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依据作者的亲身体察和理论反思，并借鉴了诸多史学家的中肯见解，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组成的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的涵义，以及如何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文章表明，这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史研究和编撰纲领。
关键词：科学编史学 实证维度 理性维度 直觉维度 与境维度 张力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and observes & theoretical reflections,by using correct views of many historians for refr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cont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four-dimensions space-times” i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four-dimensions space-times” signify substantial evidence’s dimension, rational dimension, intuitive dimension, cotextual dimensi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various dimensions also is expounded.the paper states clearly that this is a new, original, and effect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substantial evidence’s dimension, rational dimension, intuitive dimension, cotextual dimension, tension
我主要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但是，由于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起步的[1]，加之后来“哲人科学家研究”课题[2][的诱导，我一直未失去对科学史的兴趣，曾先后出版了10余部科学思想史或与之相关的专著，主编了《科学发现集》、《哲人科学家丛书》、《科学思想丛书》、《科学巨星丛书》。尤其是对科学编史学理论的关注，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学术生涯。我对库恩[3]、爱因斯坦[4]、马赫[5]、迪昂[6]、皮尔逊[7]、霍耳顿[8]等人的科学编史学思想作过专门的研究，也对萨顿、夸雷(a. koyré)、巴特菲尔德(h. butterfeld)、科林伍德(r. g. colligwood)、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有关思想略知一二。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反思了自己的科学史研究实践和撰写科学思想史论著的体验。在融会贯通二者的基础上，我逐渐形成了“四维空时”及其“张力”的科学编史学进路：把科学的历史放在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的“四维空时”框架内研究、探讨、审视、辨析、理解和编撰，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实证维：确凿的历史资料
确凿的历史资料（实证资料）是包括科学史研究在内的所有史学研究的根基。没有史料，科学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怪迪昂坦言：“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9]难怪费耶阿本德呼吁：“回到史料那里去！”[10]。
实证资料涵盖实物资料和文本资料。对科学史而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上，文本资料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实物资料有各种遗迹、器物、实验物品、仪器设备等等。文本资料除了正式发表的论著外，还应包括内部交流材料、会议记录、实验笔记、草稿、手稿，乃至个人通信、私下谈话等等。（对于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中国学人来说，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和非正式的文本资料有诸多困难。）
在实证维度，仅以文本资料为例，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是收集材料、审读文本、恢复历史。在收集资料时，例如为研究某一科学家而收集资料时，首先要收集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该科学家的种种论著和其他材料。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这是描述和立论的根据；没有它们，研究者很难有发言权。第二手资料也比较重要，不管你赞同还是否定它们，它们都具有开阔视野、另辟蹊径、加深解读、启迪思想、激发灵感的作用。背景资料也不可或缺，其意义我们将在讨论与境维时阐述。
在审读文本时，研究者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原始材料，富有洞察力地审视它们。即使是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即时记载和事后回忆，也不可轻信或全信。因为即时记载会因人而异，事后回忆会有所遗忘、疏漏、歪曲、窜改，而且易于染上当前的色彩。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不同的乃至大相径庭的文本，认真比较，仔细辨析。要像迪昂那样问问自己：
它是可靠的吗？它所署的日期是它被正式递交时签署的，而不是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假如它是片段，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可能是什么？它是公正的吗？作者毫无条件和保留地讲出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导致他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重述的事件之部分吗？作者消息灵通吗？或者相反地，他并非适得其所地彻底解决了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那些事件吗？我们精确地理解了他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向其讲话的那些人来说，他所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转达了他们所具有的涵义吗？（[9]，pp.42-43）
