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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壳机动队》的科技反思与未来哲学

《攻壳机动队》的科技反思与未来哲学

 有一个未解之谜困扰了人类很长时间,即假设我们是被放在科学培养器皿中的大脑,连接着无数的管线,它们负责把能够以假乱真的模拟神经元电信号输入其中,进而产生我们所感知思考到的一切,构成我们的所有经验,而当论文联盟http://事者的自己却茫然无知,依然自信地遵循着既定地信念生活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发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实和虚假又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无知和虚假、进入“真实”的世界。以上的问题就是1997年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尝试探讨和解决的,它深刻影响了很多后续作品,包括大名鼎鼎的《黑客帝国》。然而这些后继者都无法超越《攻壳机动队》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广度与深度。
  一、《攻壳机动队》核心问题的理论前提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科幻作品都深深地扎根于作品诞生时的社会环境。如赫胥黎写于1932年的作品《美妙的新世界》立足于当时最尖端的心理学成果如发展心理学中的睡眠教育与条件反射教育,还有人工生殖与胚胎控制。乔治奥威尔的《1984》则直指苏联式共产主义社会集权主义情况下所犯的形式大于内容的错误。
  《攻壳机动队》也是一部立足于科学技术前沿的作品。开篇问题的提出以20世纪后半叶人类认知神经科学对大脑了解的深入,以及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兴起为背景。
  认知神经科学指出,人类大脑由难以计数的神经元组成,它们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彼此之间依靠电化学反应进行信息传递。我们复杂的感情、精密的逻辑思维、离奇的想象以及所有的感觉记忆都由这一个个简单的神经元细胞建构而成。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交换虽然具有电传导与化学传导两种性质,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电传导,因为它是直接接触和离开某一神经元细胞核的介质,而神经元细胞本身视接收的电信号强度处于“开”(向下一神经元发送电信号)或“合”(不进行信号传递)两种状态之一。
  基于以上发现,敏锐的计算机学家会惊讶于电子计算机运行方式的相似性。因为采用二进制以及电传导的计算机在这两点上可以说是大脑的模板。人脑与电脑的相异之处,依大部分科学家公认,主要在于连接方式与随之而来的处理方式的迥异上。相比于串行处理因而脆弱而缓慢的电子计算机,人类的大脑采用更为灵活的并行处理,每个神经元可以视作一个分散的处理单元,它们通过令人费解的结构方式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并进而形成人类“统觉”意识以及时常会让人惊讶的“潜意识”。
  电影《攻壳机动队》中一项重要的虚拟技术就是人脑半电子化手术,它因为以上两点理论基础而具有了未来的理论可行性。事实上,生物的电子化与机器的生物化正是现代众多认知神经科学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者努力的方向,许多狂热的学者甚至喊出了“强ai”要高级于人类的口号,其中广为人知的一句由《连线》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所说:“人类是猿猴的后代,人类是机器的祖先”。以上所有无不体现着技术时代的迷狂思想。
  仅根据电传导以及二进制就将人脑与未来电脑划等号无疑具有一定武断性,它犯了类似于休谟在批判上帝存在设计论证明时,指出的以人工物的目的性推断出自然物的目的性这一跳跃的错误。再者,当代人工智能研究本身也要返回自然系统,并且与混沌学、生态学等结合才能开辟出新的天地则不能不说是对技术时代“自上而下”研究方式的讽刺。
  电影《攻壳机动队》便是企图在根本上为科学主义浪潮中摇摇欲坠的人本主义立场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然而在建构之前,影片必须揭示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
  二 、《攻壳机动队》的人格同一性解构
  作为同样困扰了思想家们数千年的难题,人格同一性问题总会在讨论中越发显得扑朔迷离,因而越发动摇人的主体地位。历史上有名的“特修斯之舟”问题可以很好的描述人格同一性所包含的核心矛盾,它可以简要概述为:假设某艘船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年久老化,或遇上风浪暗礁损坏而需要不断替换船上的元件,那么当那艘船第一次起航之时的所有元件都被崭新的元件替换掉时,它还是原来那艘船吗?进而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扩展为:如何判断特定时空中的个体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依据是人格特征、肉体亦或是“灵魂”?然而以上三点均无法说通。
