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生态哲学乃是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关系的哲学，也是探索对象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由于技术处于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中介位置，故研究技术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将现代技术置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复杂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揭示其从工业文明的硬技术走向更高历史类型的软技术的必然性，并探讨了这一技术转变的现实途径和社会文化前提。
　一
工业文明的硬技术在短短几百年间迅速地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它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维持着几十亿人口的生存；它不断地提高着生活的水平，给人们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方便、闲暇和自由；它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时空间隔，形成了全球的紧密联系，密切了人们的交往与协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可抹杀的丰功伟绩。然而这种技术方式由于其构造的自然机理的缺陷和运作的社会条件的弊病，不能不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深远而复杂的破坏性影响。
（１）技术的构造机理关涉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属于“技术－自然”系统。而自然是由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地质的运动形式构成的物质统一体。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活动，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服从自然本身的属性，受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的规定和限制。就此而论，人类创造的一切技术都是与自然的法则相一致的。但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其物质属性来为自己所需的效用功能服务的技术，都有着特殊的选择性，现实中各种具体技术对事物的个别自然属性的利用，符合某种物质运动形式的规律，并不意味着符合自然系统整体的进化规律，并不一定与整个生态系统相融哈。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其构成机理就是通过分裂、分化、分解、分割的方式将复杂的自然事物变为单纯物，然后又将这些单纯物重组为符合人的效用功能的复合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将复杂物变为单纯物，再把单纯物变为复杂物的过程。这是机器文明的设计思想。”①这种技术方式只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不顾技术置身于其中的整个自然界。这就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使得自然过程难以用感官和经验去感知和体验。现今人类由于滥用这种单一的、机械的、暴力性的硬技术，加强对自然界的劫掠，以满足自己不断增大的物质欲望，产生了超过地球上各种自然运动的物质力量，各种冲击自然力量的总和在许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自然的限度，已经不能被吸收到自然本身的动态平衡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②
（２）技术运作的社会条件涉及社会体制，它属于“技术－社会”系统。在技术－社会系统中，技术可以满足人的效用功能的可能性还必须与社会需要相结合，才能成为技术追求的现实目标。在追求技术目标的过程中，技术研制机构、技术产品开发生产企业、技术输出输入渠道、技术政策和技术法规等技术建制的运行，又是受一定的社会集团、阶级、国家等特殊利益驱动的，同时，技术的社会运行总是处于具有特定历史传统的人们的文化环境中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追求“福利社会”的物质目标刺激了西方人对奢靡的物质消费品的社会需求，各种浪费性的商品生产技术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受获取最大利润的动机所驱使，一味迎合、引导顾客的消费心理，故意人为地制造“用毕即弃”的商品，从而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保障自己争夺物质资源和商品市场的暴力后盾，西方发达国家都把战争技术的研制摆到最优先的地位。各国政府对最具毁灭力量的现代化武器原子弹、氢弹、航空母舰、三叉戟潜艇、激光武器、生化武器等的研制，投入了巨量的资金、物质和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现代战争的后果证明，武器系统越是先进精良，战争就越是惨无人道，战争的破坏性已经具有了将我们居住的星球毁灭数十次的物质力量。同时，军备竞赛对于人、财、物力的巨大浪费也阻碍了经济建设，这种大规模地使用暴力的方式还给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带来了许多恶劣的习惯。
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也最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高度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工业技术方式运作的合理结构和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发规律的要求。但是，工业技术方式运行的技术建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结合到一起，就产生了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以技术为手段的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它维持并再产生着资本主义。从国际关系格局来看，第三世界对发达世界的结构性依附，导致了中心地区的发达与边缘地区的不发达。“依附发展论”学者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性发展在历史上有三种类型：即殖民地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而第三种依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维护不平等的当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依仗自己自己先进的工业技术，生产大量的工业消费品向第三世界倾销，向不发达国家推销昂贵的技术专利，以不平等的交换方式攫取大量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迫使南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从属于西方的经济需要，以此来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和剥削。
