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席勒就任耶拿大历史系副教授，其任职演讲题为“什么是大历史及为何要学习大历史？”这里的universalgeschichte通常被译为“世界历史”或“普遍历史”，但universal这个词根一般指大的、无所不包的，如德语的大学即universitaet。此处译为“大历史”，乃是与一般德语中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区分开来，以更符合席勒思考的原义。
　　从而立之年提出“大历史”的观念，到1794年审美教育思想的提出，再到1799年以《华伦斯坦》等剧本为代表的世纪之交的又一轮思想提升。席勒思想有层递式的演进，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仍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关注。如果说，青年时代是因了自身生存境况的艰难而歌颂理想的人性，那么到而立之年就已经相当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从历史的资源中寻找学理支撑；在哲学探索的年代里，他由独尊康德到发明自家的美育体系，开辟了思想史中独辟蹊径的另类道路，虽然不能独尊一格，但确实至今仍极富启迪；在魏玛合作的时代里，他终于走出了纯学术探索的阴影，与歌德精诚合作，真可谓“金风玉露”之相逢，成就了人类文学与思想史的顶峰事业之一段。在文本世界里体现了“诗”与“思”的水乳交融。而最后一阶段的标志性思想——应当是他对“崇高”的诗性阐释。

　　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席勒对人类因由技术理性的发展而带来的悲哀理解得非常之深刻。他将古代希腊人作为典范，认为他们具有性格的完整性，而近代人则不是：“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在与希腊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席勒对近代社会做了如下的描述：“……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这一对近代社会的描述极具洞察力，可以说至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仍不脱此藩篱。如此发展的机械化生产时代，在物质上可能造成极大的财富与满足，可在精神上势必对人性进行遏制与压抑。

　　但面对这种困境，席勒难道真地相信他开出的“审美教育”会是一帖救世的良药？在我看来，席勒并非站在绝对的哲学体系建构后“自上而下”的来提供演绎方案，请注意，这是他与一般德国古典哲学家大不相同的地方。本质仍不脱艺术家本性的席勒，固然受到歌德从一般出发的思想影响，其实他思想本质中就有这样的萌芽；而非仅受哲人如康德的影响。由此而言，他后期的戏剧创作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思想史价值（因为其后期没有集中的史学、美学和哲学论著），一切都融入了他的戏剧创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审视《华伦斯坦》、《玛利亚·斯图亚特》、《奥里昂的姑娘》、《墨西拿的新娘》、《杜兰朵》、《威廉·退尔》乃至了未完成的《德梅特里乌斯》（断片），就具有了浓烈的思想史意义。文本世界后表现出的席勒思想，绝对是一个必须深入挖掘的重要方向。在我看来，席勒戏剧不仅具有文学欣赏性质，道德教化功能，甚至表演娱乐效果；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思想探索意义。这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是难能的；而对一个思想家，则是必然的。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工作者，都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寻到共同的话题，成为同路的行侣，这就是思想。在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时候，他们都将会在通向真理的道途上不期而遇。无疑，席勒是此群人中皎皎不凡的星辰。《华伦斯坦》固然可以看作是对男性英雄的浓墨重彩之绘，但它同样也可看作席勒思想演进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实际上，有两点可以贯穿席勒思想演进与体系形成的历史，即大历史意识与人性崇高感。席勒虽然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但那往往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表现和反应，究其本质，他始终是18世纪那代人普遍主义理想的代表，其大历史阐说可为明证，剧本创作背后的思想演进亦然，这就使得他的整个思之表述，始终立在一个相当宏阔的世界视阈之中；再则是人性崇高感，席勒历经困厄，然则却始终抱有对人性的最善良和美好期待，在强权的压迫下发掘朋友的真诚，在生存的艰苦中感受友谊的珍贵，他始终将人性置于光环的位置。这就使他永远（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饱含有理想的情怀与崇高的意绪，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卷本《席勒文集》的问世，不仅是席勒逝世200周年的纪念，更是汉语读者进一步认知德国文化——通过其代表人物席勒的一个基础。与四十多卷的德国版本而言，这当然算不得什么。可对汉语世界的读者来说，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本子。这部文集收集了席勒的诗歌、小说、戏剧和美学著作，其主要作品如从《强盗》到《威廉·退尔》等戏剧，《招神唤鬼者》等小说，抒情诗与叙事诗，理论著作如《审美教育书简》等都包括在内，可以提供一个初步认知席勒的本子。应该说是值得表彰的。

　　当然，如果从理想角度来看，有几个方面或可在将来“更上层楼”。一则内容可以更加具有代表性。在此六卷集集中观之，竟有四卷是席勒剧本，其主要剧作均囊括无余，当然很多短剧尚未包括在内；而书信、史学著作均未收录，不能不说是遗憾的。席勒文献浩瀚，其与友人之书信往来尤多，且思想史价值重大。但汉语读者能窥其貌者，实在极为有限（印象中仅有被选录的若干与歌德来往的论文学书信）。至于作为一个重要史学家和教育家的席勒，更是远未得到汉语世界的认知，尤其如《三十年战争史》、《尼德兰独立史》等至今尚无汉译本；他论述大历史与大学观念的《什么是大历史及为何要学习大历史？》也未见全貌。所以，就汉语世界的席勒文本而言，拾遗补缺的意义相对不显。思之惭愧，与日、韩的同行们相比，我们该补课的东西还很多。东邻如日、韩的对待德国思想/文化资源的态度与合作引进输入的踏实工作上，我们都还大有可以学习之处。二是在译本的选择上尽可“五湖四海”，如《审美教育书简》若用冯至、范大灿的汉译本或许就更具典范意义。这似乎也是中国出版界与翻译界的一大可商榷处，总是不断推出新译本，而少见对此新译本学术价值的说明；这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学术翻译力量的大量浪费与消耗，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是极不利的战略弱点。其背后的“利益驱动”值得深掘。三是译者的导论部分或可考虑“转换范式”。目前的设计，每卷均有前言，足可见出译者的工作之认真、译介之努力，但就思路言，仍基本立足于反封建等思路，这当然是那代学者的思维特点，从中也可学到很多东西。但如果能更多提供近年来的较新的学术思路和阐释范式，或许可以让读者能对席勒及其时代的认知，有远超一般窠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