社会系统封闭运行,城市化进程缓慢。1978年乡村人口占比82.08%,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只提高了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统制经济体制逐步解体,中国城市化加快,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首超农村,城镇常住人口6.9亿,乡村常住人口6.5亿。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2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了5.7亿,乡村人口减少了2.4亿,30年来中国有数亿农村居民流向了城市。从就业结构看,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3.5%,1978年下降到了70.5%,1997年首次降到了50%以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传统的统制经济体制开始解体,市场体制逐渐建立。由于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农村居民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收入分化。本文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结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沿着指数化趋势持续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增长到2011年的6977元,名义收入增长52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1年21810元,名义增长62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5倍。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长期增长速度基本持平。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宏观上看农村居民收入呈现指数增长,但是微观上农村居民收入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农民收入与农村体制变革、经济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演变密切相关。最近两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强劲,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增长速度不断创出新高,拉动农村居民收入远离趋势线,未来几年存在着增速减缓,实际收入向趋势线靠拢的压力(见图1)。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剪刀型”变化趋势(见图2)。工资性收入从1978年的88元增长到2011年的2963元,名义增长33倍。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1978年中国农村是集体农庄式经营,农民参加集体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变现为工资收入,构成农村居民收入的2/3。1978—1985年,中国逐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农民从集体获得的收入逐步减少,而相反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逐步增加。1985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中国式小农经济迅速达到了极限。由于土地数量的限制,农民不得不转向非农产业,这正是“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在农民收入结构中表现为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的逐步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的逐步提高。2011年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从顶峰的74%下降到了46%,而工资性收入从1985年的18%逐步提高到42%。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趋势
  随着收入增长,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了长期扩大的趋势(见图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上升到了2011年的0.3897,33年间差距扩大了83%,平均每年上升0.0051,收入差距平均每年扩大1.9%(见表1)。特别是2000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持续发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以来,基尼系数除了少数年份有轻微下降,总体上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有学者指出,我国即将迎来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笔者认为从现有统计资料看,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还没有出现逆转的迹象。根据农业部20000户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20世纪末期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999年达到了0.4279。如果考虑到高收入阶层存在隐瞒收入的倾向,实际基尼系数可能更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省际差距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特征是什么?收入主要表现为省内差距还是省际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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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省内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4”。他们根据200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把全国农民收入差距分解为省内差距和省际差距,结果认为各省内部的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78.1%。而省际差异对总体差异形成的贡献率只有21.9%,而且省内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如果把全国的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则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的收入差异,区域内部的收入差异贡献率为86%,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为14%。朱向东的研究结论不同于统计局课题组,他们在1990年的论文中就指出,收入差异的因素中,有69%是由于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只有31%是由于三个地带内部的差异造成的。周红利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以省为研究单位,把全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占到了总差距的74%,而东部区域内的差距占15%,西部区域内的差距占11%。
  张平的研究结论也与统计局课题组的结论相反,他认为“全国的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更集中地表现在省际的收入差异上”,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利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把收入差距分解为省际差距和省内差距,结果显示,省际差距占到了81.87%,省内差距只占18.13%。国家统计局的阎裕民也认为“各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大”,他统计了1994年全国30个省市的基尼系数,1994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2,而全国27个省的基尼系数低于0.32,其中尚有18个地区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这意味着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总体而言,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省际差距,东部沿海省份属于高收入地区,而西部内陆地区为低收入地区,因此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表现为东西差距。
  (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差距
  从收入来源看,农村居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了人均纯收入的90%,那么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收入差距还是来自工资性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计算,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主体,但贡献率明显下降。2004年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占50.5%,比1990年下降14.1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显著提高,日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形成的重要因素。2004年,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41.3%,比1990年提高13个百分点。而根据周红利的计算,以省为研究单位,2004年工资性收入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了65%,而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只有25%。在4种收入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的集中率小于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对农民的收入分配起着平等化的作用,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起着扩大性作用。万广华通过基尼系数分解也得出工资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40%~55%之间。rozell分析了江苏省农民收入分配差距后认为,农村工业收入是农村中收入不平等的最大成因。总之,目前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工资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呈现东西大、中间小的u型分布
  中国农村改革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因此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东往西依次递减,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但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呈现东西大、中间小的u型分布,也就是东部和西部差距比较大,而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的中部地区收入差距最小。1986—1999年平均基尼系数东部地区为0.3899,中部为0.3343,西部为0.3607(见表2和图4)。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是阎裕民,他认为中部地区之所以收入差距比较小,是由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性质决定的,中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地带,以粮食种植为主,由于种植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在家庭经营责任制后基本上是均分的,使得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后张晓辉的研究详细计算了三大地带内部的基尼系数,确认了u型现象的存在(见表2)。朱向东和张平的文献提供了1980年和1988年28个省市的基尼系数,研究者可以参阅。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地区内部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无关,也就是说不存在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的明确关系,从省级的面板数据看,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四、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地区幅员广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以及居民劳动素质技能差异很大,在市场作用下,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差距拉大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高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低呢?
