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命神圣恶死而乐生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时髦，其不胜枚举的长足进步，让我们为之骄傲欣喜庆幸不已；但诚如狄尔泰所言，“我们这一代人脸上挂满了微笑，眼角却是忧伤的。”在基因技术进步的背后，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使人进入“上帝”死了、精神无家可归的迷茫，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人是宇宙间唯一生而背负自己生死问题的生灵，生与死是人类忧伤的重要原因之一。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1]
人的生死现象虽有别于植物之生死，但归根到底也要与植物一样遵守相同的自然规律。源于对死亡至深的恐惧，源于求生的不可遏止的情绪性要求，源于对最终生存幸福的渴望，否定死亡、追求不朽成为人类自古以来最强烈的一种冲动，它是人类对生存无限眷恋的最高表现，是爱生恶死的极致。生命是人的情绪的本能追求，是人的自然欲望，这种欲望使生总是怀着抗拒死的情绪，在与死亡不断激烈抗争中获取生，早在《镜花缘》中的不死国里，就寄托了人类对长寿的梦想。从中国儒家“未知生，焉如死”的重生轻死观、道家“死生，命也”的生死齐一观、墨家“勤生薄死”的生死态度，到西方赫拉克里特“生死同一”、德谟克利特“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卢克莱修“我们应当顺应自然的厄运”等等对生死的理解，诸如基督教“恶生存恋死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勿忘生，勿恋死”、“关切生存，厌恶死亡”的生死观，无不体现出传统生死观“惜生防死”的伦理规范。带着对毁灭和痛苦的惧怕，渴望着更广阔的生存和快乐，人类在有生之年孜孜以求永生，以期治疗一切疾病，停止细胞老化，除非遭遇意外，否则人就可以永远不死。但世界上没有长生不死的生物个体，区别无非是寿命的长短，有的几分钟，有的几小时，有的数十上百年。但另一方面，自然界又存在一个永恒真理：生即是死。每个生命个体在死亡之前，总会以某种方式繁衍与自身性状相似的后代以延续生命，例如微生物，采取自行分裂的方法繁殖，分裂后子代与亲代的遗传物质完全同一，在这个意义上微生物没有“个体”的死亡。死亡是生物进化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自然生死观在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设立价值尺度的同时，也确立了终极价值根源和生物繁衍进步的根据。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相信，人类已进化到这种境地，以至于可以作为重塑自然的设计师来继续生命未来发展的创造性进程，“生命的历史性被简单取消，摆脱了时空的限制，生命无限伸展着可能性。”[2]过去人们对生死问题完全无法自主，只能如一个从未接触过剧本匆匆登台的演员，应该在什么时候出场完全是被动的，什么时候结束亦然，全凭“上帝”这个导演随心所欲。但依靠胎儿诊断、器官移植、克隆、安乐死等医学技术，人类得以越来越深地介入生死过程，替代上帝之手既改变“生”的状态，如将怀孕从偶然变为遗传检查和控制的结果，人们已经有可能选择自己后代的出生，也改变“死”的状态，现代基因技术在疾病防治、健康保健直至延年益寿方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勾起了人们对永生的无限憧憬，人之生死过程越来越不成其为自然的过程，而成为人为之事。古希腊时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100年前世界人类平均寿命不到50岁，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以上。英国政府的一位高层科学家表示由于人类遗传基因研究上的突破带来的医学进展，未来的基因技术将使人类能够控制衰老进程，人有活到1200岁的潜力。有人相信人类将通过克隆技术达到永生，如果记忆能转移，克隆人记得原创人的所有经验，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长生不死，原创人死了，克隆人继续活下去，这是另一种概念意义上的永生。虽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基因技术的发展已接近于揭示出人类衰老与死亡的生物机制，如果弄清了导致衰老和左右寿命的机制，中国神仙传里的长寿老人彭祖在将来也许会融入现实。未来人的寿命究竟会有多长，现在谁也无法预言，但后代将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是勿庸置疑的。且不管有没有与长寿有关的基因，通过器官移植、优生、克隆等技术对疾病进行治疗，加之生活环境与我们自身基因的协调，并改写某些基因，即使达不到1200岁，达到200岁应该是可能的。从古代炼丹术到现代基因技术，人类逐步挖掘出长寿的秘密，死亡的威胁不断弱化。基因技术首次使人类有机会改变自身的自然本性以提高生命质量，步入“完美生命”时代，个体依赖基因技术趋于不朽，社会却因此而问题重重。
2　基因时代怎一个“老”字了得
