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轴心地位。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论；“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或者说发展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先是在英美，后是在全球得到急剧的贯彻执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浪潮，至今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轴心地位，可谓一时“显学”。尤其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对西方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褒之者誉之为“历史的终结”（“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1]、“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2]、“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3]、“工业革命的哲学”[4]、“对自由认识的深化”[5]、“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不完美但惟一可行的经济体系”、“惟一可行的发展道路”）[6]、“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超越”[7]等，贬之者咒之为“极端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空想”）[8]、“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9] 、“带你去地狱的理论”[10]、“资本的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 [11]、“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12]、“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13]、“对社会主义的一场十字军东征”[14]、“政治保守主义”或“政治专制主义”[15]、“危险的、乌托邦式的神话”（“奇怪的辩证法”、“天真的空想的信念”、“不具有可持续性”）[16]、“数学上的虚构”（“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17]、“文化帝国主义”[18]、“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19]等，无论褒贬如何，新自由主义确实是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中的“强势话语”。在态度上正视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研究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然而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才开始不久。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一种主流学术思潮严肃反思的需要。
一、新自由主义的内涵
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现在被西方学术界、政界、新闻媒体频繁使用，中国学术界也不例外。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涵义，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有什么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究竟是指哪一种？其二，“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有什么分别？其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有没有区别？其四，“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有没有区别？其五，“新自由主义”究竟包括那些学派？尤其有争议的是弗莱堡学派算不算入“新自由主义”之列？其六，“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其七，“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与政策上有没有区别？其八，“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实践与效果说明了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涵义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分歧，一些学者要求全面地、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新自由主义”。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涵义，中国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主张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新自由主义”并区别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是指neoliberalism，是二战以后出现的，主要是经济理论。北京大学李强教授在《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说，从19世纪中后期起，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自由主义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new liberalism，也称作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和鲍桑葵等。其主要理论受黑格尔主义较大影响，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保证社会公正。这些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的影响很大。体现在现实政治上，以英国为例，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开始确立，英国的许多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在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开始制定的，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由后来的工党政府制定的。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和英国相似的路径。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就理论实质而言，凯恩斯主义与以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在哲学上，凯恩斯受到格林学派的影响，认为国家应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避免自由市场产生的弊端，从而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再者，国家应当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指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最近二三十年的批判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区别于格林时代的new liberalism。neo本身有“复古”之意，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已经谈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其主要流派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20]
其二，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主张“国家干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作了积极的理解和限制；在实践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其目标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韩震、欧阳向英在《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信奉旧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对经济的干预，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无视社会中的不平等，会导致国家在政治上的无能和民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应为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然而国家的干预权力有一个限制，即不能专制，不能侵犯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这是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围绕自由与约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而且，新自由主义努力在动态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在具体的历史中通过政策的修改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使公民与社会协调发展。所以，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对自由认识的深化有关的。[21]
其三，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脉相传的，都推崇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新自由主义仅仅“新”在出现了新的经济流派。郝清杰在《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一文里持这种观点。他说，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政治观点仍然是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集中体现于出现了若干新的经济流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学思想和政策主张。这些新的经济流派主要包括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科斯开创的新制度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艾哈德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等。[22]
其四，李其庆用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ｗ.迈克杰斯尼、科恩·赛阿的界说来定义“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该书导言的作者罗伯特·ｗ.迈克杰斯尼又对这一定义做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直接从全球化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作出界定，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李其庆认为上述界说大体上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开展研究的基础。[23]按照以上三人的定义，概括地说，“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其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代表。
其五，周穗明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最近二十余年来西方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这一新自由主义，既不是指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也不是指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强调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而是特指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英美右翼政府在七十年代末上台以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二十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24]
其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25]
