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哲学论》[1]的自序里，维特根斯坦说“这本书的整个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够 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书的最后一句话也确实是这么 说的：“7. 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他的理由是“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2]，并且表明，如我所认为的，这些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于是这本书要做的工作便是通过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具体分析，“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 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述划定一条界线”。最后，“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表明当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时，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少。”──引用这些话干什么？我写这篇文章做什么？本 文试图就几句《逻辑哲学论》的文本做一点点简略分析工作（直面事情的、具体的工作，非此等 所谓paper者所能为也），表明那本书所做的事情确实是多么的少──当哲学问题完全被引错了方向，从而虽深无益的时候。
首先什么是哲学问题？
韩林合先生说得好：“对逻辑和哲学的双重兴趣使我选择了分析哲学……读弗雷格、罗素和卡尔纳普……蒯因这些分析哲学大师们的著作时我发现他们的著作的眼界都过于狭窄，于人生伦理问题几无涉及……令我深感宽慰和欣然的是，我的这种缺憾在研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时得到了完全的弥补。”[3]笔者走过与此极为相似的读书历程。不同的只是那“弥补”对于我远不是“完全”的。就象维特根斯坦的写完《逻辑哲学论》回维也纳老家不搞哲学想当修士，我也曾在踹掉那把“梯子”以后，回到了东方思想的老家想当和尚不搞哲学。是伟大的引路者佛陀给我上了思想艺术和哲学生活的第一课，而他也只有能力上第一课（犹如比起后期来，维特根斯坦前期不过是一年级素描班学生而已）──这差不多是中国学者纵贯历史的文理：从沉湎佛老到反求六经，如宋明诸贤。新儒宗师熊十力更是如此。正是他老人家给我上了关键的第二课。下课之后才翻到《哲学研究》，方知维特根斯坦自己也终于（从维也纳）回到了（剑桥的）哲学课堂，给自己补上了第二课。只是如今在我看来，他对自己的这个“弥补”仍然是不“完全”的。
闲话少说。回到“什么是哲学问题？”的考察。还是就便引用韩先生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他的前期著述还是在他的后期著述中，我们都找不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明确而唯一的界定或使用。也就是说，他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它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对它权做如下的规定：哲学探究的是对人生有终极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着人之为人的生活。因而它至少应处理以下这些问题：作为整体的（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任何东西之存在性；人生中究竟什么是最为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达到幸福？人生的意义何在？……”[4]
我也相信这些问题就是维特根斯坦碍于逻辑的铁面不好意思明说出来、实际上却秘藏于他心中真正要关怀的问题。但是这里韩先生明说出它来，与维特根斯坦的不明说出来，除了写作策略上各自的方便需要，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还是请维特根斯坦自己来作答：“when the answer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neither can the question be put into words. the riddle does not exist. if a question can be framed at all, it is also possible to answer it.”[5]“a question (can exist) only where an answer exists, and an answer only where something can be said.”[6] 问与答是一个圈套，是一个茧。俗话说进了谁家的门，就是谁家的人；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自知入了人家的圈套不容易自己出来，所以本文不打算对《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分析再作一番逻辑分析。但是不打算解铃，却并不一定意味着示弱保身──铃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解铃还可以是釜底抽薪的打算──非我不解也，是汝本不该系也。
为什么？还是请维特根斯坦先师亲自来解惑。紧接着上面引述的话有这样的句子：
6.52. we feel that even when all possible scientific ques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the problems of life remain completely untouched. of course there are then no questions left, and this itself is the answer.
6.521.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life is seen in the vanishing of the problem.
──这就差不多要把束缚在自己的脖子、喉管、气脉、发声、说话（这也正是人之为活人的要害，生活的命脉）上面的项圈上挂着的铃铛卸下来了（戴圈挂铃者…[7]，摘圈卸铃者人），差一点就要开口说话了。从这里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向对“问题是什么，哲学有不有问题，哲学的言说是不是一定得是象《中学生必备》那样的《问答集》，没有问题可问是不是就意味着无话可说，问到无可发问之处是不是哲学就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形而上学就该被拒斥消解，是不是越到无可发问之处就越是哲学的用武之地、而且只是到此时说话才突破问答（这一‘科学’）模式（模者，牢笼也，枷锁也）的卡脖子，形而上学才开始绽露头角？！”这些问题的考察的（虽然这些也是以问题的方式问出来！），可是很遗憾，我们看到的6.522是这样的一句话：
6.522. there are, indeed, things that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they make themselves manifest. they are what is mystical.
