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与伦理道德的耦合与其现实意蕴

　　一、社会保障制度外化于伦理道德
　　在黑格尔哲学中，外化（externalization）是指内在的东西转化为外在的东西，主要指物质由绝对精神外化而来，理念是内在的东西，物质世界是外在的东西，理念到物质世界的转化就是“外化”。因此外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内在的伦理道德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社会保障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其立法的直接动因与当时劳资矛盾激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平复这种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带来的巨大失衡，德国先后出台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虽然这三部法律适用范围仅涉及到当时德国就业的小部分人口，但它却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即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需要某种特殊帮助者提供基本物质需要，这就使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对于社会保障的伦理阐释，要从社会保障反映出伦理特质着手。首先，社会保障制度服务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既包括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也包括失业者、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者等，通过对这个弱势群体提供必需的生活保障，使其在安全自尊的环境下健康发展，重塑自我价值，以达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其无处不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其次，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现出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在我国，国家通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所给予的物质上的支持和抚慰，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福利的公益性。另外，我国的各种商业保险，如财产保险、中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国职工互助保险等，虽然投保的人很多，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每个投保人都会遇到疾病、失业、工伤等事故，因此，这些保险大多体现互济互助的特点，即由多数人“共济”少数人的损失和风险。最后，我国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讲，其一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提供，另一部分来源于个人和社会的捐助，其都是建立在对他人情感理解和物质支持。从社会心理基础和动力机制来说，这是一种道德同情，前者属社会道德同情，后者属个体道德同情。[1]正是社会保障这种人道性、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利益调解机制，才营造了全社会的道德氛围。同时，也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使市场经济中的效率和公平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得到缓解，促进社会公平和安定团结。
　　二、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
　　正义（justice）是社会保障的伦理核心。正义就是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来弥补各种偶然性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使社会成员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机会均等。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最有永久价值的伦理理念和行为准则，成为建立社会制度的追求与导向，其作为一种批判性概念来衡量社会制度的合理与否，社会保障以正义为伦理核心，在思想意识与现实状况之间架起一道桥梁。社会保障通过自身特有的运行机制来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减少自然条件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尽量做到使每一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就是社会保障应有的正义。
　　公平分配（fair share）是社会保障的伦理价值，社会保障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正是通过社会再分配来实现的。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讲，社会保障有维护社会稳定，安抚弱势群体的功能，但它更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价值是伦理价值。这是一种人类普遍共有的精神价值，理想追求，是对爱与善的憧憬，它无处不体现着人道主义关怀，并且这种关怀与尊重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通过各种制度落实于行动之中，而分配正义最终目的就是消除贫困、降低社会不平等、满足人人都能得到的基本需求，使人们在安全，自尊，自由的环境下全面发展，它承载的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需要的理解与尊重。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分配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 [2]第一个就是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就是差别原则，即虽然不能绝对平等，但能做到济贫济困就能实现正义。
　　人的发展与幸福是社会保障的最终目标。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侧重于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帮助人们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在自我矫正的过程中，及时调整与人性相背离的规定，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具有伦理性，道德性，以实现人的发展为基础，体现人文关怀。当社会保障充当工具角色时，其选择手段应满足两个条件：终极目的价值性和现实效用性。即手段的选择应当符合效用性与道德性统一的原则。[3]因此社会保障伦理手段在终极目的价值性上是人生的幸福，在现实效用性上立足于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这就是社会保障的出发点，也是其逻辑上的起点。功利主义认为，“除了幸福，事实上不存在其他任何被渴望的东西。无论何种事物被作为实现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而受到渴望， 都是因为它本身被视为幸福的一部分而受到渴望” [4]即再一次阐明，增加社会成员的人生幸福应是社会保障的终极目标与归宿。

　　三、以人为本遵循伦理的社保制度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社会保障责任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其目标在于通过立法进行再分配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即人是制度的服务主体，以人为本，遵循基本伦理道德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要求，尚若只是作为国家机关依法管理社会的工具，社会保障制度就失去了她更高的存在价值。
　　社会保障制度应以人的尊严为伦理基础。现代意义上“人的尊严”是与“人的权利”紧密相联并具有浓厚的伦理韵味。在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下，可将人的尊严定义为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人都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与尊贵。它被人类共同体中每一位个体所拥有，不因每个人的出身、地位等因素而改变。[5]可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必须以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确保每一个人在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享有应该的尊重和保护，过上人之为人的生活，社会保障的作用不能仅限于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和安全，还要保障服务对象能尊严的活着。人应有的尊严不应受到年龄，性别，名族，社会地位等约束，而社会保障存在的正当性就在于承认每一个人都应该过体面的生活，给予每个个体平等的尊严。社会保障以尊重人的尊严为伦理基准，表明社会保障的存在不仅在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或“维护社会稳定”，而更深的是维护人的尊严。
　　社会保障制度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社会保障制度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总称。[6]既然是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就应当要满足普遍社会成员的必须的基本需求，以保障其在疾病，意外，失业等各种情况下依然可以正常生活。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可以切实服务到社会每一个成员，并维护社会稳定，端正社会风气。当下物质至上而精神匮乏的意识形态已以各种形式危害社会，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大多建立在金钱之上，当物质满足后，对于幸福又是一片茫然。各种由资源分配失衡，收入两极分化等原因造成的仇富、冷漠和功利心理已经逐渐侵蚀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此时，社会保障制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平衡落差的工具，应当以人性为出发点，做到真真切切为人民服务，才能进一步解决社会矛盾增强人民的信心。
　　四、社会保障推动伦理道德的发展
　　伦理道德在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在推动个人伦理道德的发展。仁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扶危济贫、互济互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特征，在法律规范的理性要求下，促使人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保障的机制运作中来。比如我国当前主要是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为主，强调社会成员应当对自己负责，积极交纳社会保障金，作为年老以及万一出现的灾难、风险储备解困资金。这一制度，就是将责任不只分配给政府和社会而更加之于社会成员自己，个人的参与和作用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个人在整个社会保障中有了重要地位，从而不断提醒每个社会成员要为自己负责任。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坚持正义与公平的原则，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民族，或是收入，职位，都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并且，在接受公平权益的同时，也在接受这公平道德的教育，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在无形的促进伦理道德的发展，并且这种影响力远大于慈善，应为慈善只局限在行善者和受帮助人的两者之间，而社会保障确实全民性的，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加入到社会保障的队伍里，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发展。最后，这种在社会制度安排下的道德约束，会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正义共识，在这种共识下，凡有道德感的个体都会出于理性去选择优良的品质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并可以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安全、自尊的活着，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向一个良好健康的方向发展。
　　五、总结
　　社会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清晰的伦理特征，在应对当下切实的社会事件时发挥重要作用，其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又凸现出制度的理性，在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同时又遵循法律法规的约束，使社会保障制度在一条科学规范的道路上发展。在当下大科学，多视角的研究趋势下，对社会保障与伦理学的交叉部分具体分析，从而找出其关联耦合的更高价价值，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充盈，使社会保障对现实社会有更深远更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