千百年来一直寻找长生不老秘诀的人类，终于有可能规划漫漫长生了，但当人类真的开始悉心思量未来时，却突然发现很多现在看似寻常的事情，将会在长寿路上变得截然不同。由此，全民长寿能否成为社会现实却不仅是技术问题，最大的悬念在于现有的伦理架构将面临极大的挑战。长寿的美梦在社会还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实现，诸多现实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如果只有少数人能获得长寿，围绕获得长寿的权力就会出现残酷的争夺；如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又能长寿，社会进步将因专制而停滞，一人长寿将导致更多人的死亡，为此，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能活1200岁，中国的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人人都能长寿，则人口爆炸问题、生活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问题等等就会变得异常尖锐。它将带来人满为患的威胁和上下几代人之间的对立，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和空间上下几代人之间可能进行大量的畸形竞争。现代生活在经济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推动下，使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竞争性和变动性加剧，日益扩大着参与社会的难度，老龄化问题突显而出。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工作由机器来取代，因为机器能做得更快更好更有效，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与意义的老年人在某些文明国家发起一些运动，要求政府立法准许他们自杀。因为60年来他们习惯处于不断的活动、焦虑和紧张之中，但当60岁退休时，他们却发现不可能休息、放松，在生命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不能无所事事。平均仅有几十年寿命的人类，已经为日益严重的人口、社会问题头疼不已，而人活1200岁时给地球带来的压力不仅仅是10倍，而是一个整数的10次方！这一增量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变得无立锥之地。所以，在基因技术时代里，西方国家政府未来也可能被迫采取一胎化政策，人类将在长寿与节育之间做出苦涩的选择；届时，西方天主教思想中的激烈反节育和反堕胎的教义将必然受到全面的冲击。
美国科学家i·阿西摩夫认为：“假如地球上只有很少人甚至没有人死亡，也就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出生。这就意味着一种没有婴儿的社会。这将是由同样的脑子组成的社会，没完没了地沿着同一道路循环往复旧习陈规。必须记住：婴儿拥有的不仅是年轻的脑子，而且是新生的脑子。每一个婴儿在遗传特征上，不同于前所生存的任何人类个体。幸亏婴儿，才不断有新鲜的遗传组合注入到人类，从而打开通向改进和发展之路。”[3]去掉老年的痛苦和不适是令人愉快的，但我们创造一种人种，全由老迈、疲倦、厌烦、依然如故的人组成，而不容新的更好的成分，却不是人类所盼。没有新思维的注入，人类必将走向末路。从本质而言，一个人的死，意味着其他许许多多的生命体开始了生的过程，生包含于死，个体之死不过是类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特定对象而言是死，从生命整体来看则是新生。现代经济社会的竞争与剧变，加大了现代人生活的压力，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中无忧与不争为忧患和不安所替代，现代人因基因技术进步所获得的长寿，并不能消除人生中痛苦、孤寂、失落、抑郁等永恒存在的人类情感。现代著名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伯纳德·哈林谈到基因技术时说：“基因技术应把注意力从现在转到未来，从医患关系中关注个人人格至上转到关注医学的社会共同责任和关注整个人类社会。”[4]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李·西里弗教授认为，死亡虽令人伤感，但它对人类社会进步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任何寻求永生的企图都是违反自然的，不利于生物进化。个体过长的寿命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退化，宇宙的运行需要靠正反两极的交互作用，只有生命的正极而无死亡的负极是违反宇宙法则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中都认为生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近代科学之后，生命的神秘性消失了，在科学家眼中生命不过是各种各样物质的某种组合，人们有权利对它进行重新组装。敬畏感的丧失导致基因技术对生命施行任何人们认为“合理”的改造。一旦个体没有了死亡的威胁，情况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这就如同我们只歌颂白天，而不让夜晚也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一样，生是死的开始，而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它们是绵绵不断、无始无终的永恒生命长河中的两个极小点，是类的延续的基本因素，否则我们的生活将严重失去平衡。个体生命过长必然造成社会形态发展的停滞，社会进步乃至生物进化的动力可能因此丧失。如动物中乌龟是千年长寿的典型，个体发展缓慢而漫长，“生命在于静止”在这里得到诠释，但物种进化链因此而迟滞延缓，最终阻碍了类的发展。

3　存，吾顺之；殁，吾宁矣
现代科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越来越集中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涉及人本身，即科技越来越“内向”化。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当今炙手可热的生命科学浪潮，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后一道界限”，这必将改写人类的文明史。基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延长了人的生命，但同时也带来生命的质量问题。目前正在发生的正面影响是，透过基因改造工程，可以消除与基因有关的疾病；但负面影响是，人们可能干预自然，有意制造更聪明、更完美、更长寿的人类。