其七，张世鹏认为，新自由主义与老自由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私有制原则和高度评价“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老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坚决拒绝劳动价值理论，用边际效用价值论[26]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把资本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完全对立的哈耶克主义以及里根—撒切尔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但新保守主义[27]与新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特别是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
综上所述，我认为，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以这些共识为基础，我们可以给新自由主义进行一个大致的界定。即：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体现是“华盛顿共识”。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产生、发展、突破、蔓延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 世纪20 ——30 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变成实践。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突破与否定。正是在这种挑战与刺激下，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组织了“私人讲座”，吸引了哈耶克等一批思想家参加。１９３６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１９３８年在巴黎召开了有李普曼、哈耶克、米塞斯等２６位学者参加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28]194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29]１９４７年４月，新自由主义者成立了贝勒兰山学会。新自由主义最早的一个学派——伦敦学派（或奥地利学派）由此形成。
尽管从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大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受冷落的边缘地位。但在70年代由理论探讨突入政策实践的“大突破”之前，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在发展之中。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竞争动力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分不开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再次爆发，新自由主义迅速从理论成为政策实践，并向全球蔓延，先是英美、后是西欧、拉美、澳洲、非洲、俄罗斯、东欧、东亚等地。由此，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安家落户”。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突破”以及从英美向全球的“蔓延”的原因，有如下的分析。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反映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原因。
（一） 凯恩斯主义应付大危机的失灵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首先与凯恩斯主义失灵有关。这一点几乎得到学术界的公认。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之后，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较为成功地应战了3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现象，但是应付不了70年代以后的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现象。[30]最早举起新自由主义大旗的新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等认为，西方经济的危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造成的。力主以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首先在英美国家接受，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率先将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构想变为政策实践。
（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已经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大卫·ｍ.科茨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和持续统治的原因。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接受新自由主义是对那一时期经济不稳定的回应。公司利益集团认为凯恩斯的干预方法对其不再有利，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并找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它至少可以为削减被看作是赢利障碍的政府计划提供理论依据。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至今仍然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特殊形式。资本主义这种变化了的竞争结构改变了大企业对于经济政策的政治立场,使大企业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 [31]约翰·希克斯在其《经济学展望》一书中也认为，“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而要克服这种脆弱性就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整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32]
（三）经济全球化竞争压力的加强
学术界一般承认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是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提高效率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说起来这种模式实在很难令人向往，将人类社会的目标化约为效率、竞争力，实在是将人生目标大大缩小了。但是，不幸的是，客观现实是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竞争。竞争的压力使得几乎所有国家不得不将效率置于首位，在全球化环境下，在全球激烈的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发展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这就使得效率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适应了这种需要。[33]蒋光化也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压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改革的实践在全球广泛地蔓延。[34]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压力的减弱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坚持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大卫·ｍ.科茨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衰退、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是促成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存在迫使资本主义采取国家管制主义模式。它也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增进了它们之间在美国领导下的团结，这也有利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和运行，而1989年苏东剧变则消除了这一因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极大地削弱。虽然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欧洲国家执政，但是它们不再威胁资本主义，而只对它进行改良。另外，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会促进管制主义。因为克服危机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战后资本主义没有经历像30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降低了保留管制主义国家的需要的迫切性。正是以上这三个因素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抬头。[35]美国学者麦克斯·沃尔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世纪末全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系统性进攻和苏联的崩溃，既产生了全球化，也导致了本质上是反动的政治力量的兴起。”[36]中国学者李强也承认：“苏联的解体与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惟一的选择，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37]
（五）美国社会思潮自身的嬗蜕
美国学者乔治·德马提诺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一说，主张除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社会思潮自身的嬗蜕也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另一原因。他说，大卫·科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主要从经济方面考察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其实美国社会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变也应注意。个人主义以及个人自由、公司自由优先于社区义务的思潮在里根上台前已经成气候了，里根上台只不过是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罢了。这一转变的出现源于中左力量包括工会运动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重大失败。美国劳工运动一直不愿意拥护非洲裔美国工人获得平等权利，也不拥护美国南方工会战时和战后保持激进的组织态势。这导致新右派能充分利用深深的种族裂缝，并动员白人工人支持里根革命。里根革命的后果是，公共话语从社区有责任帮助贫困的人的观点，急速转向我们每一个人主要地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像监狱的私有化、公共教育中引人竞争等，怎么能解释为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导致的呢?[38] 美国学者阿兰·ｇ.纳赛尔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尽管人们大都认为是里根发动了新自由主义的战斗，而实际上自由主义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差不多已经在经济理论和政治学的战斗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39]
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
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破茧”而来的。它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而产生，又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而获得突破性发展。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理论创建（孕育）时期、理论发展（潜伏）时期、实践突破（勃兴）时期、全球扩展（蔓延）时期。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创立时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
