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观点之所以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支柱”意义，原因就在于社会现实本身就是总体性的存在，而历史科学就是这种关于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科学。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是通过内与外、整体与部分等关论文联盟http://系范畴生发出来的，“它们是一个绝对的总体”，这些关系构成了绝对精神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内与外的这种统一是绝对的现实”{15}。按照黑格尔总体性——现实性的观点，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这样来看，生成高于过程，存在高于事实，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正因为孤立的经验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之间存在着疏隔，这种疏隔构成了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6}，所以卢卡奇强调：“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7} 而庸俗唯物主义者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18} 卢卡奇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19}
　　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最初来源于黑格尔，但当马克思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时，他已经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地改造了这个思想。“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最终是依循精神的自我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辨的辩证法来定向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依循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来定向的。”{20} 黑格尔之所以提出总体性思想是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律背反，调和现象和本质、理性和信仰的对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自满自足、包容一切的具体总体，而不仅仅是主体的纯粹直观形式，于是绝对精神融主体和客体于一身，它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物，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客体，世界和历史只不过是它自我显现的产物。这个被极端膨胀的理性神话当然一开始就遭到马克思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在批判这个怪诞体系的同时却扬弃了黑格尔的异常深刻、异常珍贵的辩证法思想——总体性的思维方法。因为马克思发现，如果抛弃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荒诞设定，他的关于具体概念的学说实际上是对传统理性主义那种抽象孤立的克服，把这个思想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那么世界和历史就不再是孤立、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自我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有机联系着的整体。
　　马克思第一次系统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哲学的贫困》中{21}。在那里，他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观念的自身运动的生命表现，而问题是要把这种纯理性的观念运动改造成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显然，马克思已经找到了这个运动的源泉，那就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2}。在后来《资本论》的创作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成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体系。所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指在人的思维中再现现实的具体的总体性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3}。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先从“商品”这个简单、抽象的规定开始，通过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分析货币，接着从分析货币过渡到资本，从资本过渡到剩余价值，从绝对剩余价值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再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综合考察，揭示出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运动规律及其采取的各种形式。“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4}，正是抓住了现代经济社会的这一“资本”的总体性，马克思才在必然性上真正理解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整体。当然，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是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理解和运用这一方法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
　　对于历史的现实，马克思更是以总体性的观点来理解的。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第十条又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7}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是否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是新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本质分歧。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个人构成社会，而是社会构成个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8}。之所以个人是由社会生成的，是因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或那些社会关系和联系的总体之中，总体性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只有置于这样的总体性结构之中，它（他）们才可能得到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曾就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对人的构成意义生动地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29}
　　这种辩证法的总体性方法论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中无疑具有优先性，因为单个经验事实的科学性恰恰是由这个总体来奠基的，虽说对现实——总体的一切认识都要从事实出发，但是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历史是由总体性来说明的，而不是由单个的事实过程决定的，只有当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被归结为总体时，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变为对现实的认识。一切社会形式都有这样的总体性存在，“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0}。这里所谓“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在我们看来，就是作为现实总体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制约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过程并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倾向：或连续性的，或跳跃性的。也就是说，这里作为优先性存在的总体不是方法的总体而是现实的总体，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它集中由经济的总体性呈现出来。只有经由这一总体，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决定性因素才能够从其必然性上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而不至于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那样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辩证法的总体性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理解范式，这种理解范式使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成为一种总体性理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按照柯尔施的说法，“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3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总体性哲学。但是这种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在卢卡奇的捍卫之中走向了极端，“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32}。也就是说，卢卡奇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具体的总体性转换为抽象的总体性，总体性的方法论成为方法的本体论，由此，具体的总体性与抽象的总体性对立，经济的优先性、总体性与方法的本体性、总体性对立。这种对立，如卢卡奇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主义的歪曲：“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从而“影响了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33}。可见，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总体性方法也就是再现社会现实的方法，正是这种总体性方法使马克思历史科学通过再现社会现实而成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