  在以人格特征为依托的情况下,假如某位乡下的孩子具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切的人格特征,那么我们会认为他就是亚里士多德吗?答案很难是肯定的。以肉体为依托的情况下,因为肉体产生人格最重要的部分是大脑,但是大脑众所周知是可以左右分开而独立存活的,那么假设将a的左脑移植到躯体b,而将a的右脑移植到躯体c中,那么b与c连同a的躯体哪个才是a,或者全都是a?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在此我们只能说a已经消失了,而两个新的个体产生了。至于以灵魂为依托的情况则首先涉及到灵魂存在与否的证明这一超验的主题,因而并不适于用语言进行讨论,假如灵魂真的存在,依洛克而言,我们的灵魂也存在着寿命只有短短1秒的可能性,而这时就需要上帝不断植入新的灵魂,如此我们在一分钟内就死了六十次——这在任何人看来大概都是不可接受的。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会发现从第三人称视角用来论证人格同一性的方法都会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格同一性问题,从最初的意义即第一人称视角来说,来自于人类的内感觉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是记忆的“虚幻”性与当下意识的瞬时性,后者经常被人形容为“无限趋近于零时长的一刹那”,而前者便是电影用来解构人格同一性的途径。
  上一节我们说到《攻壳机动队》虚构了人脑电子化技术,继而便引出了新形式的犯罪,而叙事的主线便围绕着专门应对新型犯罪的公安九课与黑客“傀儡师”的周旋展开。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有一名被害者格外引人注目,大脑半电子化的他被轻易地修改了记忆,不知不觉中按照“傀儡师”的设定行动,最终被公安九课拘捕。在审问中,他自身记忆的虚假性被一步步揭露出来,从意念中结婚育有一女到现实中住脏乱的单身公寓,直到他拿出那张自己“心爱”的女儿的照片时,观众发现那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影像。当时影片阴暗泛青的影调,配合照片中的人物被俯角拍摄、目光呆滞的模样,囿于自己心灵错误意念中个体的可悲意味无需言语便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进而,观众便会感到不由自主的寒意,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自己是否会或者已经成为下一个“可悲”被害者。
  幕后黑手“傀儡师”在影片前半部分象征着漂浮于电子网络中的无形力量,它操纵着脆弱而无知的个体朝向自以为正确的方向行动,对方毫无察觉能力更无法还手。在此,它的作用无异于一剂催化药,将未来高技术环境下的自我同一认证毫不留情地消融殆尽。
  前半部分的追捕中还有一段具有同样旨趣的表现,另一位被傀儡师控制的个体在无垠的水面上和公安九课的草薙素子肉搏,因为后者使用了“光学迷彩”隐形,所以看起来就像罪犯自己在和无处不在的虚空打斗一样,结果只能是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对他来说,此时正在对抗的仿佛不是草薙素子,也不是某个阴谋家,而是自身被植入的错误的心智,同那个怀有虚构女儿的信念的个体一样。如果说这里的表现是“动”的话,那么后者的表现就是“静”。两线交叉在电影的前半部,全面细致地展示了电子化时代人类自身信念的虚幻性以及新一轮的、更加具体可感的人格同一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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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壳机动队》的中文屋情结以及异化恐惧
  《攻壳机动队》电影画面中总是会不时闪现出中文,从街角的招牌到高楼上的霓虹灯,作为一部从未在中国正式上映而风靡欧美以及日本的作品,此举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营造疏离感和陌生感。
  美国论文联盟http://哲学家约翰塞尔在批驳从图灵肇始的计算机“类人理论”时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中文屋”论证,针对图灵的“被分别关在两个屋子中的人类和计算机,依靠打字机与外界交流,如果能够让外来的提问者无法辨别两屋中何者是人类,那么就可以判定计算机达到了人类的智能水平,与人类一般无异”,塞尔反驳道“假设计算机只会英文,而提问者要考察其中文水平,这时计算机利用手边的英文符号与中文符号的一一对应词典来回答问题,这可以说明计算机会中文吗?”塞尔的反驳虽然并未真正触及到图灵测验的核心,却深刻地表现出对计算机纯形式思维而非语义思维的否定与隐忧,他想要捍卫的是“意义”本身,为了防止它被席卷而来的数字大潮吞没而变成空洞的符号。
  电影中,我们却看到无数对于外国观影者来说无法辨识的文字指充斥着四面八方,身处其中的人们仿佛能够感受到环境本身在以人类自身无法理解的形式交流着、发展着,那已经不是人类生物机体所能够适应的、失控了的世界,在恐惧或者狂热这两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人类本身也在电影里走上了机械化,即主体“异化”的道路。
  影片的主角草薙素子便是异化后的人类的核心代表,她是“全身义体人”,即被完全机械电子化的存在。她的身体由人类通过工业化流程制造而来,除了名为“灵魂代码”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什么能代表她的个性化特征。