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民主政治演变、自由思想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由理论向实践的突破、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衰退。大危机大萧条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 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40]波拉尼曾认为自由主义神话在西方将要终结。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在严峻的社会环境挑战之下蜕变为新自由主义。20 世纪20 - 30 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组织了“私人讲座”，吸引了哈耶克等一批思想家参加。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任何中间的社会组织形式”，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１９３６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１９３８年在巴黎召开了有李普曼、哈耶克、米塞斯等２６位学者参加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这批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对国家干预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的观念为基础。[41]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42]。１９４７年４月，新自由主义者成立了贝勒兰山学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沃尔特·李普曼、ｌ·冯·米塞斯、ｍ·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利奥尼尔·罗宾斯等人。其宗旨是反对凯恩斯学说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创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最早的一个学派——伦敦学派（或奥地利学派）由此形成。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30-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发展理论，主导了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 年之久。尽管从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大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受冷落的边缘地位。但在70年代由理论探讨突入政策实践的“大突破”之前，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在发展之中。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竞争动力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分不开的。现代货币学派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形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代表人物是罗伯特·ｅ.卢卡斯、罗伯特·ｊ.巴罗等人。供给学派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
（三）新自由主义实践突破时期（20世纪70——80年代）
20 世纪70 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 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1980年美国里根上台，明确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纲领。而且，在美国，应该说从卡特政府后期到克林顿政府，其经济政策的基调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43]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44]在英美成功地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成挑战。这里，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起了关键的作用。全球化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采取了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策。转型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拉美国家也先后进行过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涵的改革。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当时的流行信念是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无法抗衡日本、德国的强国家模式，不少人预言日本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45]
（四）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从苏东社会主义发生剧变和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华盛顿共识”以后，新自由主义迅速向全球扩展。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与衰退，德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亚洲经济遭遇困境，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相对而言发展迅速。从1990—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6%，而欧洲同期的增长是17%，日本的增长只是7%。[46]因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新自由主义更加深入地影响了发达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广泛传播[47]。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又造成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蔓延。“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模式。”[48]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49]。新自由主义凭借“华盛顿共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政策工具，以“结构调整”为名，从而得以在全球推广。从1978年到1992年，70多个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50]
四、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主要流派[51]
（一）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
1. 新自由主义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其人性论是相通的。在自由主义关于人的理解中，人是具有自治权利、受理性支配的。他要占有并且支配社会财富，要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趋利避害。所以，个人主义、自主权利、理性主义、维护私有财产、追求个人利益，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视野中个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52]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即经济人。它采取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利己的，不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53]
2.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论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前提仍然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54]这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密尔的观点如出一辙，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到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宰。”[55]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理解中，优先权明显在个人方面。个人是组成社会的本源，从本质上说，社会是无数个人的总和。尽管无数个人在社会中联合起来，但是，绝对没有组成新的本体。与社会相比，最高的价值、尊严都应属于个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个人的幸福优先于社会的幸福。但是，在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下，社会又是如何形成、如何维系的呢?于是就有了契约理论。17、18世纪的主张自然权利、理性权利的契约理论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先驱。当然,虚拟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一种论证结构，而不是对于现实历史的正确解释。[56]
3.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论
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57]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58]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自由至上论极端推崇个人自由而反对强制，推崇个人权利而限制公共权利，推崇个人主义而贬低集体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政治观点的基本倾向。[59]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再度证明了自由是人类不懈的追求；而从断代史的角度看，它说明了在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阶段，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自由。人类为什么追求自由?追求自由隐含的前提是当下状态的“不自由”。[60]
4. 新自由主义的产权论
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61]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62]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63]，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64]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它们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所有制改革，明晰产权，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必须给予保障。[65]
5. 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论
无论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从自由至上论出发，推崇有限政府论。其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让国家扮演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对外防御外敌侵略，对内保护私有财产与个人权利不受伤害，保障各种商业契约、社会契约顺利执行。保障个人的生意交往、商业活动不受干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此外，政府还有一种为全体居民服务的责任，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私人活动主体无法提供的框架条件。[66]最大程度上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自由市场经济)不仅能体现出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而且能在兼顾到效率、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分配公正等因素的基础上，让经济有出色表现。由干预所制造的麻烦比它所能解决的麻烦还要多。[67]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68]由国家来计划和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必然会破坏经济自由，扼杀“经济人”的积极性。应该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大政府是坏政府，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米尔顿·弗里德曼强调：“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69]因此，弗里德曼建议：“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70]当然，限制政府并不是要彻底地否定政府的职能和国家的干预。它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也并不表示反对，并不像否定社会主义那样坚决地否定福利国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国家必须履行的若干职能。其中包括：第一，国防的职能。保护本国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第二，司法职能。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第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从理论角度讲，新自由主义也不会排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71]李强教授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理论创新和合理内核。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国家问题。此前，经济学几乎不关心国家问题，国家是一个黑箱，只要需要就诉诸国家。许多经济学家鼓吹国家干预的意义，似乎国家永远公正，国家干预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免费的午餐。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这种主张对于打破国家神话是有意义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它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布坎南《自由的限制》一书的人都会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提供法律制度。但是，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不包含任何公共性。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72]对于公认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论，学术界也有异议。[73]