──这是什么意思？这便是说：可说的==成问题的、可对之提出问题的。而这又表明了什么？这表明持有这个等式的人的生活是成问题的。本来他说得很好，manifest，说话本来就manifest，问答圈套的游戏只是manifest的一个“家族成员”；可是这里他却因为一个人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家族成员，而认为他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而且因为这个荒谬的理由要把他赶出家园，把他当作陌生人，给他脸上刺上美其名曰“mystical”的金印，流放到无人居住的他乡。
即使就算有所谓神秘领域与可说领域之分，在精确科学（及逻辑的分析的哲学）与神秘之间，也并不是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即无聊，聊者说也）的境地。倒是那种要么精确要么神秘要么说要么不说，认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的人，才会觉得无聊。因为他们脱离生活，而且尤其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名义）脱离生活。这是一个悲剧。生活，尤其是哲学的生活，天然流畅地总会有很多话儿要说，要倾诉（别一看这词就以为一定与感情有瓜葛。口蜜腹剑的人还老倾诉呢。再说好的文字，不管多么逻辑森森的，也不是憋出来的。反倒是情诗却十有八九是硬憋出来的。），而且更要紧的是，在这生活之声里，从来就没有少过沉默的位置。这是不言而喻的：神经亢进的疯子和会讲“宇宙语”的气功师才不停地哇哇呢。科学如今也终于反省了自己曾经的狂妄（波普），不再以为自己能将一件事情一劳永逸地讲得彻底明白，从而从实证主义营造的虚幻水晶宫回到了有说有笑的日常生活（费耶阿本德）。而那一边的人，例如早期维特根斯坦和达摩祖师，也终于要从面壁的洞里出来，生活到世界之中。“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这话听起来好象跟他说时的语气那般嘎嘣利落，但仔细想起来其实不简单。现实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说清楚”，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说”。这样一来，里打外敲，剩给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实际上就一句话都没有了。或者说只剩下“两个凡是”这句话了──而他自己又说过“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8]的话，所以还是脱离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句话。无话可说。无聊。活得无聊。活到这份儿上，只有四个出路：1. 顾左右而言他，哲学上的“两个凡是”只让它留在“哲学”上，“生活”上我想说啥还是照说不误。──就象中国前些年的官员，在办公室里尽可以“两个凡是”唯唯诺诺，回到家来则不妨惟我独尊以自己为亲戚家人和进贡者的凡是。2. 皈依（流俗的[9]）宗教。3. 自杀。4. 回到生活，回到哲学，回到哲学生活。罗素走第一条路。这里又不妨顺手抄一句韩先生的话来作旁证：“虽然罗素也非常关心人生伦理问题，但可惜的是他的专门的分析哲学著作与他的人生伦理方面的著作基本上是脱节的，其间没有什么内在的有机联系。”[10]韩先生不满意；维特根斯坦这种执着认真的人更不会走这条路。第二和第三条路，在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曾经象两条阴魂一样分别缠绕在他的左脚和右脚（关于此点，笔者亦曾感同身受，能不知个中况味！至今回首，犹然唏嘘。然可感之余，犹觉其可恨；以今是而言昨非者，不能不痛而至于骂。此盖人之常情也，看官其谅欤！）。但刚健不息的内在生命力不会让他就此妄自菲薄，有负天命。维特根斯坦终于走了第四条道。《哲学研究》这部后期哲学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向生活、向哲学、向哲学生活回归的沿途风景速写集。我这话是说得有分寸的。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是在一条导向错误方向的路上所作的刻画准确、笔触精微、惜墨如金、凝练而稍逊隽永的素描的话，《哲学研究》就是在一条回归正确方向的路上沿途记下的、虽然较前丰富但是仍然不敷铅华、状物类情颇得些神韵而东鳞西爪稍欠些要领的速写。
何出此言？为了避免言出无据的同时又避免因求据而无暇顾及我自己的出言，也为了避免触犯如今流行的知识产权法，这里再次就便借重一段韩先生的话：“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前期真正的哲学不可说的观念，认为真正的哲学也可说，真正的哲学理论也是可能的。但由于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今生今世的生活、体验（笔者不知如今流行的这两个词与说话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在此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的论证是反对这种流俗的神秘主义的），因而，哲学虽可说但没必要说。也许正因如此，他后来就几乎不谈人生意义问题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由于上面所谈论的哲学仅指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哲学，而通常意义的哲学的范围要远比这广泛，因而职业哲学家们完全可以并有必要去研究、处理那些并不属于真正的哲学的哲学问题（！）。诸如语言是否本质；语言、世界和思想的关系如何……”[11]
怪不得我的一位同学和朋友逄飞说《哲学研究》这样的“哲学”是家庭主妇式的唠嗑儿；而以《哲学研究》为“材料”、“资料”的“研究”是跟在家庭主妇的屁股后头跑。呜呼，这些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是啊，锅碗瓢盆，挺生活的。我不是批评维特根斯坦前期脱离生活吗？如今他也生活了，我应该高兴才是啊。我自己不也是在赶时髦，如标题所示，在谈论“哲学与生活”吗？可我谈论的是哲学与生活，是哲学生活。