迪昂就文本的可靠性、完备性、公正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和所用语言，一口气提出了11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还要求历史学家像检察官面对证人一样面对文本。迪昂的这些告诫对于我们审读文本极具指导意义。
所谓恢复历史，用库恩的话说，就是“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他在1987年一篇有名的讲演[11]中，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描绘过去（potraying the past）、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他说：
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由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12]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必须像人种学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
人种学方法是人种学家深入实地调查所运用的一种方法，也叫做参与观察法。此外，库恩还推荐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理解（verstehen）。其实，迪昂早在1903年就这样实践了：他广泛搜集、严格审读史料，力戒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过去，着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的是正确地鉴别事实在其所在时代具有的真实意义。巴特菲尔德的下述主张，也许是迪昂意图的自然延伸和库恩纲领的绝妙概括：
历史记录坚持，我们必须从内部观察人物，像演员感受角色一样感受他们，反复思其所思；要扮演行为者，而不是观察者，否则便不可能正确地讲述历史故事。[13]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历史无疑比科学缺少客观性。”[14]因此，人的理性和主观性不可避免地要较多地介入科学编史学。要知道，历史并不是杂多史料的混乱堆积，而且也不能仅在简陋的框架内摆放史料——尽管它们有时也是有用的历史言说方式。退一步讲，即便是档案史和编年史，也有史料的选择和取舍、整体架构的设定等问题，这无疑渗透了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更何况，
历史不是腐朽的或干瘪的僵尸，也不是供人把玩的老古董。它要出智慧，它要有灵气。要知道，理性潜入编史学，历史便迸发出智慧和魅力；直觉融进编史学，历史便充盈着灵气与活力。科学编史学中的理性维和直觉维于是应运而生。
理性维：合理的逻辑重组
理性维要求对史料进行合理的逻辑重组。我们这里所谓的“逻辑”，不仅仅具有逻辑学中的意义，而且也含有合理性和某种弱化的规律性的意义。因此，逻辑重组即理性重组同样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要对史料认真地作逻辑分析，尽可能厘清各种事件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最大限度地作到逻辑、思维、历史三者的统一；其二是要有理性的分析综合能力和思想的穿透力，透过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理性”和“思想”，从而达到史料与理论比翼齐飞、学术共思想圆融一色的境界，以彰显历史的智慧和魅力——历史的教训可以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历史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明察现在和展望未来。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在立足史料、尊重史实的基点上完成的。
大凡卓有成就的科学史家，都十分重视理性在科学编史学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马赫的科学史研究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启迪思想，发现问题。因此，他的科学编史学不是档案史和编年史，而是思想发展史。在科学思想史中，要求充满理性和思想，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或不言而喻的。即使在一般的科学史中，理性的介入也是很有必要的。正如甫斯特尔着力强调的，历史科学不仅仅在于文献，而在于阅读它们的理智，要防止历史叙述退化为纯粹的传奇和逸事[15]。科林伍德也言之凿凿：
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16]
皮尔逊甚至把历史学分为两种类型——形式的历史和理性的历史。他以种族史为例加以说明：形式的史学家必须由语言、由传统、由“考古学发现”、并最终由遗迹和文献，来构造对给定种族来说是特别的成长形式。只有当这个十分必要的形式的历史以其广阔的纲要被建立起来时，理性的史学家才能进入该领域，并指出产生每一个特定阶段的物理的和生物的原因。在皮尔逊看来，形式的历史近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说已经有了它的开普勒和哥白尼，但是必须使之理性化，必须出现牛顿和达尔文，以详尽阐明与已知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完全和谐的历史成长的公理。他渴望能出现“未来的达尔文”，从而达到“历史理性化”的蓝图。[17]也许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著名格言可谓一语中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8]
理性介入科学编史学主要通过这样几条途径：历史信念、预想观念、编史框架、方法采用、史料取舍、说明诠释。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一）历史信念：诸如客观性、合理性、公正性等等，它在历史中与科学信念在科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虽然较少客观性，但是，我们仍然把力图恢复历史的“本真”（就历史现象或事件而言）和“本心”（就历史底蕴或意义而言）作为追求的鹄的。合理性既体现在理性介入的初衷和过程中，也体现在逻辑重组的结果和归宿中。公正性是历史的操守和贞洁，它与国家主义和辉格主义的历史观格格不入。诚如历史学家甫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迪昂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他任校长)所说：
历史总是具有比较和解的方式，它依然是一门纯洁的、绝对无私的科学。我们应该希望看到它在那些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积怨或复仇要求的平静区域里高扬。我们要求它十足的公正的魅力，公正是历史的贞洁。……我们热爱的历史是如此沉静、如此简朴、如此崇高的学问。……历史不知道党派，也不知道种族仇恨。它只寻求真，它只称颂美，而厌恶战争和贪婪。它不服务于事业，它没有祖国。它不教侵略，它不需要复仇。（[9]，p.48）
（二）预想观念：它相当于科学中的预设或假定。迪昂说过，在所有历史研究的开端，正像在所有实验研究的开端一样，“预想观念是必要的”，它常常启示历史学家做出一些幸运的发现。一旦心目中有了预想观念，就必须把它与文献比较。倘若我们的初始假定被否定，我们就必须考虑所有已知文本另作假定。如此反复不已，历史的真理将会逐渐变得明朗、变得清晰起来。（[9]，pp.42-43）