6.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论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相信市场是“天然均衡”的，会自动地调整人们的一切需求。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天然合理、充满活力、完全能够自动自我调节的理想制度，这个制度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它在不受外来干扰地顺利运行中，可以保障经济迅速增长，社会财富与社会福利极度扩展。亚当·斯密把这个依靠供求关系自动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称作是“看不见的手”。应当充分发挥这只手的作用，保障自由竞争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国家调节经济。[74]新自由主义坚决主张资源必须由市场机制或只能由市场机制来配置，才是有效的。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克服或纠正市场缺陷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完善市场本身的机制，而不能依赖于市场以外的力量。出现市场失灵，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政府有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只要国家干预减少，市场竞争多一些，市场机制就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75]新自由主义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即经济人、市场内部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等这样一些主观的假设出发。这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制造出一种抽象的“理想人”、“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它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个体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应当自由地进行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经济、政治活动的效率越高。它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主张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均衡的唯一途径。[76]
7.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观
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77]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主要体现在ｉｍｆ、ｗｔｏ等国际机构的政策之中，成为许多政治家和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动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方案的基础。[78]
（二）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对待正义、权利、秩序等大问题上，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下，都是出于对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与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放任与约束的互动关系。[7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80]蒋光化主张作为学术研究，固然应该探索各主要流派(如哈耶克派、弗里德曼派、卢卡斯派和布坎南派等)的观点和主张，但最基本或最主要的是深入解读“华盛顿共识”。[81]李其庆列弗莱堡学派于新自由主义之中[8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不赞成把弗莱堡学派划入新自由主义之列[83]。张世鹏在《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反对列入弗莱堡学派[84]。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弗莱堡学派不可列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格雷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中也区别了德国与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与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后者才是新自由主义。以下主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和李其庆等人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综述：
伦敦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利奥尼尔·罗宾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等人。其中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领军人物。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中心：维也纳大学、芝加哥大学、伦敦大学。他既是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85]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参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论战，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攻击。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法西斯统制经济并列加以否定。他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则妨碍个人自由。他认为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为体手中，个人才没有被他人控制，因此才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无产者虽然受雇于有产者，但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虽然有缺陷，但它仍不失为个人自由选择的最重要的保证。
现代货币学派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其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密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惟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此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学派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供给学派强调“社会有效供给”的重要性，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理论成为“里根主义”的经济学基础。
理性预期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原先是现代货币学派的一个分支，但到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ｅ.卢卡斯、罗伯特·ｊ.巴罗等。理性预期学派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理性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政策是无效的。其错误在于违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合乎理性的人这一基本的假定。而根据该假定，人们的预期也是合乎理性的。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说根本无效。理性预期学派没有给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以任何权力，认为政府可以彻底地退出对经济的干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卢卡斯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卢卡斯于199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五、新自由主义的性质与特征
（一）新自由主义的性质
尽管西方主流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是基本认同的，当然也有一定的批判，而西方左翼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都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往往把它当作一种忽视社会公正，维持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强权或霸权来解构。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在《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文中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他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86]美国学者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则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动荡未来———诸如贸易战、全球性失业、破坏性的金融投机、富裕国家的城市的堕落、后共产主义社会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尤其是贫穷国家的崩溃：世界银行的新自由主义的万应灵药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贫穷。[87]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猎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88]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经济中心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新自由主义认为，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如某些现代化理论所说的）一个什么“大断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表现了其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新的积累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确实，只有一种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这就是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此外别无选择。[89]
