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技术批判理论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就技术、机器对人的奴役状态及其出路作了极富创见性的揭示。继马克思之后，海德格尔以其独特视角，对现代技术也作出了倍受关注、影响深远的批判。在那个人类技术活动还未极度发展和地球生存问题尚未完全暴露的时代，他们的批判无疑都具有超前性，但他们在关于技术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上却是大异其趣的，因此，对他们的技术批判思想作一比较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技术时代及其对人的奴役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他们对于其生活的时代的技术特征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批判力。
马克思明确地把18世纪末以来机器出现的时代称之为“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区别于“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特征就是机器生产机器。它是工场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较大规模地使用技术，使用机器制造机器时候的产物。虽然大工业使用的机器最初是由手工制造业生产的，但只有用机器制造机器才是真正的大工业。因此，它必须有适当的技术基础作为立足点。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工具是简单的工具，合成的工具，是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而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则是由技术发明的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构成。不仅如此，在机器生产中，工场手工业中按照工具的不同来分工的主观性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1]显而易见，机器大工业的基础是“直接的技术基础，”因此，机器大工业时代本质上就是一个技术时代。
海德格尔比马克思更进一步，他明确认为技术的统治是大工业时代的根本现象，他把他的时代称之为“技术的时代”，并认为不是机器产生出技术时代，而是技术产生出机器时代。他在《什么叫思想》中写道：“生产动力的那种机器归属何在？现代技术并不立足于电动机、涡轮机及类似的机器被开动，而是这类东西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能被制造，即现代技术的本质已经达到了统治。我们的时代并非因为它是机器时代就是技术时代，不如说，它之所以是机器时代，因为它是技术时代。”[2]
应该指出，马克思生活的机器时代或技术时代和海德格尔生活的技术时代在技术化的广度、深度上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的革命只是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技术化的程度仅仅局限于生产的个别部门、局部过程，还未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就它对生产的影响来说，它仅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海德格尔时代，技术已经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第一性的生产力。正因为这一点，相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技术时代，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就有一种“后”技术时代的意味。
尽管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这种时代间的距离，生活在科学技术方兴未艾时代的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肯定的同时，也对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作了无情的、尖锐的批判。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3]
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技术的否定面，他指出，机器大工业时代和工场手工业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人把工具只是当作自己的器官，工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则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工人的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器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因此，在工厂中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工人则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是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表现为工人的主人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对工人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5]工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奴隶。总之，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丧失了其为人的本质，被异化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消极作用的这种批判，明显具有后现代意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就认为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马克思已经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杰姆逊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
对技术的奴役作用，海德格尔以其独特的视角作了深刻的揭示。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时代的一切东西都打上了现代技术统治的烙印。人周围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对象性而沉沦为技术的“持存物”。自然界是现代技术和工业惟一巨大的加油站和能源，事物的物性在现代技术的贯彻着的生产中被融化为可供谋算的市场价值。不仅如此，人本身也变成了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人被其背后宏大、深刻的技术“座架”所框定，以一种非本源、源发性的技术性目光去看待一切，专一于单一技术性的展现活动，在技术的“受命”下无止境地开发、发掘、剥削、掠夺自然。甚至人自身也被看作是一种持存物，作为技术需要的所谓“备料”、“人力资料”、“人材”。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一样，都融化为可算计的市场价值。人与人的关系也被沦为一种技术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已经退居幕后了。正是因为人和物在技术的面前仅仅是一种可供技术谋算的持存物、常备物，他只关心他自己及其外物等一切存在者，而完全不可能再与“存在”发生关系。因此，技术的命定性注定了“存在”的遗忘。所以海德格尔不无悲怆地说：“技术在其本质中实为一种付诸遗忘的存在的真理之存在的历史的天命。”[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就对人的奴役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存在着明显的相通之处。
2　技术奴役的根源
为什么机器、技术的应用会导致人的奴役与人的本质的丧失？技术奴役的根源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机器、技术对人的奴役、压榨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应用，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技术对人的奴役根源在于人对人的奴役。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7]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发挥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对工人的压榨、剥削，因此，科学和技术实际上已经是资本的一部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8]同样，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表现为资本的特殊部分而同劳动、劳动者对立的力量。
不容否认，马克思也看到了技术在生产、分工上对人的控制、制约，但这种控制、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生产活动中难以避免的物质制约性、依赖性。的确，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紧张程度，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总是劳动，劳动不可能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甚至“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9]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技术对人的奴役关键不在于技术的物化，而在于技术的异化，在于技术归人格化的资本所有，在于资本的逻辑。因此，从整体上说，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是中性的工具，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导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
然而，海德格尔不同意“技术是人的工具”这一关于技术本质的工具性规定（当然，海德格尔并不否认这一论断的正确成分）。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为此，海德格尔从词源学的独特角度对“技术”一词作了细致的考察，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独创性见解。