（三）编史框架：它既是历史研究的框架，也是历史著述的框架；—句话，是对科学史进行逻辑和理性重组的理论框架。拉卡托斯列举了四种“发现逻辑”或“科学方法论”——归纳主义、约定论、方法论的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它们起着“科学诚实性法典”和“编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的作用。因此，“科学史是由一些某种规范的方式经过选取并加以解释的事件组成的历史。”([18]，pp.142-167)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现成的框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课题或语境建构新的框架。
（四）方法采用：它在科学史的理性重构中起重要作用。采用的方法不同，所选择的史料和所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也会有差异。科学史研究方法既能够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19]中借鉴，也有或应该有它自己的独特方法，而且还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创造新方法——因为一切学术探索也是方法的探索。例如，皮尔逊表示，准确的初始条件对于答案的发现必不可少，要用分析和综合法进行理性历史的研究，类比法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功效，他特别强调“化石”（如原始语言中保留的丰富的远古信息）法的神奇作用。[7]迪昂认为，演绎法不能用于历史。其原因在于，人及其问题太复杂、太困难了，以致不能用任何定义约束，由于他在太众多、太精细、太混乱的媒介中运动时无法测量；另一个理由在于，历史不受严格的决定论的支配，结论不能必然地从资料中推出。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p.45）
（五）史料取舍：近现代的科学史料往往浩如烟海，研究者不可能将其原封不动地统统塞入史学著作中。面对一大堆史料，他不得不根据他的历史信念、预想观念以及与所论问题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等等，作出取舍或增删。于是，合理性的价值判断与轻重权衡便须臾不可或缺。劳丹说得好：
问题不仅是哲学假定已经影响了历史著作，而是它们必须这样，因为历史（与科学一样）是毫无中性资料可言的，并且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对科学中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先已具有的哲学概念的影响。[20]
（六）说明诠释：说明在这里意指对历史事实作出因果说明，诠释意谓基于史料、参照与境对历史事件提供解释，也就是追寻共时事件或历时事件的相关关系。历史有无规律？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怎样，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也许有迪昂所谓的“伟大观念”“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15]，pp.377-378）——它通过各种历史事实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透露出来。不用说，这里的因果关系决不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和一义的因果律，更没有什么决定论。历史中因果关系是鲜见的，是错综复杂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因果互动、作用微弱而间接。在历史领域，人们发现的绝大多数关系是相关关系。为此，就需要诠释，历史的目标是诠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史学家的共识。萨顿正是这样看的：
科学史……并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映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所取代。历史学家不应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而应在科学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21]
库恩对此也有敏锐的见解：“历史是一种诠释性的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而它不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22]他认为，历史学家想要详细说明某一组定律和理论的发展，就会面临两个任务：第一，他必须发现并说明，这些往往十分奇特而且难以置信的旧原理怎么可能为理智的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持久的科学实践传统的基础；第二，历史学家还必须力求理解信念状况是怎样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这一组信念之所以被另一组所取代、研究前沿也随之转移的原因何在。[23]不仅如此，要使历史常新不衰，各个时代的人应该有、而且必须有不同的诠释，从而不断地揭示出历史的当代意义——难怪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拉卡托斯断言：“不带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8]，p.166）不管拉卡托斯所言是言过其实，还是有某种道理，我们的明智抉择无疑应该是：
必须在历史的客观性和个人的主观涉入之间，在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知道，作为主体间可检验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人类的理性和个人的品味（taste）的涉入，而作为对特殊完形关注的独特性也不排除对某种弱化了的规律性模式的承认。问题在于，要谨防过分地偏执于某一极端。我们既摈弃“剪刀加糨糊”的编史学——杂乱堆积未加选择和鉴别的资料，也反对“鸽子笼的历史学”——或凭空臆想构造洋洋自得的概念框架，或故弄玄虚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前一种编史学是怕费气力的偷懒，后一种编史学是自命不凡的装蒜。二者都是皮尔逊[24]所谓的“市场人”（man of the market-place）的自欺欺人的作俑，“研究人”（man of the study）对此类行为是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的。
怎样才能在实证维和理性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呢？首先，我们决不能用伪造、虚构、篡改、歪曲的材料作为基石和涂料重构历史，这是对研究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其次，把“历史作为对历史的理性重建的检验”（[18]，p.167）。这个命题虽说与“观察渗透理论，理论基于观察”一样，在逻辑上带有恶性循环的意味，但是在实践中一般而言还是能够较好地把握。再次，“合理性必须是实际事件的合理性，而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一些虚构事情的合理性。”“必须使自己严格忠实于历史——至少在处理实际情况和实际信念时是如此。”（[20]，pp.180-181）最后，实有必要指出，合理性本身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该概念也是不断发展的，要注意使它与时俱进，灵活地加以领悟和运用。除此而外，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公正的历史研究和保持张力平衡的一个先决条件。迪昂尤其看重这一点：