美国学者威廉·k..塔布认为，新自由主义声称要在当代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义民主制度并传播民主制度。“传播民主制度”帮助了“华盛顿共识”和布什主义。布什主义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新保守主义，以美国的全球军事控制和先发制人作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世界安全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并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更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实现资本的阶级意图方面，却是成功的。它们那些未加宣布的目标，诸如在提高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家和地方上层部门的支配能力方面却增强了。[90]
对新自由主义本质批评最严厉的恰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嬗变的华盛顿共识“四化”论：私有化；资本自由化；价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称为通向地狱的四个步骤。最后，斯蒂格利茨主张：“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91]
中国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定性可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论为代表。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 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所以，自20 世纪90 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92]中国学者尽管也有主张对新自由主义要“历史地、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没有异议。如郝清杰认为新自由主义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全球销售、全球生产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的产物，是西方发达国家为控制发展中国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代表的是少数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治国良方，而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圈套，是发展中国家的死亡陷阱。[93]蒋光化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演进到今天最完备的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最能揭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新自由主义理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思想路线和政策主张。[94]张世鹏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恢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激烈竞争局面以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95]
（二）新自由主义的特征[96]
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集中反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主要体现和本质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 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得到集中归纳，新自由主义开始系统地、强劲地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第一，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 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第三，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连，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97]
[1] 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参考[美] 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乔姆斯基指出，过去有几个时期也被称作“历史的终结”，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但事实已证明此种观点愚蠢之极。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没有理由相信动乱会自动向民主、人道的解决途径发展。一切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人民怎样组织、回应和行动。对未来的选择权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可参考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2] 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任何中间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最终也是“无法实行”的；所以“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他否认有“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东西，认为“要么不干涉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全部给予政府。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不能对市场机制作任何限制，市场规则是普遍的，除非选择社会主义，但那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可参考[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卫华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也可参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
[3] 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教授、英国《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认为，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给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即使在实行经济转轨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也甚嚣尘上：俄罗斯的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无不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忠实门生而自居，他们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如反对福利国家）甚至比新自由主义的鼻祖走得更远。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又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智利、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把新自由主义视为发展经济的理论根据。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不但看不到新自由主义的固有弱点，反而误以为这是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切莫低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至少在短期内，扬弃这一意识形态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参考[美]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费新录译，2001年第3期与第4期。还可参考法国《思想》杂志第320期（1999年10—12月）的同名文章。或参考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张慧君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4] 1936年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他的《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他在书中承认自己的思想直接受到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他说，“与集体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不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它是工业革命的哲学。”而且，他坚持认为，由于安逸的生活，自由主义变得软弱了，它需要更强硬的方式。他说，“自由主义改革的惟一目标是维持并促进现存交换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参考[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卫华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也可参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
[5] 韩震、欧阳向英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这是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围绕自由与约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而且，新自由主义努力在动态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在具体的历史中通过政策的修改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使公民与社会协调发展。所以，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对自由认识的深化有关的。参考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6] 麦克切斯尼认为，新自由主义卫道士最后的王牌是声称：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甚至美国式最温和的福利国家都失败了，新自由主义已被接受为惟一可行的道路；它也许不完美，但却是惟一可行的经济体系。新自由主义最强调的一点是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人类已发展到最高水平。可参考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7] 李其庆认为：学术界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超越：“凡是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出，新自由主义者对现实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真正原因，并把握了市场与政府间的结合部位，从而使二者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比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更优越的理论。凡是历史的真实的进步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路径发展的，因此，否定之中就寓有否定对象的一切合理因素。”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8] 法国学者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如同绝对平均主义的革命奢望一样，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观点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空想。一切有良知的人日益意识到，历史前进的车轮已经失控。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人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和谐的另一种“空想”。人们迫切期待着这种空想的政治预言家的诞生。拉莫内提出呼唤“乌托邦”的口号。他用法国作家雨果和拉马丁的话来表达他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期望。他说，雨果有一句名言：“乌托邦是明天的真理”。拉马丁说：“乌托邦不过是尚不成熟的真理而已”。参考[法] 伊西奥·拉莫内：《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张慧君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也可参考伊西奥·拉莫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呼唤乌托邦》，见法国《外交世界》1998年第5期。