从文化上看，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是西方文化的母体孕育出来的，对于非西方世界，这种技术方式本身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但是，西方技术方式一经转移到非西方世界，它就能再生其母体文化，并瓦解其他文化。西方技术凭借物质变革的巨大作用而得以输入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以其舒适和方便的外在特征压制了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本土技术。伴随着未经选择的技术输入，西方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也一起侵入到不发达地区，诱发了人们过高的物质需求，这就严重地冲击了长期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行为规范和传统习俗，使人们放弃了热爱劳动、勤俭节约、乐于助人、团结合作等悠久的美德，放弃了人与自然和社会和睦相处的传统，改变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把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人们的文化环境割裂开来，导致了当地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动乱，使技术开发和经济发展陷入绝境。“因此，将西方和外国模式纳入传统技术的合法地位中将导致传统技术的崩溃。由于技术深深扎根于社会文化组织之中，传统技术的崩溃往往引起地方社区的瓦解，就其失去文化特性，在国家一级加重了对西方文化的依赖。”③
（３）在技术与人的存在的关系上，作为技术发明者和使用者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有其生存的生物物理条件和限度。人创制技术，原本是为了改造和利用自然，把人从各种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然而人类技术发展到现阶段，已通过破坏生态环境，危害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和自我调节机制，反过来恶化了人类生存的生物物理前提，造成人的机体的适应能力在短期内无法适应由技术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超过了人类健康生存的自然限度，产生了大量由环境恶化引发的疾病，威胁着人的健康和生命，甚至还引起了人类种群遗传结构的不利变异。
在人的精神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虽然在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上解放了人，给人以更多的自由和从事创造性活动更多的时间。但是，现代技术大批量地生产人物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把人的技能性制作湮没在单一的使用功能的生产中的过程，它减少了人们加工物质时的大量熟练、艰辛的手工劳动，同时也除去了人们在手工劳动中的艺术享受，使劳动者失去了创造性地使用双手和大脑的乐趣，令人感到十分单调、枯燥、烦闷、空虚。而且“艰辛的过程确实是锻炼智力手段的机会。因此，轻而易举地减少持续时间是违反智力反应的。这是人的思维的危机”④。
总之，从工业文明的硬技术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的巨大的负面效应来看，这种技术方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在不可避免地从兴盛走向衰落。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能不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方式来替代它。
　二
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只是技术的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型，在它之前有农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在它之后，有生态文明⑤的技术方式。如果把这种技术类型绝对化、永恒化，以为未来的技术发展不过是向工业技术方向的直线延伸，未来的技术体系不过是工业技术体系的简单扩展，那么就会导致对技术发展的错误认识。现今要么鼓吹技术至上的技术统治论，要么主张完全抛弃技术的技术敌托帮这两种思潮，都是由于把工业技术这种暂时的历史类型视为永恒的技术形式，从而片面地执着工业技术的正负面效应之一方面所产生的错误思想。笔者以为，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类要不要技术，而在于人类究竟应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技术，以及如何促进我们所需要的技术的到来。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它应充分吸收工业技术的合理因素，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效应，成为一种与自然相融洽的、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技术。这种技术的许多特性在有关著作中已被加以探讨，并将其表述为“中间技术”、“适宜技术”、“温和技术”、“生态技术”、“有机技术”、“非暴力技术”、“符合人性的技术”、“大众化技术”、“软技术”，等等。我同意罗宾·克拉克的观点，将这种新型技术与工业文明的“硬技术”相对照而称之为“软技术”。笔者认为，软技术方式的建立可循以下四条途径努力：
（１）将技术的构造机理建立在与生命事物打交道的生物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的基础上。现代工业文明的硬技术之所以造成自然异化，使人和自然疏离，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它的科学基础方面的原因。“为现代技术奠基的科学革命，集中于物理学方面，很自然，对无生命的东西要比对生物了解得更好些。物理学和生物学在近代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这是使我们在目前入困境的部分原因。”⑥近代物理学将复杂的事物还原为与环境无关的要类，用精确的方法加以分析，并通过机械的组装构成其整体。因此，近代物理学分析构成论的“碎化性”思维引导着工业文明普遍地采用巨型的机械化的硬技术，对自然进行血腥的征服活动，不能不造成自然界的巨大破坏。而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软技术则与此截然不同，它重视生命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把握生命整体与其环境复杂的关系网络，使技术具有一种有机的、非暴力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和谐性质。软技术一方面有利于发扬农业技术中以感知经验去接近自然生命的宝贵传统，另一方面又能克服其浅表的、仅凭经验来驾驭自然的知识局限，而以现代生物学知识装备自身，以便更加深刻、更加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现在看来，生物科学已取代物理学的地位而成为主导科学”⑦。
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上的软技术具有如下特征：它以可再生的资源为主要原料，不受资源匮乏的困扰；它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循环利用的规律，充分利用工农业的废料，把物质和能源消耗降低到最小限度，大幅度地减少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它的产品有广阔的应用范围，包括工业、农业、医药、食品、能源和环境保护等；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有着持久的优势和发展前途。当然，软技术并不排除工业技术的使用，甚至还允许某些高新工业技术较大规模的使用，例如现代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等，只要它们有助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某些遗传工程技术即使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但它们有可能带来遗传污染，引起生态失序，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和道德完善，也是要尽力加以防止和取缔的。