其实正因为《哲学研究》是对《逻辑哲学论》的批判，所以它只是对它的批判。反对一个东西，表明他还要反对那个东西，表明他想反对、而事实上没有脱离那个东西。如果你想做的事情只是想要摆脱某个东西，那么你一切的摆脱尝试都将不过是一再向世人声明：那个东西附着在我身上！这个情形适用于描述无论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生活。无论前期后期，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脱离生活还是贴近生活，他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件是没变的：那就是力图反对、批判、摆脱（旧有的）哲学、形而上学。前期，他“为语言立法”，然后说哲学的工作无非是做司法官或警察──通过分析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句法，指出形而上学的言说是违反“语言法律”的、从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不过说是这么说，他自己却没有兴趣去做任何警察的琐碎分析工作。他更象一个颁布法律的君主。贤明的君主认识到他前期为语言立的法是武断的、不尊重语言本身的。于是他搞了一场君主立宪式的维新变法──撤消暴君的专制法律，树立“自然法”。天赋人权。生而平等自由。但是正象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只是陷入了新的束缚，并没有人真的从此投入生活，活得自由。就象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并没有真的从此投入“日常语言”，言说哲学，言说生活，言说哲学生活。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分析的琐碎公务之中。警察依然是警察，只是制服换了一套：肩章与领章上的图案由皇家的徽志分别换成了“国民警察”和“日常语言卫士”这样的字。要抓的嫌疑犯还是那一个：形而上学；只是罪名有所不同：以前说它违反王法，现在的理由则是现代化的文明人的说法：是的，首先你是自由的，你有天赋的说话权利，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封住你的嘴巴；但是，为了维护你的自由与权利，你必须遵守语言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因为这法律不是别的，正是语言共和国里千千万万、各式各样、彼此之间血缘相连、面貌“相似”的祖国大“家族”的广大公民们民意的代表。
法律与警察的比方也许太硬，而且没有“文本根据”[12]。那就换一个软的，有文本根据的：“哲学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13]我没见过无病的人。医生当然少不了。我也没见过不是正在患着病的医生。问题在于，如果大家同意维特根斯坦医生悲天悯人的忠告，一致商议好要在治好所有人的所有病之后，再开口说话，好好生活，恐怕就见不着一个有气儿的活人了。其实，根据维特根斯坦医生后期的医学理论，本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结论的：不但说话与沉默，而且健康与疾病原来也是彼此长相相似的同一家族中的成员。医生从来不可少，永远受人尊重。但往往只有刚进医院的病人和刚出校门的医生不适当地夸大这种重要性和尊重感以至于神秘的地步。治病的事情不再由神仙、上帝来做，医生也不再是神人中介的女巫。行医是千千万万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医生靠治病维持生计。历事丰富的医生从来不把自己置身于芸芸众生之外，再捉摸着怎样来拯救这群苦难的生灵；他知道自己首先是作为这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人活着，而且往往顾不上自己也生着病，却兢兢业业地为人治病。他以他久经沧桑的智慧做了病的朋友，而不止是病的敌人。
“你哲学中的目的是什么？──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途径。”类似地，这也不过是年轻的苍蝇常怀的大志。深谙世故的老蝇知道自己做不了在瓶外指点江山的“上帝之手”，他只是自强不息地飞舞，而且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论在瓶内还是瓶外[14]，都不碰壁。
注释：
[1] 凡引中文皆自郭英译本，商务，1962. 无论中英文，仅标注原文序号，不注页码。
[2] 凡引文中以划底线或加粗的方式给出的着重标记，皆由笔者加之。
[3]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第1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4] 同上书第9页。
[5]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6.5. 英德对照本。因系复印件，译者不详。引英文，是因为考虑到郭译的中文总有些不尽意的地方。下皆放此。
[6] 同上书6.51.
[7] 此处以省略号出之，非“不可说”也，惟恐说出不雅而已。
[8] 同上6.54.
[9] 此处何以附加流俗二字：笔者愚见，以为非哲学非形而上学之宗教，不管他如何自诩为遗世脱俗，必为流俗者无疑。至于吾所谓哲学、形而上学者，倒不妨冠之以宗教之大名。
[10] 同注3.
[11] 同上书185、186页。
[12] 也不是连间接的文本根据都没有。如有时哲学被比作战斗：“哲学是一场战斗，它反对的是用我们的语言作为手段来使我们的理智入魔。”有时被比作调解人：“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是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战斗和调解正是民警最常做的两件事。──《哲学研究》109节、90节。李步楼中译本，商务版，1996年。韩著中引到的《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亦属后期）上则有一句更接近的比方：“哲学是语法的女管家（verwalterin）”──韩著201页，原著54节。
[13] 《哲学研究》255节。
[14] 这是权且假设有那么一个瓶的情况下才这么说。其实对于老蝇来说，已经无所谓有不有瓶。倒是那以为有瓶而且自以为好不容易飞了出来的少蝇还有可能重新飞进去──再说就算在瓶外，又何尝不会碰到瓶的外壁？更透彻的说法，就象前面说过的，想飞出瓶子的艰难尝试，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宣布：我还身在瓶中。佛的大智大勇便在于一棒子打破那瓶子，用不着飞到什么外面去求什么“解脱”，如如不动，立地成佛。他的错误在于一破到底，归本寂灭，终是反生活。达摩沉默的面壁、维特根斯坦前期无话可说的问答和后期指点苍蝇的慷慨，真可谓是异曲同工。大体说来，西学与佛学好比是双刃剑，哪一面都能伤人、死人。而生、活之道乃在于取其中庸而行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