[9]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断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表现了其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新的积累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那些旧的摆脱危机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越来越行不通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确实，只有一种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这就是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此外别无选择。参考 [美]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卫华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也可参考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张世鹏认为，国内很多人把批判新自由主义说成是批判市场经济、反对经济全球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批判的是把竞争极端化、把市场经济极端化的做法。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恢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激烈竞争局面以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参考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10]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嬗变的华盛顿共识解释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并认为忠实体现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执行把发展中国家带往地狱的“四步曲” ：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价格市场化、自由贸易。最后，斯蒂格利茨认为：“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参考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张文海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也可参考2001年4月英国《观察家》杂志刊登的格雷·帕拉斯特介绍斯蒂格利茨观点的文章《一个冰凉的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
[11] 被亚洲视为“金融大鳄”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创始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人们普遍以为市场将会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19世纪，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但我给它找到了一个更恰当的名称：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这是一种颇具有诱惑力的观点，但它只是对了一半。就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场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在创造财富方面，私人企业比政府更能干，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导致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且政府通常会滥用权利。但是，市场却没有被设计得可以用于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维护。市场参与者之间不是为了维护竞争而竞争，而是为了战胜敌手而竞争。市场价值只是表明了参与者在自由交换中愿意付出多少，而不能说明他们的公共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因此，社会价值只能由社会和政治安排来保证，尽管他们不如市场那么有效率。甚至是在个人利益的满足方面，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和不完备之处，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忽视的。参考2000年索罗斯出版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国有商务印书馆2002年王宇译本），还可参考索罗斯1997年2月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又可参考1998年11月索罗斯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学术界有人以为，“华盛顿共识”的十个主张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实施其“处方”的后果，必然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经济主权不断弱化。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张世鹏认为，新自由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它是要恢复最传统的资本主义教义。也有人说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要把市场竞争法则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一系列本来不应该市场化的社会领域，现在也到处都在以盈利原则取代社会服务原则。
[12] 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直接从全球化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作出界定，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可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或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13]《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的作者罗伯特·库尔茨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代表了一个更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14] 佩里·安德森认为，在所有权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正是通过私有化，对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十字军东征。参考[美]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费新录译，2001年第3期与第4期。法国《思想》杂志第320期（1999年10—12月）以《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为题刊载了报告全文。还可参考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张慧君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15] 李其庆认为，新自由主义者表面上是要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维护自身利益。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是政治专制主义。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16] 卡拉·波拉尼认为，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奇怪的辩证法：一方面，它以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资本积累是其目标）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它针对来自市场社会和积累过程的危害力求提高“社会的现实的自我保护”。就是说，资本主义除了普遍化趋势，还有一种“双重运动”的特征———一种管制和解除管制的辩证法。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信条乃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式的神话。保护社会和调节市场的尝试与其说是意识形态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受调节的市场社会的“自发”产物。狂热地促进建立自由主义这种非理性的并且具有社会对抗性的秩序，正是危机年代产生危机的真正原因。对波拉尼而言，“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普遍化是一种天真的空想的信念的产物，随着人们从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中学会社会必须保护自己的教训，这种信念已经最终烟消云散了。波拉尼的实际主张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派人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可参考[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卫华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也可参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
[17]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参考布迪厄：《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何增科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也可参考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见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1998年12月号。
[18] 美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认为，要进行一场打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斗争，抵制西方文化或“文化帝国主义”，并从文化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导向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彻底拒绝。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出真正的、能够稳步推进的并具创新性的政治回应，社会集体性必然是关键与核心。可参考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及被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是“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向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发动攻击的“进军曲”。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韩震、欧阳向英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订国内政策的依据(虽然不是唯一依据),而且是他们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主要意识形态。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输出国，它一方面向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推行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借贷自由化，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等手段对本国市场实行保护主义，千方百计捞取利益。这时，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和服务的庸俗性和欺骗性就表现出来了，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工具。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积极地回应新自由主义思潮提出的新挑战。参考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20] 参考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21] 参考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22] 参考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23] 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24] 参考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或见《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