  影片中,有一组对比镜头很好地揭示出人类被异化以及同质化的矛盾,在船上的草薙素子、透过玻璃看到的二楼桌旁具有几乎一样长相的另一个个体以及服装店的假人模特。这组镜头以草薙素子作为主体,进行了两次对比,简明而意味深远地指出了未来异化的两种方向——与他人的同质化和与无生命物的同质化。前者连接着人格同一性危机而来,象征着个体性与差异性的泯灭;后者则在更彻底的意义上消泯了生命与无生命、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
  四、《攻壳机动队》的生命解构
  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个具有人类“灵魂代码”的机器人被发现,经过调查,公安九课惊讶的发现它完全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并没有活体人类的“灵魂”注入。它就是“傀儡师”,被政府机构设下陷阱逼入了机器人义体内。在之后的言语交锋中,“傀儡师”宣称自己是网络中诞生的“生命”,并要求政治庇护。被以“荒谬”之名拒绝后,它开始阐述自己对于“生命体”的看法。
  它的观点与众多当代生物学家的立场极为相似,即以基因来说明生命的本质。不同个体的基因区别仅在于氢键排列组合上的差异,所以是完全可以被“数码化”的,人们把adcg四个字母代表的不同成分的四种固定搭配当作生命的“密码”,在计算机中进行操作与“解码”,仿佛创生个体的“神”一般。之后,更出现了如后达尔文主义者道金斯以信息大爆炸来阐释生命繁衍的观点。这在更广阔的视野看来无疑犯了过分简单化与形式化的错误,但是高效化与单纯化正是科学主义的基本立场——明明能用文字甚至字母来代替实物,为何要费力地描绘对象的全部特征呢?在高度发达的科学环境中诞生的“傀儡师”自然也是这种信念的守卫者与传承者,而处在同样环境中的听众们也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在《攻壳机动队》中,假如人类本身真的能够被完全义体化,那么工业信息系统本身会诞生出类人的“生命”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以说,对于生命的解构以及人类与无生命物的“同化”都是我们自己造就的,这是在科学主义的道路上狂飙突进的人类所潜在地默认并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关于“傀儡师”诞生于网络中这一设定也在理论上颇有渊源。它起源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人工智能自上而下研究方式的困境以及人脑意识之谜的悬而未决。人工智能自下而上研究与对类似于人脑这般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的研究开始合流,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结构方式,科学家们倾向于相信,只要不同元素的结构足够复杂、连接方式足够巧妙,意识或者“生命”就会“涌现”出来。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发现人类通信网络,特别是因特网本身是符合诞生“生命”的条件的。因特网通过电信号将处在世界各地不同终端前的个体连接起来,其形式酷似大脑神经网络系统,我们若把每个个体比作神经元,那么所谓“地球脑”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情况下,集体思维被置于“整体”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每个人都只是作为“部分”起作用。这个理论单独看来显得有些天方夜谭,但随着对蜂群等自然物行为模式以及基于控制论的人工生命研究的深入,人们将自身看作一个更大系统的反馈环节,并设想集体意识出现的理论便获得了越来越多地间接信息支持。而这信念在电影中便被具体化地表现了出来。
  五、《攻壳机动队》的主体出路与精神化真实
  本文最开始的问题在根本上涉及到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后者质疑我们凭什么确信自己之外物质的实存与唯一性,作为科学物质大厦的基础元素夸克作为无法观察到的对象而被假定存在,超弦理论更是假设物质在最微观的层面上是震动的能量弧,那么名为唯物主义的庞大体系岂不相当于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在纵贯人类历史难分高下的争辩中,当代哲学科学家倾向于相信“模型实在论”,其中最有名的是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以模型有效性的程度来判定人类信念体系的取舍,而对不同解释模型本身赋予同等的实在性。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例科学实用主义主义方法的典型。