（２）整体地推进现代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工业技术为主导技术的硬技术体系由于其技术构造理的内在缺陷和它面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而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星野芳郎指出，自产业革命以来，支配技术发展的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到２０世纪后半期，这个矛盾终于缓和了，但是生产与自然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它取代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支配着技术的发展⑧。虽然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任务依然是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同时生产与自然的矛盾也愈益加剧，从长远的观点着眼，二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前者的根本解决终究离不开后者的解决。所以，当今全球的技术发展最终是为生产与自然的矛盾所支配的。
笔者认为，现今整个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就是从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硬技术体系间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软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要建立以生物技术（包括生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主导技术，逐步取代以理化技术为核心的主导技术，通过技术体系核心的转移和技术结构的合理重组和调整来改变原有技术体系的性质，使之转变为与人、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新技术体系，以避免技术发展由于旧技术体系的方向误导和结构束缚而产生的各种技术异化的严重后果。

（３）切实地实行技术选择的多标准权衡的综合评估方法。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为了直接的经验目标而盲目地采纳某些严重污染环境、影响社会安定、危及人的健康的技术，付出了多方面的难以补偿的巨大代价。鉴此，必须为正确的选择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以避免盲目地利用技术成果，保障所选择的技术不光去“做能够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去“做应该做的事”。而建立技术选择的多标准权衡的综合评估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有效手段。这种方法要求在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诸方面确立多向度的特征目标，并且不限于使用单一的货币标准以表示成本和效益，有的特征目标甚至不限于使用量化标准来加以评判。通过对某个技术项（如核能利用）或综合性的技术规划（修建新兴工业城市）将会带来的各种正负面效应进行权衡，而后决定其采纳或者放弃的决策。这些特征目标，在自然系统方面包括：ａ．生物多样性的保持；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善；ｃ．节约利用非再生性资源；充分利用可再生性资源；ｄ．减少环境污染，等等。在社会系统方面包括：a．提高经济收益；b．减少贫困；c．扩大社会公平；d．与地方文化共存；ｅ．扩大民主参与能力，等等。在人的存在方面包括：ａ．维护生存条件和保障安全；ｂ．增进人的身心健康；ｃ．增强人的自由；ｄ．益于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ｅ．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和道德完善，等等。人们选择一个技术项目或综合技术规划，必须使预定的技术目标尽力与上述各个系统的诸多特征目标一致。当然，一种技术方案通常并不能在所有特征目标上都满足我们的理想要求，如果连最好的选择方案也在许多特征目标方面存在着缺陷甚至相互冲突，那么至少应使被采纳的方案与各个系统的主要目标一致，而不能选择那些只顾短暂的局部经济利益的技术。这样做可以使人们尽力提供多个技术方案以供选择，或者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原来的技术方案，从而使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总体利益得到兼顾，尽量做到三者的协调发展。
（４）健全和完善技术使用后果的追踪监测机制。尽管人们可以从主观上努力，去尽量地改进和完善技术，优化技术与自然、社会和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人类事先未预料到的结果事实上会带来各种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人的许多善意的努力也会遭致相反的后果。技术后果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在于，地球生态系统的调控既不同于人造的机械系统的控制，也不同于生物机体水平的自我控制，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圈网络复杂的反馈过程的产物，人们对这些极其复杂的反馈过程还知之甚少，还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例如，酸雨对热带雨林及淡水生态系统造成滞缓的退化，温室效应气体长期积聚对全球气候系统可能产生一触即发的突变，危及所有生命的生存条件，生物工程中某些基因逃逸出实验室可能引起遗传污染等后果，都是难以精确把握的。因此，任何一种新技术的研制和使用都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求人们健全和完善技术使用后果的追踪监测机制，充分估计新技术的采用可能给地球生物圈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以及人类适应这些后果的能力，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补救。
　三
开拓生态文明的软技术方式是我们解决人和自然对抗的当代困境的根本出路，这是由技术的内在构成机理和它必须适应生态规律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硬技术方式基础上的社会体制及与之适应的价值观念，却非常严重地阻碍着新的技术方式的形成。人类若不同时变革现有的社会体制并更新价值观念，则难以完成建立新的技术方式的历史使命。
现今阻碍软技术方式建立的社会体制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事实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有一些软技术如资源代用技术、防止和净化污染技术、节能技术、综合利用技术被开发出来，但是由于它们无助于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资本主义企业就不会加以采用。它们宁愿严重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过度耗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也不愿补偿对环境的破坏。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和改变它的必要性。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康芒纳指出：“实际上，我们现在了解，现代技术是私人所有的，如果它破坏了所赖以生存的社会财富——生物圈的话，它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因为一种基本上建立在私人交易、而不是社会交易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再也无法适当地、并且是效率越来越低地管理这一极其重要的社会财富。因此，这种制度需要改变。”