[26] 边际效用价值论割断了商品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价值并非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与主观评价。它认为，效用才是价值的泉源，效用与物品的稀少性结合起来，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为利润代表利益服务的主观主义的价值观念”。参考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27] 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首先有一个概念问题，就是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还有一个名称：新保守主义。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媒体最初的提法，后来又改称为新自由主义。在同指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的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简直成了同义语。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是有严格区别的。例如新保守主义虔诚地遵循传统基督教强调家庭、民族、种族的价值观念，而新自由主义对于包括私人生活、两性关系、家庭观念在内的个人权利采取了更为宽容自由的态度。在这方面，里根—撒切尔主义肯定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他们更多地吸收了传统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参考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28] 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29] [美]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费新录译，2001年第3期与第4期。法国《思想》杂志第320期（1999年10—12月）以《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为题刊载了报告全文。还可参考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张慧君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30] 李其庆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现象，为了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一方面，由于初级产品不足和资源的有限性使某些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固定资本存量则供给过剩。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凯恩斯主义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的是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其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吸收过剩生产要素，从而促进经济回升。但是，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从理论上说，需求管理政策一方面会引起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从而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强；另一方面会吸收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从而刺激经济的回升。但是，在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因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制约着过剩的生产要素，首先只能作用于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从而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又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对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的限制作用，从而使某些过剩的生产要素的过剩情况更加严重。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在70年代失灵的原因。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31] [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刘扬、白丹译，《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
[32] 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33]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34] 蒋光化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改革的实践蔓延得如此之广，有着复杂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第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金融财团的驱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卷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防垄断资产阶级扩大其资本，控制世界经济，以达到“一体化”。但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从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贷款，作为附加条件，拉美国家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第二，20世纪80年代，为摆脱经济危机，拉美国家先后都对本国经济进行了调整，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战略，这是难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摆脱经济困境的。客观形势的发展迫使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改革。许多拉美国家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治理本国经济的一贴“良药”。这是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基础和历史背景。参考蒋光化：《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35] [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刘扬、白丹译，《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
[36] [美]麦克斯·沃尔夫：《社会主义运动失利所形成的政治真空的后果》，丁海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也可参考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夏季号。
[37]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38] [美]乔治·德马提诺：《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另一原因》，雷渊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也可参考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夏季号。
[39] 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40]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41] 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42] [美] 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费新录译，2001年第3期与第4期。法国《思想》杂志第320期（1999年10—12月）以《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为题刊载了报告全文。还可参考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张慧君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43]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45]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46]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47]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后的苏东国家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实现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型。俄罗斯联邦政府制定了在500天内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叶利钦上台后，又聘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制定了“休克疗法”。按照萨克斯的说法，其出发点就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过”。
[48]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指出，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50] 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51]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可参考以下论著：[英]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德]格尔哈德•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美]沃尔特·李普曼的《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1936）；[英]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德]奥托•施莱希特等《秩序自由主义》（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英]大卫•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论著可参考：[美]布鲁斯•罗宾斯《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美]爱克尔•j •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性》（有译林出版社2001 年版）；[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英]约翰•格雷《伪黎明》（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埃]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埃]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挑战华盛顿共识》，载《布朗世界事务》杂志2003年冬春季号；[美]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上下卷（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美]大卫·ｍ 科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夏季号，或参考《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或参考《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9期；[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也可参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也可参考2001年4月英国《观察家》杂志刊登的格雷·帕拉斯特介绍斯蒂格利茨观点的文章《一个冰凉的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法]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1998年12月号，也可参考《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法] 伊西奥·拉莫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呼唤乌托邦》，法国《外交世界》，1998年第5期，又可参考伊西奥·拉莫内《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见美国《每月评论》，（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或参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美]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法国《思想》杂志第320期，或参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与第4期，或参考《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等。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介绍和评论的相关论著可参考：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又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3 年8 月26 日；李其庆、刘元淇：《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蒋光化：《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以及《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等。
