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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因斯坦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

摘 要:爱因斯坦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人。他的伦理思想丰富而深邃,他的道德实践切实而感人。这位知行合一的伟人不愧是世人做人的楷模。
关键词:爱因斯坦 伦理道德 人生观或人生哲学 真善美

abstract: albert einstein not only is a greatest scientist and thinker but also is a great man in 20 century. his ethical thoughts are rich and deep, and his moral practices are realistic and touching. the great man, uniting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s worthy of a moral paragon for common people.
key words: einstein, ethics and morals, outlook on life or philosophy of life, the true-good- beautiful.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人。他的科学思想、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思想都是颇有见地、不同凡响的。他虽然没有大部头的伦理学著作,但却有丰富的伦理思想。这些伦理思想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中,也渗透在他的切实行动中。本文拟将他的有关伦理问题的零散论述以及他的道德实践加以归拢和梳理,以纪念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创立100周年和逝世50周年。

一、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是爱因斯坦伦理思想的基础。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反对猪栏理想,追求真善美。他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真和美。……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可鄙的。”“我也相信,简单纯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在一语道出了他的人生哲学的主旨后,爱因斯坦进而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加以论述。他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 来。”“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1],pp. 35,38,271)这是因为,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p. 38)正是由于认识到人是为社会而生存的,所以爱因斯坦岂止是“吾日三省吾身”。他这样道白:“我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用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和至今还在领受了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简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1],p. 42)
爱因斯坦敏锐地洞察到,由于未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成我们时代的危机。他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看法:现在的个人虽然比以往更加认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但是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论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不自觉地做了自己唯我论的俘虏。([1],p. 271)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他经常把那些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作为楷模加以颂扬。他称赞俄国作家高尔基是“社会的公仆”,褒扬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佩布兰代斯“在默默无声地为社会服务之中寻找自己生活的真正乐趣”,是我们这个缺乏真正的人的时代中的“一个真正的人”。他一再表白:“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密切的社会结合。”([1],p. 39)
在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坚持个人应为人类或人民服务,应与他人无私合作的原则。他像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那样,把“服务而不是统治”视为“个人的崇高使命” 。在他的心目中,为人类服务是至高无上的和无比神圣的:“没有比为人类服务更高的宗教了。为公共利益而工作是最大的信条。” 爱因斯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呼吁人们诚实地回报同胞的辛勤劳动:既从事一些能使自己满意的工作,也应该从事公认的能为他人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爱因斯坦把无私合作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希望人们学会通过使别人幸福来获取自己的幸福,而不要用同类相残的无聊冲突来攫取幸福。他在一位青年的名言集锦簿中这样深情地写道:“你们是否知道,如果要实现你们炽热的希望,那就只有热爱并了解世间万物——男女老幼、飞禽走兽、树木花草、星辰日月,唯有如此你们才能与人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睁开你们的眼睛,打开你们的心扉,伸出你们的双手,不要像你们的祖先那样从历史中贪婪地吮吸鸩酒毒汁。那么,整个地球都将成为你们的祖国,你们的所有工作和努力都将造福于人。”([4],pp. 33~34)
