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束星北(1907-1983)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上世纪30-50年代期间，他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作出过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在1927-1928年中，他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之事，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本文依据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束星北于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作了详细的分析，全面地论证了研究助手之事的确实性。



关键词： 爱因斯坦，束星北，王淦昌，许良英



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这是2004年联合国第58届大会决定的；用如此的方式以一门学科命名世界年，在联合国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划时代的学术论文的100周年和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

对于中国人，当然很想知道与爱因斯坦直接有关的人和事。例如，周培源于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广泛传为佳话[1－3]。但是，对于束星北于1927年至1928年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知者并不多，个别人还坚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本文作一专门的探讨与论证。



1 束星北的自述

1979年3月9日，束星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文中叙述1927年束星北去见爱因斯坦的事。束回忆说[4－5]：

“在谈完学术问题后，我就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他这里学习。爱因斯坦表示，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但他还是热情地帮我弄到了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学发给。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当时，我对四维时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同爱因斯坦讨论了几次。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爱因斯坦叫我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回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

束的此文是怎样发表的呢？

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我国酝釀纪念活动中，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即嘱该报记者宫苏艺去找束星北，向他约稿。

为此，宫从北京来到束当时工作所在地青岛李村，于1979年2月22日和23日访问束二次。当时是束已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盛情邀到该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的第二年，束正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为‘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讲多门培训课，工作十分繁忙。

宫向束说明来意后，束即确认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告知宫这不是正式的研究助手，而是临时的研究助手。当宫向束约稿时，束说：太忙，没有时间写。宫表示可按束的口述内容，由其起草，再由束修改后定稿。束文即由此而来。

由此可知：束文完全不是束主动要写的，而是宫发挥记者的敏感性、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促成的。



2 针锋相对的意见

束文发表后的7年内，对于他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未见任何异议。在诸多肯定意见中，包含许良英为祝贺王淦昌80寿辰所写一文的内容[6]。

但是，这种肯定认识到了1992年年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源于束的家乡江苏邗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束逝世10周年，拟出版《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一书，计划将上述束文转载于书中。许良英得悉此事后，特于1992年12月26日给编者写信说：“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消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并说：“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7]

对于许良英信中的观点，李寿楠立即写出了答辩的信，认为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并说“在科学上要否定一件事，一般要比肯定一件事要难得多，因为这需要把各种可能性都排除。”[8]许信与李信都载于[5]中。因该书不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许与李对立的观点，并未广泛流传。



3 最新的二本书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9]。作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调查与研究束的一生，以特殊的文学体裁，用52万字写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刘必然是知道束文的。按理，刘应对束曾为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有所描述，以显示束非同寻常的才华和这一段光彩的经历，但刘没有这样做。

此外，胡大年（danian hu）用英文写了《中国和爱因斯坦（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97）》一书[10]，2005年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胡用了4页多的篇幅全面地论述了束在相对论和统一场论的研究和所发表的论文，这些内容有参考价值。胡也必是知道束文的，他在书中介绍了周培源与爱因斯坦的来往，但对束文也未涉及！

这是什么原因呢？



4 一封奇特的信

由以色列和美国的爱因斯坦档案部门可以获悉，束在1943年12月17日曾致函爱因斯坦[11]，主要内容是邀请爱因斯坦来华，并建议爱因斯坦将其余生在中国度过。该信与本文有关的开头和结尾的英文如下：

“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but your gigantic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m of natural philosophy has inspired me from my boyhood to the study natural science……

……

…… i remain,

yours most humbly

hsin p. soh ”

为了解束与爱因斯坦来往的关系（在1943年12月以前），此信中的‘acquaintance’的含义，甚为关键。按[12]和[13]，‘acquaintance’有‘相识’与‘熟人’的含义。如按‘acquaintance’为‘相识’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可译为：

“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但是你在自然哲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从我的少年时期到今日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在激励着我。

…………

……我仍是

最谦恭你的

束星北 ”

由这种译法可知：束与爱因斯坦在束写此信之前，是不相识的，因而也就排除了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可能性。

如按‘acquaintance’为‘熟人’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则可译为：

“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但是……”。

这意味着：束与爱因斯坦的来往并未到达熟人的程度，但并不排除束曾短期内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看来，刘与胡是在知道束给爱因斯坦的信情况下，是按‘acquaintance’为‘相识’去理解的。因此，他们在各自的书中避而不谈束的研究助手之事，也就易于理解了。但是，为什么不可按‘acquaintance’为‘熟人’，去理解束信呢？特别是束信在结尾处所写的“i remain”(我仍是)是与“熟人”相呼应的，作为能用英文写书的胡大年，为何又视而不见呢？

5 许良英的第三次看法

去年7月14日，《南方周末》有许良英的一文[14]，提出了他对此事他的第三次看法[14]。他说：

“一本52万字的《档案》（指刘海军的书），只字不提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这是作者的谨慎，值得称道。但回避这篇文章，不免留下遗憾，我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后认为，这是束先生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1957年开始，普遍出现说真话获罪，说假话受奖的怪现象，他的心灵扭曲后，自然就产生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假话，我就不可以？幸而这只是偶然为之，在他历次所填写的履历表上，从来不写这段‘光荣历史’。”