  若想真正彻底澄清问题,人们很难不回归到笛卡尔式的沉思,特别是在一个被科学解构了一切的世界里,这样的思索便更加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它代表着一种在铺天盖地的不确定与虚无中寻找那难以质疑立足点的真诚的尝试。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精辟的概述了他第一哲学沉思的结论,即思考者主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确定性。后来,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了康德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费希特更是从自我出发推演出了全部知识的基础,并引入辩证法,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于对绝对自我的意识,它代表着一种自我克服非我并最终回归自由与绝对的过程。后来谢林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无不把辩证发展与向绝对精神的追求或回归视为历史的主轴。
  上述理论在《攻壳机动队》中得到了极为大胆和形象化地表现。“傀儡师”作为有意识的个体,毫无疑问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它的能动性是被高度抽象和简化了的,它要“进化”。这一设定代表着每个自组织生命个体最纯粹的意志,它并不单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演变,而是在更抽象的意义上象征没有欲望的干扰、只作为一个永恒的能动性朝向绝对的彼岸。而“傀儡师”进化的方式则是与草薙素子这位被彻底数码化改造了的人类进行融合,这样,事实上素子的个体灵魂将会融入自组织化网络所形成的集体中,并最终脱离了形式的躯体而化为纯粹“精神”的存在——这便是《攻壳机动队》给出的人类未来出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两个重要哲学主题“死”与“生”被辩证地结合在了一起,本应水火不容的两者具有了逻辑上的关联性,融合后的素子与“傀儡师”作为原本的个体无疑都“死”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具有两者优越性的新个体则作为“合题”诞生了。
  《攻壳机动队》的导演押井守信奉着柏拉图肇始的哲学传统,即追求思想的纯净性。人类的不幸与罪恶在该观点看来都是由于无节制的欲望与肉体的不完善造成的。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深刻表现这一观点的设定,“傀儡师”的为非作歹其实源于人类的政治黑幕,而人类狡计与权谋的背后都有着动物性贪婪的本质。这“劣根性”使得我们无限度地追求发展的速度,追求生活的舒适便利,追求个体私欲,妄图成为支配自然甚至于支配生命自身的“神”,却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迷失了,成为受制于技术和物质本身的“奴隶”。人类引以为傲的科学技术本身成长为一头失控了的怪物,成为了葬送人性的坟墓。
  《攻壳机动队》提供的出路冷静看来只是一个象征和美好的理想,它想要用精神的取代肉体的、用集体化取代个体私利,从而指出解决当代危机、将人们引向天国般圣洁世界的道路。但不少解读者却误以为导演在宣扬一种人类彻底数码化,网络化的主张。为了反驳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影片中托古萨这个人物。他是公安九课唯一保留着人类躯体的成员,使用老式的左轮手枪。他也是公安九课中最为聪明机敏、不可或缺的智囊——发现公安六课的阴谋并在其后的混乱中冷静地发射追踪装置到逃逸车辆——片中显示个体智慧的两个桥段都由他担当主要人物。此一设定不能不说是导演对电子脑化人类的否定,因为这旨在增强人类智能的行为却依然无法使受改造者超越生物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智慧与机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批评康德哲学中“物自体”概念的不可确证性和不彻底性时提出过自己关于唯物与唯心的看法,他把两者看作是未成熟心智与健全心智的产物,前者是被动懒惰的,只有后者才是自由能动。影片的结尾处,同“傀儡师”融合后的草薙素子引用了《圣经》旧约哥林多前书的原话:“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它无疑是在隐喻主体心智的这种成长,已“进化”为精神形态的素子相对于世间徘徊于肉体与机械的众生便是成人与孩童之别,因为她摆脱了躯体与现象的烦累,才能飞升至更接近绝对真实的所在,而真实本身并不是别的,正是朝向那永恒彼岸无尽的精神旅程。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篇处的问题。诚然,思想实验中万能的机器能够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声像迷惑我们的视听,能够用精心编造的事态牵引我们的情绪,甚至能够操纵我们的记忆,但是有一点是它无论如何也抹消不掉的——“我”作为思维主体的存在。孔子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通过一个个疑问、一次次地柏拉图式转向来到“洞穴”外面,一点点地接近真理之光,这便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意义所在,也是永不会被现象所搅扰的每个意识个体的终极真实。
  《攻壳机动队》借着科学幻想的翅膀将主角草薙素子送上了这条精神之途。电影终了,银幕前的人们则依旧茫然,幻想归幻想、现实中的荒漠依旧广袤凶悍。然而当我们面对着开篇的问题,在世界汪洋的尽头搜寻未果而归时,仔细想来才发现,问题的答案岂不就是问题本身。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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