爱因斯坦强调个人献身社会和服务他人,并不是要禁绝人的正当欲望和泯灭人性,更不是假道学和唱高调。他在他所说的“人类的兄弟关系和个人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使二者协调一致。他一方面认为,“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另一方面又指出,“自我牺牲是有合理的限度的”。([1],pp. 63,499)他明确表示:“道德行为并不意味着仅仅严格要求放弃某些生活享受的欲望,而是对全人类更加幸福的命运的善意关怀。”([1],p. 157)他也强调社会应对个人负责,尊重个人自由和应有的权利,尤其不能用暴力侵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因为,爱因斯坦深知:“个人及其创造力的发展,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财富” ;“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自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社会”([1],p. 143)。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他特别提出:“我们不仅要容忍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的差别,而且确实还应当欢迎这些差别,把它们看作是我们生活的丰富多彩的表现。这是一切真正宽容的实质;要是没有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宽容,就谈不上真正的道德。”([1],pp. 157~158)
对待金钱或物质财富的关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人生观或道德价值了。爱因斯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巨大的财富对愉快如意的生活并不是必需的”([1],p. 14),“生活必需提供的最好东西是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他甚至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绝对相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这事业最热诚的人的手里也是如此。只有伟大而纯洁的人的榜样,才能引导我们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行为。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有谁能想像像摩西、耶稣或者甘地竟挎着[钢铁大王]卡内基的钱包呢?”([1],p. 37)爱因斯坦对金钱的态度与他的同胞叔本华的看法何其相似:“金钱,是人类抽象的幸福。所以一心扑在钱眼里的人,不可能会有具体的幸福。”

二、以人道主义为本的善意
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以人道为本的善意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出发点。他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伦理的人道主义的综合、扬弃和创造。所谓科学的人道主义,按照卡尔纳普的说法,其要义是:第一,人类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保护者和仇敌,因此人类的任务就是去做一切可以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第二,相信人类有能力来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即免除目前所受的许多痛苦,使个人的、团体的乃至人类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都得到改善;第三,人们一切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而科学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看作改善人们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工具 。所谓伦理的人道主义,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应建立在逻辑、真理、成熟的伦理意识、同情和普遍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5],p. 81)。爱因斯坦的人道主义是他看待和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的善意的、圣洁的情怀。
爱因斯坦把人道主义视为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本性,并揭示出它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和宝贵价值。他说:“欧洲的人道主义理想事实上似乎不可改变地与观点的自由表达,与某种程度上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与不考虑纯粹的功利而面向客观性的努力,以及鼓励在心智和情趣领域里的差异密切相关。这些要求和理想构成欧洲精神的本性。”“它们是生活道路中的基本原则问题”。([2],p. 181)
爱因斯坦的科学的人道主义也许来自古希腊精神所导致的创造源泉,他的伦理的人道主义恐怕源于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原则——无此则健康愉快的人类共同体便不能存在。他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文明总是基于我们文化的保持和改善。而文化则受到两个源泉的滋养。其一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所更新和补充的古希腊精神。它要求人们去思考、去观察、去创造。其二来自犹太教和原始的基督教。它的特征可以用一句箴言来概括:用为人类的无私服务证明你的良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是从创造的源泉和道德的源泉进化而来的。”他看到,道德源泉对于我们的生存依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它在现时已经丧失了它的许多功能。必须从道德源泉汲取伟大的力量,以克服社会中的罪恶。([6],pp. 220~221)
源于犹太教的人道原则是爱因斯坦终生的信条,这些信条在他的心目中无异于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越来越把人道和博爱置于一切之上,……我们所有那些被人吹捧的技术进步——我们唯一的文明——好像一个病态心理的罪犯手中的利斧一样。”([4],p. 78)面临人道原则在德国和西欧蒙受损失和时代的腐败堕落,爱因斯坦大声疾呼:“正是人道,应该得到首先的考虑。”([6],p. 71)他经常敦促人们以忧乐与共的心情去理解同胞,以便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和睦相处。他说:“我们最难忘的体验来自我们同胞的爱和同情。这种同情是上帝的礼物,当它似乎是不应得的时候,他就更加使人高兴了。同情总是应该用真心诚意的感激之情、从人自己的机能不全的感觉中流露出来的谦逊来接受;它唤起了投木报琼、投李报桃的欲望。”([4],p. 331)爱因斯坦的人道主义充满了“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
