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中天地”中士人伦理道德的“休闲”理念

　　唐朝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中唐之后，统治者疏于朝政，国势衰败。这一时期的园林在空间布局上摒弃前朝壮观崇雄之风，逐渐走向狭小的“壶中天地”格局。在兼收并蓄六朝隐逸文化的唐朝，士大夫阶层，地位逐渐提高，拥有大量的私家园林。但时局的动荡和统治阶级压迫使园林成为隐逸文化的依托，中国传统伦理的“休闲”观尽显其中。
　　一、引言
　　盛唐儒、道两家相互促长、融合。儒的“仁政”和道的“无为”、“出世”对士人阶层产生深刻影响。士人阶层脱离于宗法血亲成为诸侯的食禄阶层。士大夫的利益开始脱离卿大夫，共存亡于封建国家利益，成为封建文化的占有者。因此，士人难以实现无为、出世的生活，故大隐于市，将出世的希望和无为的休闲情怀寄托于“壶中天地”。
　　二 、“壶中天地”与士大夫休闲
　　《后汉书.方术传下》曰：“费长房，汝南人，曾为市椽。有老翁卖药于市，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更来。'长房旦日果往，翁乃与俱入壶中。但见，盈衍其中。”中唐的士大夫阶层对世事的心态及其人参观和价值观较盛唐而言已不尽相同。隐逸和园林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在宏伟场地的基础上，力求园林空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间艺术上的“以小见大”，即以狭小的空间表现独有的趣味和园林技艺，在极度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变化无穷的空间层次格局，这就是“壶中天地”。众所周知，昆仑和东海为众神之家，若现实顺遂绝不会去壶中寻求“玉堂广丽”。同样，唐代士人经历宦海的波折也会在现实中找寻这种“玉堂广丽”的天地。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士人宇宙观淋漓尽致体现于园林，变化无穷的空间层次格局巧妙表现于有限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力求空间艺术的“以小见大”。故，士人园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是对“壶中天地”境界的艺术建构。“疏为回溪，削成崇台。山不过十仞，意拟横霍；溪不袤数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适，静不在大。”“壶中天地”的空间格局成为盛唐后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主流。
　　现代休闲多指闲暇时的旅游。中国封建时期因众多因素的限制，出游人群集中于统治阶层。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频繁出游，更不必说士人阶层或平民阶层。当时政途不顺、志不得伸、隐逸山林、寄情山水的士人远远少于隐逸于市的士人。因此，几乎不存在现代社会所谓的休闲。而唐宋时期的休闲指对艺术的追求和研究，主要体现在琴、棋、书、画、诗、词、茶，园林等精神休闲。园林不仅是士大夫隐逸于市的场所，也是这些艺术集中的体现，更是对当时宇宙观与伦理观的深刻反映。
　　三、写意——士大夫休闲理念的表现
　　“写意”本指丹青艺术中艺术者对毛笔的驾驭技巧，在实际生活中指对意象不拘泥于形式的描摹，通过情感的倾注升华意象的艺术情境。以水体为例，园林在空间上的有限性难以包罗浩渺宇宙，士人只能通过“写意”的手法寄托心怀瀚海的情怀。“汇卧龙之泉，渟泓小沼，虽尺岫寸峦，居然有江山辽邈之势。” “写意”的手法打破时间和空间对园林的限制，实现造园者和士人对宇宙的想象，体现士人的宇宙观，将审美和休闲活动推向更深广的艺术境界。这与士人追求精致的审美观并不矛盾，即严苛的打造建筑、水体、山石的尺寸，在更为严格的比例中追求无垠的空间。
　　四、中国传统思想对士大夫的影响
　　（一）儒的仁政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对之解释涉及“仁政”思想，认为“爱人” 是“仁”最基本的精神。孟子继承该学说，进一步提出“仁政”的主张。“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不难看出，“仁政”扩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施政纲领。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反对兼并战争，主张以“仁政”治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唯儒独尊”，儒家在我国历史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士大夫对“仁政”的追求同封建时代君主集权制相抗衡，这也是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的途径。“仁政”、“恻隐之心”是士大夫阶层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情感、审美的根本动因，以君子比德将自己高洁的情操、高尚的品德、美好的德行寄于花草山水之中。在盛唐雄厚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基础上，士大夫的休闲和审美情趣愈趋精致，催化园林艺术从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奢华、大气之风走向“壶中天地”。
　　（二）道的无为
　　道家认为“道”是世间万物的本源。从产生的过程看，“道”是“无为”，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从产生万物的结果看，“道”是“无不为”，能孕育宇宙万物。与其说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不作为”，还不如说“无为而无不为”。不是

无所事事而是顺应事态的发展，讲求“天人合一”，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才是道家的世界观。道家强调“道”的中心涵义在于“无为”，“无为”为“道”。崇尚“出世”，指出政治混用，民众贫穷皆因人“失道”而起。故，道家猛烈抨击“入世”的礼制。
　　如上所述，士大夫和皇权之间关系微妙，迫使士大夫阶层为“无为”、“出世”的精神所驱使，以一种高度发达而消极的避世方式，保障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格，这就是隐逸文化。以单纯质朴的内心平和为最终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遁迹山林。然，大多数士人强烈渴求仕途的腾达，不甘轻易纵情山水，只好隐逸于市，将出世的希望、无为的休闲情怀、人格完善的追求寄托于这片“壶中天地”。
　　五、“壶中天地”对士大夫人格完善的作用
　　春秋战国前的士大夫依存、效忠于卿大夫不摄朝政。之后，士大夫成为脱离宗法血亲的食禄阶层，直接效忠于诸侯、皇权和国家，其利益与国家存亡紧紧缠绕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统治阶层中，士大夫阶层是维系皇权、整个社会和下层群众的唯一环节，调节、平衡着三者关系。故士人是封建文化最广谱的占有者和代表者，其相对独立性使之不断实现人格的完善与独立。儒、道两家将人性的充实建立在人格完善的基础之上，“天人合一”则是人性充盈的最高形式。儒家对“仁”的阐释结合了士大夫的社会、道的责任、“天人之际”宇宙观及人性理论，成为士大夫人格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隐逸对中央集权压迫下的官场失意、志不得伸的士人阶层的人格完善作用难予取代。“壶中天地”成为相对独立的天地使其人格的完善和人格理想的永世留存得到保障和实现。士人对梅、兰、竹、菊、荷、松、山、水、石的执着追求成为众多园林、诗文、绘画、雕刻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并与之在心灵上产生共鸣。“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食饱窗间新睡后，脚轻林下独行时。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
　　不论现实政治环境何等压抑，不论集权制度何等摧残人性，“壶中天地”始终能给士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个人的心灵深处的和谐、整个宇宙的和谐，以及两者之间的和谐毅然完美无损，而整个社会形态所必须的士大夫人格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思想因此而得以完善和延续。
　　六、结语
　　园林间接反映士人的宇宙观，而由“壶中天地”不难看出当时士人趋于精致的审美观和休闲情调，过分强调山、石、草、木、建筑、水体之间严苛的比例，说明士人心中的宇宙变得如同“壶中”般大。人们不时向往“鲲鹏”，但更多的时候甘心做蜗牛。于是一个较“壶中”更小、更为精致的天地才能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寄托，使之不择手段在造园艺术上努力涵盖更加无边的宇宙，使园林的面目日益猥琐不堪。强化局部上、方法上的艺术辩证法，在严格的对称中又步移景换，处处束缚总又迂腐百态。“壶中天地”标志着文化从强盛转向腐朽。士人的审美和休闲格局的格式化让思想变得保守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