⑨同时，建立在维护北半球发达国家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也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因为在现今国际关系格局中，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转让给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全都服务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公司的最大化利润目标，不允许技术引进的国家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适宜技术，而是强迫性地转让那些只有利于少数统治阶层，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基本需求的、价格昂贵的、且严重污染环境的陈旧技术。只有改变这种维护剥削自然界和其他民族的国际关系，才能在技术转移的导向结构上做出既有利于南北双方共同利益，又有利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技术建制和重大调整。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勃兴的改变旧的社会体制的伟大斗争，如绿色运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生物区划运动⑩、以及不发达国家要求重建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运动。这些斗争已经表现出人类改变现存体制的几个努力方向：第一，建立保障人民基本需求的维护地方生态环境的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监督团体，通过非暴力的、民主参与的“绿色政治”去改变政府对自然的破坏政策，甚至改变政府的性质；第二，追求绿色与红色的统一，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第三，建立自然生态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地方性社会区、文化共同体或生态欧洲那样的大洲联盟，以此取代传统的民族主其关系，减少无休止的地区性纷争造成的混乱状态；第四，要求改革联合国的机构和组织，革新它的决策方式和工作方法，促使其更好地发挥重建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协调复杂的地区关系、国家关系、东西南北关系的职能，使之发展成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保障地球安全的全球协调管理的中心。尽管上述斗争遇到了旧体制的重重阻力，还需要全世界人民几代人的团结奋斗，但是这些斗争已经给未来的社会体制带来了具有深刻的乐观主义的希望。这就是建设一个生态上明智的、非剥削的、以地区自治为基础的、维护全人类利益的全球社会共同体。
阻碍软技术方式建立的文化因素在于近代以来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破坏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取向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地向外扩张，力图去征服和占有整个世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以破坏自然界、牺牲整个人类的利益为代价，而不愿放弃一己私利去开发有利于人和自然互利共存的软技术。相反，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则普遍地主张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这些价值观的取向是把个人的小我融汇于宇宙的大我之中。东方各民族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创造了许多既能够利用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又可以保护自然不被人类破坏的传统技术。其中尤其以中国的生态农业技术最为典型。并且，在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还产生了一些就是在今天也应高度重视的优秀的技术思想，如技术以“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合而为良”（《考工记》）之说，人工应借助于“天工”来开物成务之论。“中国人历来认为，天工是指自然及其本身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技术性成果而言，并明确认为，所谓技术是自然自身成长所赐，即有赖于天工才能达到人工之尽善尽美。这是一种优秀的技术思想。”⑾虽然此类技术思想在指导人们急剧地、大规模地变革物质世界方面与西方勘天役物的技术思想有较大的差距，但在维护自然的完整、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方面，要比近代西方征服自然的技术思想更具合理性，尤其是在当代人类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而不得不向符合生态平衡需要的技术方向转向时，更具一种整体关照的生态睿智。
因此，人类要从单一人硬技术向多样化的软技术过渡，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前提就是要创造性地复兴东方传统文化，以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去改良西方硬技术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消释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的危害性，抑制西方技术扩张对非西方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灭绝，努力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相协调的高阶价值系统。西方国家在当代生态危机的情势下，通过与东方文化的广泛交流和深入理解之，将会逐渐摆正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自学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并在吸取了东方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和睦相处的明智思想之后，甘愿为了人类和地球未来而主动限制硬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积极地去开发多种多样的软技术。

注释
①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第３７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②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１８７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
③黄高智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第１０３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
④今道友信：“人的存在及其可能性”，载《美学译文》第３集第３７８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⑤参阅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⑥⑿邹珊纲主编：《技术与技术哲学》第４０８页，第１８４页，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⑦曹锡龙编：《未来世界格局－西方的预测》第２３２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⑧参阅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第２８页。
⑨ｃｏｍｍｏｎｅｒ　ｂ·ｔｈe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ｃｉｒｃｌｅ转引自费道洛夫：《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第１３１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⑩参阅费·卡普拉等：《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