与尊重和弘扬人道原则伴随,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争取和捍卫与人道密切相关的人权。他所理解人权的精神实质是:保护个人,反对别人和政府对他的任意侵犯;要求工作并从中取得适当报酬的权利;讨论和教学的自由;个人适当参与组织政府的权利。他强调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但却不常被人提及的人权,那就是个人有权利和义务不参与他认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活动。([1],p. 322)

三、科学与伦理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个关心伦理问题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多次讨论过科学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二者之间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他赞同休谟的观点:一组由关于事物存在的描述性的判断所组成的前提(不论其多么完备),不能有效地导出任何命令性的结论(一个以“应该”形式出现的语句)。他说,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我们一般希望的东西和我们作为属于知识世界而研究的东西。在科学领域里根本作不出道德的发现,科学的目的确切地讲是发现真理。伦理学是关于道德价值的科学,而不是发现道德“真理”的科学。([7],p. 145)是什么的知识并未向应该是什么直接敞开大门:人们能够具有最明晰、最完备的是什么的知识,可是却不能从中推出我们人类渴望的道德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只能向我们提供达到目标的手段,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和对达到它的渴望则来自另外的源泉。正是在这里,我们面临着科学和纯粹理性的限度。他说:“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是身躯,但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1],p. 190)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也明确指出,尽管科学和理智思维在形成目标和伦理判断中不能起作用,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为达到某个目的某些手段是有用的,此时手段本身就变为目的。理智虽然不能给我们以终极的和根本的目的,可是却能使我们弄清手段和目的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评价它们并在个人感情生活中牢固地确立它们。([2],p. 22)此外,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准则,不过逻辑思维和经验知识却能使伦理准则合乎理性和连贯一致。如果我们能对某些基本的伦理命题取得一致,那么只要最初的前提叙述得足够严格,别的命题就能够从它们推导出来。([1],pp. 280~281)由此可见,科学对伦理的关系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即提供逻辑联系和方法手段。伦理对科学的知识内容毫无作用,但是对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对科学的技术应用却起支撑和定向作用,此时独立于科学的伦理便与科学结缘了。
像数学公理一样的基本伦理准则从何而来呢?归拢一下爱因斯坦的零散看法,其源泉大致有四。第一,它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崇高目标和深厚底蕴,这些东西构成我们的抱负和评价的牢固基础,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感情生活的支点。这是宗教的重要的社会功能。第二,它们来自健康社会中的强有力的优良传统。这些影响人们的行为、抱负和判断,调整和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关系。第三,它们来自我们天生的避免痛苦和灭亡的倾向,来自个人积累起来的对于他人行为的情感反应。它不是通过证明,而是通过启示,通过强大的人格中介形成的。第四,只有由有灵感的人所体现的人类的道德天才,才有幸能提出广泛且根基扎实伦理公理,被人们作为个人感情经验基础而逐渐接受。但是,他反对把道德基础与神话和权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伦理公理的建立和检验同科学公理并无很大的区别,它是经得起经验考验的。([2],pp. 22~23;[1],p. 281;[4],p. 83以及 )
正是基于科学与伦理之间的独立性,爱因斯坦指明,责备科学损害道德是不公正的([1],p. 282)。只有当道德力量退化时,科学和技术才会使它变得低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护它,即使我们业已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无能为力([6],p. 205)。也正是基于道德与科学分离的观点,他坚决反对贬义的科学主义即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他表明,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生活上去目前已经成为时髦,但是,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科学方法这个工具在人的手中究竟会产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

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手段日益完善、目标每每混乱的时代,因此他格外强调科学的局限性和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巨大意义。他说:科学本身不是解放者,不是幸福的最深刻的源泉。它创造手段,而不创造目的。它适合于人利用这些手段达到合理的目的。当人发动战争和进行征服时,科学的工具变得像小孩手中的剃刀一样危险。我们应该记住,人类的发展完全依赖于人的道德发展而定。([6],pp. 413~414)这是因为,如果手段在它背后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那么手段无非是迟钝的工具。倘若在我们中间达到正确目标的渴望是极其有生气的,那么我们将不缺少力量找到接近目标并把它化为行动的手段。([2],p. 24)他进而这样写道:“改善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你也许明明知道抽烟有害于你的健康,但却仍是一个瘾君子。这同样适用于一切毒害生活的邪恶冲动。我无须强调我对任何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努力都抱着敬意和赞赏之情,但我并不认为,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失可以用纯粹智力的努力加以补偿。”([11],p. 255)