[52]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53] 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54]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8页。
[55] [法]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56]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57] [英]弗•奥•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75 - 76 页。
[58] [英]弗•奥•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9 页。又可参考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9 、157 页。
[59] 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60] 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61] [英] 弗•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页。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63] [英] 弗•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页。
[64] [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50 页。
[65] 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66]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67] [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刘扬、白丹译，《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也可参考[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李松玉译，《国外理论研究动态》，2003年第9期。
[6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69]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
[70]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页。
[71]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72]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73] 韩震、欧阳向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信奉“最小政府”或“有限政府”，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干预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信奉旧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对经济的干预，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无视社会中的不平等，会导致国家在政治上的无能和民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应为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然而国家的干预权力有一个限制，即不能专制，不能侵犯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参考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74]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75] 王冰：《西方市场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76] 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7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78] 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79] 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8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81] 蒋光化：《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82] 李其庆主张弗莱堡学派应该列入新自由主义之列。他说，弗莱堡学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主要是在战后发展起来的。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瓦尔特·欧根和路德维希·艾哈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应是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经济事务，而必须是制订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民主党内的凯恩斯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成为德国的主流派。“西德奇迹”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范例。但是，这个范例也是一个例外，因为战后西方其他各国都奉行凯恩斯主义。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或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指出，国内外学术界一些学者把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归于新自由主义。我们认为，对此尚需要研究，因为弗莱堡学派主张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即需要有许多调节原则的市场经济。例如，弗莱堡学派领袖瓦尔特•欧根就曾明确提出国家干预经济要遵循“限制利益集团”、“干预针对经济秩序”和“经济与社会政治系统化”三原则。这些原则和主张，是与哈耶克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国家干预不同的。弗莱堡学派所主张的经济秩序和理想类型也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然秩序”不同的。他们所主张的经济秩序有多种“理想类型”，不是一般地否定对经济的集中管理，但强调要着重解决好集中管理过程中的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既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又强调“政府有限干预原则”，同时也不放弃“社会平衡原则”。弗莱堡学派甚至从维护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角度明确提出了实行多元所有制的政策主张和工人参加管理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也是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许多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84] 张世鹏认为，自称要把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走一条中间道路的弗赖堡学派以及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从基本倾向上看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事实上，如果把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都算作新自由主义，那么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也就完全乱了套。尽管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在50年代曾被称为当时的“新自由主义”，在今天，应该放弃这种说法，严格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应该完全把凯恩斯主义以及弗赖堡学派排除在外。事实上，多数西方学者至少在目前已经放弃了把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称作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完全对立的哈耶克主义以及里根—撒切尔主义。参考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85] [英] 弗•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 102 页。
[86] [法]皮埃尔·布迪厄：《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何增科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也可参考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见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1998年12月号。
[87] 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88] [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言”第1页。
[89]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新自由主义及其批判》，卫华编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也可参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见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
[90]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也可参考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91]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张文海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也可参考2001年4月英国《观察家》杂志刊登的格雷·帕拉斯特介绍斯蒂格利茨观点的文章，题目是《一个冰凉的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93] 郝清杰：《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94] 蒋光化：《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
[95]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96]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还可以参考李其庆的说法。李其庆认为新自由主义有四大特征：其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建立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其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的双重标准）；其三，年 自由主义的全球制度安排（自由主义通过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来达到扩张的目的；其四，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结合体）。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或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