据海德格尔考证，“技术”(techne)一词来自希腊语technikon。而希腊词的technikon作为生－产(verfertigung,production)的形态，作为产出poiesis(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的形态，实际上是一种解蔽(aletheuein,das entbergen,revealing,disclosing)。在海德格尔看来，每一种产出都建基于解蔽，技术之决定性的东西绝不在于制作和操作，绝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去蔽。作为这种去蔽或解蔽，而非作为制作，技术才是一种产出。简言之，依海德格尔之意，"techne"的原初含义就在于揭去遮蔽，让存在者显现出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的技术的揭示已不仅仅是让存在者自动显现出来，完全支配近现代技术的这种揭示乃是逼索，是对自然的掠夺、压迫。在技术的逼索活动中，自然界被迫显示、展现为不断地被开发、转化、贮存、分配等一系列环节，纳入一个密不透风、喘息不止的技术系统里。然而，这种逼索性的摆置活动，决不是纯粹由人们自由控制的行为，相反，它设置、摆弄人，亦即逼索人去以构设活动的方式把现实事物当作持存物即现成状态去蔽（显现）出来。对这种强求于人、而且人不能控制的力量，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作为“座架”的近现代技术并不仅仅在人们利用机器的地方起支配作用，而是渗透到存在者的所有领域，支配着整个现代世界。
可见，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座架。在技术的座架的命定中，技术是人靠自身无法控制的东西，人被座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的确，在机器大工业中，在使用自动化技术的大生产中，生产的每个局部过程及其结合状况都是由技术的应用来解决，而并不取决于工人，工人仅仅成为机器的看管者，服从于机器运动的连续性、划一性。而且，在技术时代，由于现代技术深入到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人类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也使人类深深依赖于技术，离开技术人类将寸步难行。另外，由于人类对自己智力的盲目自信导致的技术的滥用，产生了一些人类技术至今无法解决、无法很好解决的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原子弹就是人类技术产生的魔鬼，自从原子弹爆炸的第一朵美丽的蘑菇云升起后，人类无时不在原子弹的威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海德格尔说技术对人确实有一种控制或座架作用，无疑是十分深刻的。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这种消极作用的深刻批判无疑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深切关怀的意义。
但是，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逻辑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的，技术对人的奴役最基本的原因并不是技术有一种“原罪”，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于技术成了资产阶级攫取利润、霸权的工具，在于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奴役。海德格尔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的视角。
3　摆脱技术奴役的出路
由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在技术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他们对奴役性技术的拯救道路的看法也就迥然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根源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因此要消灭这种奴役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这一点的必然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才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生产资料、利用技术的时候，社会才能消灭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技术对人的奴役。到那个时候，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将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
与马克思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拯救在于回归到原初的“存在”本身，为此，必须对技术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
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座架是命定的，技术是人控制不了的力量，但他认为技术本身又蕴涵着拯救，“救渡乃植根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10]不过，他又指出技术本身又不会自在地能够拯救，并不直接就是拯救，要实现拯救关键在于人，关键在于人对存在的关注和顺应。海德格尔把人所归属而顺应的这个“存在之天命”称之为“大道”。“大道”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成道”（通向语言之途）的过程，即“道说”。“道说”的本真的方式有两种，即“思”和“诗”，准确地说，是“运思”和“作诗”。正是“思”与“诗”这两种合乎“道说”的本真的人言（语言），说出了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思维和语言中未思和未言说之物——“存在”，实现了对此种根基的追溯。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思想”赤贫的时代，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思。在他看来，正确的“思”就是“存在之思”，对存在的倾听，而不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表象式思维。这种积极倾听“存在”的顺命态度表现在对待现代技术上称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海德格尔深知，“对于我们所有人，技术世界的装置、设备和机械如今是不可缺少”，“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使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让它们出去，即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对物的泰然任之”指的就是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是”又说“不”的态度。除了“思”之外，人响应于“存在之言”（“道说”）的另一种方式是“诗”（此处做动词用，即作诗）。作诗就是“度量”，就是说，人要按其本真，即如其所“是”而“存在”——栖居。由“思”到“诗”就是“存在”由“隐”到“显”。
“语言是存在之家”，“思”与“诗”都是本真的“语言”，“思”与“诗”融合为一——“诗意之思”、“思性之诗”就是超越技术，拯救“存在”的道路。
应该承认，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无庸置疑是十分深刻和犀利的，但是，他把“思”和“诗”作为解决技术奴役问题的途径，使他和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对技术的批判仍然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局限于精神领域的呐喊，而缺乏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批判，所以他们的批判最终不过是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式的词语“革命”，而不懂得实践批判的意义。由于技术的奴役在于它是作为一种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工具，作为攫取利润、霸权的手段，如果不消灭它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对它采取“泰然任之”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的逻辑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只有消灭资本的逻辑，才能在合乎人的人性的基础上应用技术，才能“泰然任之”。
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存在之家，只有通过对语言的正确的“思”才能获得解蔽，才能发现存在的意义。这实际上把语言当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的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就是说语言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才是语言的根。因此，仅仅囿于语言的批判是舍本逐末的批判，是表面的批判。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包括海德格尔，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一种“词句”反对另一种词句，而不是反对现实的世界。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是彻底而现实的，是从“根”“本”上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异化现象的揭露，总是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深层，从中找出产生现代技术对人的奴役、导致人的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参考文献】
[1][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7.463.113.
[2]　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1.
[6]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c].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384.94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3-48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