四、科学家的社会和道德责任
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家,他的科学理论是象牙塔内的阳春白雪,但是他却坚定而勇敢地走出象牙之塔,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各种有益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他明明知道,“在政治这个不毛之地浪费许多气力原是可悲的”([11],p. 473)。他也看透了“政治如同钟摆,一刻不停地在无政府状态和暴政之间来回摆动。”([4],p. 40)他更明白,“有必要从大规模的社会参与中解脱出来”,否则“便不能致力于我的平静的科学追求了”([6],p. 75)。但是,追求真善美的天生本性,嫉恶假恶丑的理性良知,以及他的十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心,又促使他不能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就紧迫的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和声明,直接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之中。他说:“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1],p. 321)
他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科学家涉足社会和政治问题被认为是多管闲事乃至越俎代庖。但是,爱因斯坦并不如是观。他在写给同行的信中这样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讲是对人类事务应该保持缄默。德国的情况表明,随便到什么地方,这样的克制将导致把领导权不加抵抗地拱手让给那些愚蠢无知的人或不负责任的人,这样的克制难道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假定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这样的人都以如此方式思考和行动,那么我们会是一种什么处境呢?我不会为我说过的话中的每一个词感到后悔,我相信我的行为是有益于人类的。”([6],pp. 292~293)
在爱因斯坦看来,缄默就是同情敌人和纵容恶势力,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科学家有责任和良知以公民的身份发挥他的影响,有义务变得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有勇气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如果人们丧失政治洞察力和真正的正义感,那么就不能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他揭示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不感兴趣,其原因在于智力工作的不幸专门化,从而造成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愚昧无知,必须通过耐心的政治启蒙来消除这种不幸。他把荷兰大科学家洛伦兹作为楷模,号召人们像洛伦兹那样“去思想,去认识,去行动,决不接受致命的妥协。为了保证真理和人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斗。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不久将回到那种允许我们享有人性的态度。”([1],p. 150)
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社会危机此起彼伏,文明价值日益式威,精神时疫无孔不入,其生存环境是相当严峻、相当险恶的。加之在当时,科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在旧的学术传统内是没有先例的,而爱因斯坦的超越国家和个人的政治见解又往往遭到当局的嫉恨和迫害,遇到群氓的嘲讽和反对,以及受蒙蔽的民众的不理解和冷遇。在这种情况下,要站出来讲真话并付诸行动,需要何等的道德力量和勇气!但是,坚信“人类一切珍宝的基础是道德基点” 的他,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爱因斯坦也对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误用、滥用、恶用同样十分关注。他向来认为,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的沦丧和人类的悲哀。科学家在致力于科学研究时,必须以高度的道德心,自觉而负责地担当其神圣的、沉重的社会责任,警惕和制止科学和技术误入歧途或被人引入歧途。他强烈谴责那些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专家,呼吁人们要以诺贝尔为榜样,要有良心和责任感,坚决拒绝一切不义要求,必要时甚至采取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1],pp. 205,213)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讲演中谆谆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6],p. 171)
爱因斯坦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为科学家和民众树立了榜样,也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遗产——开放的世界主义、战斗的和平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远见卓识的科学观、别具只眼的教育观、独树一帜的宗教观。像爱因斯坦这样在科学上有划时代贡献,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又如此有责任感和道德心,在人类的历史上难觅第二人。

五、“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爱因斯坦不仅以卓著的科学成就和博大的哲学思想(科学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而伟大,而且也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而伟大。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比作为一个学者的爱因斯坦还要伟大。当他活着的时候,全世界善良的人似乎都能听到他的心脏在跳动;当他去世时,人们不仅感到这是世界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个人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样的感觉是罕有的,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生与死引起这样的感觉,也许还是头一次。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呢?