很显然，此时的许良英自己推翻了他13年前的看法：不是光明日报记者造假，而是束星北本人为了‘说假话受奖’而造假！



6 肯定看法的一些论点

（1）束星北与爱因斯坦是相识的

束在1932年至193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15]，在结尾处感谢了剑桥大学的eddington教授和mit的vallarta教授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并未涉及爱因斯坦。但束在随后发表的与[15]内容基本相同的[16]中，在结尾处，除感谢以上两人外，还感谢了爱因斯坦与周培源等人，并在注（6）中特别提到了爱因斯坦对[15]中的(5)式提出了怀疑，因而在[16]中束对此给出了正式的证明。束还进一步在1934年发表的[17]中，进一步在注中说明爱因斯坦对[15]中的（5）式的怀疑，是爱因斯坦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的。

由此可知，束与爱因斯坦在1934年前就相识了。

（2）束文讲错了年份

如前所述，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宫苏艺向他约稿时，他随口而谈的，把他在德国的时间讲成是1928年至1929年，实际上是1927年至1928年，相差了一年。正是这一失误，成了许良英怀疑光明日报记者造假的出发点。

人的记忆是会有错的:毛泽东在时隔不到25年向斯诺讲他进湖南师范学校的入学年份时，也讲错了一年；束在时隔50年后，记错一年的年份并非大事与大错。如果束为造假而有意讲错年份，其目的是什么呢？许文却只字未提。

（3）王淦昌的看法

王淦昌（1907－1998）生前曾为中科院院士、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从1936年至1950年与束长期共事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两人彼此了解甚深。王对束的评价是：‘幼时聪慧异常，少年时即有独立奋斗精神’；‘我很佩服他的物理基础的坚实，思维的敏捷，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秉性耿直、豪爽，热爱祖国，热爱真理’；‘束星北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我常请教他，得益匪浅’。[18]

由于束不喜自我张扬，束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前，王和一些浙江师生并不知道其为研究助手的事。在束文发表之后，王在1988年所写的束著《狭义相对论》序言的第一稿中，即认为‘他在德国期间，曾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19]；4年之后的1992年，王在为该书的序言定稿时[18]，仍坚持以上的看法。1997年，在许良英发表其第二次看法之后，王在知道许的观点的情况下，王发表自传性的普及读物《无尽的追问》[20]时，王仍坚持束曾为爱因斯坦的助手的看法。

（4）浙大校友的看法

有些浙大校友，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听到过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可能源于束偶尔说出去的。那时的他，决不可能为了50多年后的‘说假话受奖’，而设下如此的伏笔！

（5）‘故意隐瞒’与‘可填而未填’

许良英在[7]和[14]中，都强调如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的助手，他应在其履历表填上，而不应该‘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

其实，国外的研究助手和助教通常是临时的工作。如在美国，当研究生而领取奖学金或助学金的，无需专门填写职称表格，就自然取得了助教或研究助手的职称。因此，‘填’与‘不填’均可，不存在‘不填’就是‘故意隐瞒’的推论。

（6）束星北得到的奖赏

束文发表时的1979年春天，也正是我国和他本人的科学春天，他正受到海洋研究所高度的信任与重用，正在主持“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自编讲义，亲自讲授，正在奋不顾身地为培养海洋动力学的人才而拼搏。那时的他，哪有时间去计谋‘说假话受奖’！

正是他以奉献的心灵与努力，获得了他从未料想到的奖赏：山东省在青岛科技文化园中为他树立了铜像！



参考文献



1. 周培源. 《爱因斯坦文集》序. 载于：许良英，范岱年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 蔡树棠. 周培源. 中国大百科全书 物理学ii，第1269页

3. 申生甲. 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略，第177页。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4. 束星北. 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光明日报，1979年3月9日

5. 政协江苏邗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85至89页. 1993

6. 胡济民，许良英，汪容，范岱年.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第212页.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7. 许良英. 1992年12月26日给[5]的编者的信，[5]第141－144页

8. 李寿楠.1993年1月25日给[5]的编者的信，[5]第145－148页

9. 刘海军.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0. dannian hu. 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w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hsin p. soh（束星北）. a letter from hsin p. soh to einstein, 1943年12月17日

12. 郑易里等编. 英华大辞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词典组. 汉英辞典.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14. 许良英. 大学生暑假阅读书目. 《南方周末》，2005年7月14日第30页

15. hsin p. soh. a theory of gravitation and electromagnetism.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1932-1933, 12:298-305

16. hsin p. soh. theory of gravitation and electromagnetism.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1933, 1:74-81

17. hsin p. soh. theory of gravitation and electromagnetism, 1934, 国立浙江大学科学报告（science reports, university of chekiang）, 1(1):135-142

18. 王淦昌. 《狭义相对论》序言. 载于束星北. 狭义相对论.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5

19. 王淦昌. 《狭义相对论》序言初稿. 载于《王淦昌全集》第5卷，第141－143页.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20. 王淦昌. 无尽的追问.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