在每一个科学领域，可是特别在历史领域，追求真理不仅仅需要理智能力，而且也要求道德品质、正直、诚实、摆脱一切偏好和激情。（[9]，p.43）
拉卡托斯曾经说过一句玩笑话：“科学史往往是其理性重建的漫画；理性重建往往是实际历史的漫画；一些科学史既是现实史也是它的理性重建的漫画。”（[18]，p.190）在这里，我们不想对拉卡托斯的看法妄加评论。我们只想强调，研究者应该审时度势，恰如其分地调整实证维和理性维之间的张力，尽可能地使上述漫画变成速写画、素描画、工笔画。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作到这一切，至多也只是形似，往往难以企及神似。要达到惟妙惟肖的神似，即发掘出历史事件的深沉底蕴或历史人物的精神气质，就需要科学编史学的另一个维度——直觉维于是召之即来。
直觉维：敏锐的内心洞察
在这个维度，直觉维成为科学编史学的眼力，扮演透视的角色。“直觉”一词与帕斯卡的“内心”（coeur）、迪昂的“卓识”（bon sense，good sense）[25]和波兰尼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有某种相通之处，是一种非逻辑的、乃至非理性的捕捉观念和洞察真理的蹊径，常常具有单刀直入、突如其来的特点。在这里，我们赋予“内心”两种含义：其一是研究者以自己的内心洞察历史，其二是研究者洞察历史人物的内心和历史事件的“内心”。于是，心理分析和心理传记方法顺理成章地找到用武之地。
关于直觉在科学编史学中的作用，巴勒克拉夫有精辟的见解。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不变性和永恒的反复，是为了发现一般原则，而历史学所关心的却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一个是研究普遍规律，另一个是研究个别事实，这个根本差别决定了要求不同的研究方法。他进而指出：
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不适用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曾经活着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的独特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可能捕捉。[26]
其实，对科学史有精湛研究或有独到理解的哲人科学家，早已把直觉引入史学实践中。例如，马赫的科学编史学就是实证资料和直觉洞察的完美结合。马赫在尊重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擅长于对已故科学家的心灵探幽入微。爱因斯坦在评论马赫的这一高超技艺时说：“他以深切的感情注意各门科学的成长，追踪这些领域起开创作用的研究工作者，一直到他们的内心深处。”（[14]，p.84）迪昂懂得许多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他拥有的史料无与伦比且具有考据的喜好，但他也极力表明，历史工作不能缺少敏感精神或曰直觉精神——健全的洞察力。
对于科学编史学的直觉维度，爱因斯坦的见解别具一格（[14]，pp.619-628,489-494）。他表明：
有一种内部的或者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使用直觉是比较危险的，但在所有各种历史工作中却都是必须的，尤其是要描述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物的思想过程时更是如此。直觉的历史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尽管它充满危险。
关于在科学编史学中不得不借助直觉的原因，爱因斯坦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要用文献证明科学家怎样作出发现的任何想法，最糟糕的就是发明者自己。许多人问他，他是怎样想出这个，又是怎样想出那个的。他总是觉得，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起源，他自己非常缺乏原始资料。爱因斯坦认为，在这方面，科学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历史感”。科学家的任何事后回忆都易于染上当前的色彩，因而常常带有不可靠的观点。因为科学家在回顾中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有系统的发展，然而他们的实际经验却是在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中发生的。尤其是对已故之人的思想发展的再现，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他相信，历史学家对于科学家的思想过程大概会比科学家自己有更透彻的了解。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编史学确实需要另一个崭新的视角或维度——直觉的洞察力——加以补充。在这里，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
直觉的历史或科学编史学的直觉维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值得探险的新天地（请随时留心：此处充满危险！必须使直觉维与实证维和理性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直觉维度，研究者可以立足于现有的文献，充分发挥他的内心的洞察力，去进行“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用精神之眼透视和洞见科学家的内心：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是怎样思索他们的问题的，他们怎样同他们的问题苦斗，他们如何面对挫折和失败，他们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又是如何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在完成这些心灵叩问和心理侦探之后，栩栩如生的科学发现过程便和盘托出，活灵活现的科学家及其内心世界便呼之欲出，一幅神似而不仅仅形似的科学历史画卷便历历在目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爱因斯坦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4]，p.298）科学创造中的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科学编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和心理传记进路弥足珍贵。不过，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且不甚确定的进路，非训练有素者切莫轻易信马由缰。
与境维：广阔的空时背景