马克思认为：“死似乎是类对特定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5]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对人类个体来说，生命的存在永远是暂时的，死亡显示出任何事物的存在均非永久的，任何事物均会毁坏死亡，即便是坚硬挺拔的高山也会崩塌成碎土，强大的古老帝国终究只余残垣断壁任后人凭吊，如《红楼梦》中所言：“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当我们能坦然接受死亡，而将它视为生命周期的另一个面貌时，我们将以欣赏的眼光去面对生活的每一种遭遇，并赋予其价值，因为这些遭遇将不会再重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人的生命是由一串短暂的片刻贯穿而成，生命之攸关不在于未来如何，而在于在现实之中融合过去与未来，“生如夏花之灿烂，死若秋叶之静美。”
在印度人眼中轮子代表根深蒂固的生死轮回，几千年来亿万人一直在做一件事：试着去停止那个转轮。而事实上，要使它保持转动才最困难。人不管能活多长时间，在自然规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对个体来说死亡不可避免，但如何对待死亡是一个是否理智、是否具有理性的问题。《庄子》中有一个寓言：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之帝浑沌的家乡，浑沌待他们很好，他们为报浑沌之德，仿照人的七窍，为浑沌凿七窍，一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寓言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指望长生不死不是人的一种健康合理追求。但人的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并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儿童很早就对死亡问题发生兴趣，但他们更关心于“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三五岁的儿童关于死亡的认识是不涉及本人的；人人都会死，我将活下去。而“成人之怕死犹如儿童怕入暗处；生与死同其自然，也许在一个婴儿方面生与死是一般痛苦的。”[6]基因技术的发展，重燃起对生之眷恋的人们的无限狂热，期望能诚如稚龄儿童所思的“我将活下来”，个体役制于技术视野终将影响类的进步与发展。
只有放弃个人永生的信念，才能提出生命意义这个深刻的人生课题。正因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才显出生命的宝贵，愈感失时的痛苦。而趋于不朽的人是不必着急的，他们躺在生活的软床上反复吟唱明日歌，来日方长，最终白了少年头。可以说，无限长的生命是没有具体价值的，死亡是生存的另一种形式，对死亡的追问是对生命意义的特别解读。海德格尔充分意识到人的生死互依和转化，强调人“出生”即“入死”，因而，人要生存就要敢于站到“生存”之外。[7]我们若明白了这种“生死互渗”的道理，就可以在面对死亡时，或在深思死亡时使自我的生命获得长足的发展，力求把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统一起来，建构出一个健康正确有意义的人生观，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价值，这可称之为“生死相长”，即由对死的体认中获得生的智慧、生的动力和生的意义。
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生命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唯有“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决于人之一生的内涵如何，人努力使自我的生命更起伏更丰富更有滋味，也就不必悲叹人生的短暂。“在人的对象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当人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中去时，人就实现了‘生命’与非生命”的互相转化。”[8]恩格斯认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9]正因有死亡的存在，反而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要为活着而活着，任何明天都是一个不定数，我们应把握生命的质，而不是计算生命的量。永远跟着生命的河流走，永远不要去违反那个流，在全然放松中享受存在之美，以生命的量换取生命的质，是仁人哲学；以生命的质换取生命的量，是庸人哲学。“存，吾顺事；殁，吾宁矣。”

【参考文献】
[1]　老子·23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
[2]　西田.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72.
[3]　i阿西摩夫.人体和思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52.
[4]　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1.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6]　f培根.人生论[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88.
[7]　m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1977.
[8]　张曙光.生死问题与存在视域[j].哲学研究，2001(1).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