  朱向东最早关注到了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他注意到中国的农村税费和提留有累退性,穷人承担的税费比例高于富人。从信贷分配来看,穷人的信贷规模基本与富人的信贷规模持平,但是穷人的信贷主要用于应急消费,而富人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信贷实际上扩大了收入差距。在价格方面,粮食价格的提升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通货膨胀则扩大了收入差距,因为通货膨胀对穷人的伤害大于对富人的影响。此外,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家庭负担率、家庭拥有的资本数量也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
  张平也注意到了信贷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农村基尼系数自1984年以来是不断增加的,但曾出现过三次下降:1984年至1985年,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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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0年,1995年至1996年。这三次下降均与我国银行银根紧缩有关。因为要素配置的不同,银根紧缩对家庭经营影响较小,而对农村工业影响很大。比较富裕的地区农村工业相对发达,工资收入构成基尼系数的50%左右。这样一来,在中央货币政策由松变紧时,收入高的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进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异的下降。张平还特别注意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通过对各省的城乡差距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分析,他发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现相关系数高达99%。因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周围的农民收入均居全国农村的前列。但城乡收入差异过大,城乡经济运行缺少联结点,农民就难以从城市经济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

  万广华通过把box—cox和box—tidwel收入决定函数结合起来的方式将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了导致中国农村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包括:(1)乡镇企业是最显著的构成区域间不平等的因素。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它们主要在富裕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对地区不平等的贡献介于25%~35%之间,而传统的分解结果则认为贡献率在50%以上。(2)1995年,资本超过教育而成为导致区域间不平等的第二大因素。中国农村不发达地区缺乏正规的资本市场,这对贫穷地区资本的形成是致命的障碍。如果政府不能建立农村信用市场以帮助贫穷地区的农民获得资本的话,那么资本投入对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将持续上升。(3)教育。在1995年之前教育一直是居第二位的影响因素,因为富裕地区的农民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教育对总的不平等程度的贡献为正,从而成为导致不平等上升的因素之一。(4)土地。土地对收入分配起到平等化的作用,因为贫穷地区拥有更多的土地,但是由于农村征收的各种税费,土地对纯收入的边际影响为负,所以土地这个生产要素反而变成了增加不平等程度的因子。
  五、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研究证明,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损害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稳定。孙江明通过建立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差距的双对数函数模型,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确定了收入差距对消费的负面影响。陆铭的研究则认为,控制收入差距并不只是为了实现道德层面的公平,从经济上来说,如果任由收入差距扩大,那么经济增长将受到损害,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不利的。如果政府采取政策控制收入差距,将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又反过来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王小鲁等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因素所导致,其中不少因素是可以人为改变的。这说明政府和社会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同时未必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一)加大贫穷地区的教育投入
  提高贫穷地区的教育质量,增加穷人的教育机会。对于西部农村的穷人而言,教育无疑是摆脱贫困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是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西部地区政府财力赢弱,因此教育投资比较低,制约了西部农民收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加大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肯定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发展中西部农村金融市场,促进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是影响低收入地区农民收入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制约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因素是什么?首要因素是资本,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于长期的低收入,资本积累能力比较低,资本问题应该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其次是缺乏市场需求,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低、需求小,因此应该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扩大对当地产品的需求;最后,缺乏的是熟练的劳动工人,这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来解决。在农村居民得不到乡镇企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使农村居民得到去城市就业的机会,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健全市场体制
  王小鲁的研究认为市场化本身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导致资源分配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因此需要通过政府改革,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来与市场体制相配套,需要形成一套社会公众监督体系来约束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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