研究科学史，除了上述三个维度外，还要添加一个与境维。也就是说，必须弄清所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广阔的空时背景，以便对论题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从而厘清所论者的“来龙”和“去脉”、“承前”与“启后”，准确地理解它在当时当地的状况和它的当代意义，从而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的脉搏。以广阔的空时与境为背景的科学编史学，会使科学的历史更丰满、更逼真、更鲜活。
一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早就留意到这一点。例如，孔德非常明确地提出：像实证哲学这样一部综合著作，如果不紧紧依靠科学史是不可能完成的；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科学的进化；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科学的历史。（[20]，pp.27-28）萨顿着力表白：
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21]，pp.29-30）
库恩也深有体会地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的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22]，p.10）
何为所论者，何为与境或背景，这只有相对的意义。研究整个科学史，应以更大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为背景；研究科学内史（科学智力史）和外史（科学社会史），二者可以互为背景；研究学科史，应以其他学科史为背景；研究一个学科中的事件和人物，应以该学科史为背景。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应尽可能地使后者均以所有前者为背景，并在空时上予以扩展和延伸。例如，欲研究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的工作和思想，就必须弄清他所处时代的物理学乃至全部科学的现状，而且还应该上溯和下行，熟悉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物理学乃至全部科学的状况。不仅应该了解德国的科学，而且应该了解欧洲乃至整个科学世界。同时，还要把西方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作为背景或与境，尤其要追寻与他有关的同代人、古人和后人的工作和思想。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够发掘出爱因斯坦的新灵感和新观念的渊源，理解它们的独创性和意义，而且也能够辨明他的理论和思想被接受的过程和对后世的影响，从而完整地描绘出他的科学发现的经过和心路历程，揭示出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深邃意义，窥见他本人的精神气质。由此可见，科学编史学的第四维即与境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提出的科学编史学的与境维，是与所谓的“与境主义”、或“文脉主义”、或“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编史学纲领一致的或相通的。有人以哲学史个案为例，对与境主义进路作了如下概括（它当然也适用于科学史）：
与境主义的科学哲学史家在分析特定人物的观点时，至少可以使用四种透视：（1）他或她被卷入的哲学背景和争论；（2）哲学考虑起初被涉及的科学争论和这些考虑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语境中的诠释；（3）这些哲学考虑在新科学背景和新哲学背景中的涵义，包括它们变得有影响的路线；（4）这些哲学考虑在后来文献中的涵义。[27]
最后的余论
霍耳顿[28]曾把科学概念的内容类比为一个三维空间——经验维、分析维和基旨（theme，thema）维，后者包括信念、直觉、预想这类历史、社会、心理因素等等。他在1985年4月来华访问时作了“理解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的学术讲演，提出组成科学史事件的9个成分，也就是科学史案例研究的9个指导性原则。它们是：（1）我们必须建立所选时期公众掌握科学知识的状况和对课题无知的状况的资料目录。（2）我们需要建立到那时为止概念的发展，即公众（“掌握”）科学知识的时间轨迹，并且如有可能就超过所选时间t。（3）我们必须研究“私人的”科学知识状态，其中包括时间t发生的事件e。（4）如同我们对公众科学所作的那样，我们必须建立所研究的个人的科学活动的时间轨迹。（5）追踪所研究的科学家的心理传记（非科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不确定的领域。（6）研究社会学环境。（7）探讨科学以外的文化发展以及影响科学家工作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事件。（8）在某些案例中所研究的工作，可以通过认识论假定和逻辑结构的分析得到很好的阐明，一个科学家的哲学世界观确实如同他对本行业的数学工具的理解一样重要。（9）最后应该作基旨分析，即洞察一个科学家采纳的常常未被明确承认的假定，或深深隐藏着的基旨，而这些既不是数据资料，也不是流行理论强迫要采纳的。霍耳顿列举的这些原则是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完全可以把它们纳入我们的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作为我们的框架内的组分和内容。
我们以上所论的四个维度，在科学编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并列的和对等的，而且随着研究课题的不同还有所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在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中，实证维是坚实的根基，它展现科学史的“本我”（id）；理性维是“思想的芦苇”，它揭示科学史的“超我”（superego）；直觉维是内心的透视，它洞见科学史的“自我”（ego）；与境维是必要的烘染，它除了作为“绿叶”对“三朵红花”起陪衬作用外，还能拓展科学史的铺陈，加深对科学史的“本心”的领悟和脉搏的把握。在“四维空时”中重构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在各个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29]。例如，史料不用说极其重要，但是史学论著又不能停留在材料的堆砌上，必须给其注入另外三个维度的因子。不过，理性决不能妄加僭越，凌驾于实证资料之上而天马行空，建构空中楼阁式的历史或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以自欺欺人。直觉在事前不应无视史料的提示，在事后不能抛开理性的审查。直觉应该弥补理性之不足，理性必须警惕直觉的危险。与境维确实能锦上添花，然而要防止它喧宾夺主乃至反客为主。