它来自爱因斯坦的做人和为人。有人曾问普林斯顿的一位老人:你既不理解爱因斯坦的抽象理论,也不明白爱因斯坦的深邃思想,你为什么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西班牙的一位优秀的大提琴家说:“虽然我无缘亲自结识爱因斯坦,我却始终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肯定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在许多文明价值摇摇欲坠时人类良心的支柱。我无限感念他对非正义的抗议,我们的祖国就是非正义的牺牲品。确实,随着爱因斯坦的去世,世界失去了它自身的一部分。”([12],p. 240)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活在广大普通人的心中 ,主要在于他热爱人类,珍视生命,尊重文化,崇尚理性,主持公道,维护正义,以及他的独立的人格,仁爱的人性,高洁的人品。
英费尔德多次讲过,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位好人的善的源泉。他说,对别人的同情,对贫困、不幸的同情,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过同情的共鸣器起作用。但是,善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根源,这就是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善的、清醒的思想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实,因为这些品质使生活变得更纯洁、更充实、更完美,因为我们用这种方法在消除我们的灾难,减少我们生活环境之间的摩擦,并在增加人类幸福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在社会事务中应有的立场、援助、友谊、善意,可以来自上述两个源泉,可以来自心灵和头脑。英费尔德更加珍视第二类善意——它来自清醒的思维,并认为不是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十分有害的。([12],pp. 249~250)
英费尔德的分析的有道理的。在爱因斯坦身上,理性的思维和善意的行动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进而言之,爱因斯坦的善意的源泉,是建立在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以及对道德价值的明晰认识基础上的。他经常说,“我是自然的一个小碎屑” 这种谦卑感和敬畏感常常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成为他自知、自律、自制的心理动机和能量。不用说,对他人和社会的负债感和回报感,也是他的善意行动的巨大源泉。值得注意的是,他甚至能从逆境中汲取无穷的道德力量,并把历尽艰难困苦的道路视为唯一通向人类成熟和产生道德力量的真正伟大的道路([4],p. 76)。
爱因斯坦不仅对伦理的价值和道德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以身作则,有勇气在风言冷语的社会中坚持伦理信念并做出道德示范。他觉得,不管时代的气质如何,总有一种人的珍贵品质,它能够使人摆脱那个时代的激情([11],p. 620)。爱因斯坦对善的追求或为善表现在三个方面:正心(对己)、爱人(对人)和秉正(对社会)。他严于律己,时时以道德和良心自省,处处以先贤和时贤自勉。他宽于待人,满怀善良之心和博爱之情为人处事。他坚持正义和公道,投身社会比任何科学家都多,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行善举,干好事。良心是爱因斯坦的道德感的核心,良心使他的为善具有一种天职感和使命感。宽容是他待人和爱人的前提之一。他深得宽容的真谛和实质:尊重他人的任何信念,不仅仅是容忍,而且是谅解和移情,更应当欢迎差异和异议。爱因斯坦经常在文章和讲演中推崇和宣扬他心目中的贤良之士,这既是自己从善如流的需要,更是为了在世道浇漓和浮躁浅薄的时代彰善瘅恶、扬清激浊、匡救世风——这也是他为善的一种方式。
爱因斯坦具有罕见的独立人格。他深知独立性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把这种人格视为人生真正可贵的东西。他始终如一地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目标,他反对迷信权威和个人崇拜,他向往孤独和超凡脱俗,都是他的独立人格的体现。爱因斯坦具有惊人的仁爱人性。犹太教的上帝之爱和圣洁诫命,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道和博爱精神,以及东方佛教的“行善者成善”、“四无量心”(慈无量心:思如何予众生以快乐、悲无量心:思如何拯救众生脱离苦难、喜无量心:见众生离苦得乐而喜、舍无量心:对众生一视同仁)和儒家“仁者爱人”的箴言,似乎在爱因斯坦身上集为一体。他富有爱心和同情心,乐于助人——即使在向求助者提供帮助时,他也特别注意尊重对方,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他一向平等待人,不管他们是总统、皇后、大学校长、社会名流,还是青年学生、普通工人和农民,那怕是社会最底层的侍者、佣人乃至偏执症患者,他都以礼相待。爱因斯坦也具有感人的高洁人品。他淡薄名利,简朴平实,谦虚谨慎,持之以恒,通脱幽默。即使在将要离开人世时,他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索取:不举行任何宗教的或官方的殡葬仪式,不摆花圈花卉,不奏哀乐,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秘密存放,住宅禁作纪念馆,以免时人和后人前往凭吊、瞻仰和朝圣。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和例子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有关传记和我的著作 。我们对爱因斯坦的德行了解地越多,我们就愈能体会出世人称他为“上帝的使者,人类的仆人”的真正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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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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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303,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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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材料,可参见李醒民:爱因斯坦为什么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北京:《民主与科学》,2004年第4期,第2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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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1版,第45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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