在研究实践中，只要我们在由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和与境维构成的“四维空时”中纵横捭阖，又善于随机应变，恰倒好处地调节和平衡各维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就会游刃有余，准确地理解科学史，明睿地洞见历史精神，写出满意的科学编史学著作来。当然，也不可期望值过高，更不应抱太多的奢望。诚如我在 18年前所写的：“说实在的，要在‘四维空时’中完整地再现科学家思维和科学发现经过的‘世界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科学史研究者必须跨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事实’和为把握事实而必须形成的智力结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鸿沟。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答案往往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途径得到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不是正确图象的必然性，而是正确图象的较好的或然性。”（[4]，p.251）
[参 考 文 献]
[1] 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由于在作硕士论文时收集的资料很多，我在此基础上很快撰写了《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年第1版。该书在几年内至少重印6次，发行10余万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先后出版了10部著作和9部译著。其中最重要的专著是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彭加勒》（1994）、《马赫》（1995）、《迪昂》（1996）、《爱因斯坦》（1998）、《皮尔逊》（1998）。
[3] 李醒民：“评库恩的科学史观”，《大自然探索》（成都），第10卷（1991），第2期，第119-125页。
[4] 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1994年7月第1版,第248-251页；1997年7月第2次印刷，第247-250页。
[5] 参见李醒民：《马赫》，第25-34页。
[6] 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9卷（1997），第2期，第38-47页。也可参见《迪昂》第407-450页。
[7] 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我曾为《皮尔逊》写过“（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观念”一节，后因篇幅关系删去，现待发表。
[8] 李醒民等主编：《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科学发现个例分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88年第1版，第16-19页。该书于1998年以《科学发现集》为书名再版并多次印刷，参见第17-20页。
[9] p. duhem, german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j. ly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la salle illinois,u.s.a.,1991,p.41.
[10] 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武汉），1982年第1版，第228页
[11] t.s. kuhn,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amorial lectures,1987.type-script.
[12] 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是指尚未被经验证实的假设，但却可以作为真实的东西而相信。与此词相近的一个词是真理主张（truth claims）。
[13] l.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3年第1版,第241页。
[14]《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第1版，第622页。
[15] s. l. jaki, uneasy genius: 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matinus nijhoff publishing, dordrecht, 1985, p.376.
[16] g.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1版，第ix页。
[17] k.pearson, 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dam and charles black, new york,1901,pp.380,414.
[18]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欧阳绛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第1版，第141页。
[19] 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
[20] l.劳丹：《进步极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4页。
[21]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第1版，第18页。
[22]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1981年第1版，第14-15页。
[23] t. s. 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纪树立译，《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10卷（1988），第5期，第16-25页。
[24] 李醒民：“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22卷（2000），第1期，第21-28页。
[25] 参见李醒民：《迪昂》，第147-154，248-267页。
[26] 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页
[27] r. m. brian, maiocchi on duhem, howard on duhem and einstein: historiographical comments, synthese, 83(1990),pp.401-408.
[28] g.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许良英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0年第1版，第1-16页，序。
[29]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英文摘要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opposing extrems: a highly effetive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刊于第ⅷ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摘要集，moscow, 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