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具有其自身的生成理路。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而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曲折和现代境遇。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仍是现时代不可逾越的科学的环境哲学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自然观；异化史观；科学实践观；自然价值论
abstract: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has its generation ground. the natural view within the alienated conception of history is the prelude to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concerning scientific practice view an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dicate the generation of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researchers who hold nature values tend to misinterpret marxist economics. the misinterpretation and modern circumstances constitute the obstacles of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but still, it remains to be the scientific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atural view; alienated conception of history; scientific practice view; nature values
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生环境危机以来，对环境危机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一直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之初便对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给予了重大的关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就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前奏：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史观。这是马克思利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根基的初步探讨。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劳动和人与劳动产品的四重异化关系及其矛盾之中，初步展示了异化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科学路径。而对于劳动实践的关注，则成了科学实践观创立的直接前提。可以说，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
作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初步探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私有制社会中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生存法则，指出人利用自然必须建立在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规范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体，必须和自然界实现和谐统一。人的身体是其生命存在的有机身体，人所实现的有机身体的生命循环是其生命得以存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而人所生存和凭借的自然乃是无机身体。它是人类生存中有机身体必须不断与之交换能量的全部来源。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无机身体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社会中介获得的。
虽然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法则，但是这种统一并非完全是纯粹形态的。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中，人类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的统一或多或少伴随着两者的分离和对立。而矛盾甚或对抗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及其产生的异化劳动。虽然马克思当时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不平衡地位和作用未能做出科学的学理性分析，但是在两者并驾齐驱而互不悖逆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马克思确实初步揭示了其产生的根源。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和富人为了自己的有机身体而对无机身体挥霍无度，这就造成了自然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另一方面，由于被剥夺了无机身体，劳动者陷入了极度贫困。资本所造成的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资本由于对自然的无节制的贪欲，完全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劳动者和自然界的关系因之异化了，而人的无机身体无论是对劳动者而言还是对资本所有者而言，都遭受了残酷的践踏。
然而，要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复杂过程，其间经历着否定和肯定的多次重组与融合。而其基本的规范则是人利用自然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所谓内在尺度，指人类利用自然的价值需求。这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获得无机身体上的共同的功利主义取向。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尺度，即外在尺度，是指实践对象的物质本性。马克思一直主张人类利用自然的双尺度相统一的行为规范。这种统一内含着人性和物性、功利和责任、自我和外物的相统一的实践法则，表明了人类实践改造自然与动物利用自然的区别。
虽然在异化史观中，马克思通过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和行为规范的两种尺度的揭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开拓路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异化史观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异化史观虽然在四个方面直陈资本主义条件下基于异化劳动的四种异化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揭示并不必然昭示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路径。究其原因，则是异化史观的价值悬设主要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劳动实践关系中的矛盾的阐释，而在于人类之初生存状况的思辨性玄想。当马克思构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相统一时，马克思基于异化史观的思辨性色彩是十分强烈和明显的。而当马克思进一步认定，在人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人们都应当树立和履践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培养自然主义的伦理品格之时，虽然这一思想直接指陈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核心宏旨，但是这一观念的不现实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它几乎完全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相统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它未能找到达致人与自然和解的科学的现实坦途。
在马克思创立异化自然观之时，恩格斯实质也开始了创立辩证自然观的步伐。自1842年始，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经过大约三年的对工人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实地考察，恩格斯于1844年底至1845年初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初步阐述了造成当时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污染的三大根源。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造成了人们对于可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导致环境污染的远期行为后果缺乏认识。这是当时环境问题的认识根源。关于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恩格斯一方面严厉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行为的破坏性后果的漠视和浅见。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马克思的异化自然观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创立的起点。
二、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哲学思想的创立
异化史观既无法廓清人与自然和解的障碍，又无法充当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根基，因此异化史观必然为科学形态的世界观根基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提出。
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科学实践观强调对世界理解的实践性，认为对象是实践的对象，是实践意义上的感性世界。这就彰显了为旧唯物主义所忽略的主体能动性。关于唯心主义，科学实践观突出实践世界的感性特质，彻底否定了关于实践世界的非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妄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末尾，马克思以革命家的昂扬奋进的姿态宣布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根基的奠定，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根基的建构。而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它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
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首要范畴。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有两种关系，其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的。就两者的统一性而言，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其度量的尺度的。虽然这两种关系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人类生存的两种身体关系中论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必然只有在两者总体一致时才能使人类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否则，不可预知的后果只能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但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实践关系，其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关系。而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也正是首先从劳动范畴中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因此人们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资资料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的落脚点首先在于劳动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立足点。
从劳动范畴切入，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而这种一致性展示了社会物质再生产中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因此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延续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而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化自然观也正是蕴藉于此。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然界是社会历史生成的前提。（2）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人及其社会。（3）现实意义的世界乃是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诞生的实践世界。实践世界不可等同于人与自然界的简单相加，其特点也绝非人和自然特征的约同，而是在两者相互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性和一体化。（4）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是实践意义上的世界。这种实践主要源自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实现在现实社会中必须凭借一定的社会形式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
既然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状况，那么设计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便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特别是生产力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读。这就是，在社会生产领域，存在着的仅仅只有一种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生产力做出了这样的定义：“生产力，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亦称社会生产力。”《辞海》认为：“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从直接或间接推动或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存在着四种生产力。第一，生态资本形成的自然生产力推动自然物质生产。第二，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创造劳动价值。第三，人力资本形成的人口生产力推动人的生产。第四，知识资本形成的知识生产力推动知识生产。如此看来，经典哲学对生产力概念所做出的界定显然难以涵盖这四种类型，其所专注的仅仅只是社会生产力。即便使得大社会生产力在其广义上囊括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并使其生产力的实践生成限定为社会形式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因而社会生产力就取得了合理性的完备形态。那么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取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不能不说是由于人们对生产力的误读，尤其是由于对自然生产力的忽视所造成的。因此，凸显自然生产力，重新解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新概念体系，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
只有生产力在其内涵上还其完整的面目，构建合理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是可能的。另一个方面，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发展的局面还直接有赖于自然生产力决定的自然物质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协调关系的形成。在这里，社会物质生产并非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唯一主导的生产。在广义上，社会物质生产是上述四种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社会性的实践生成物，所以称之为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物质生产固然要与自然物质生产保持协调性，但自然物质生产又决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而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那些妨碍或有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显然不能属于自然物质生产。
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虽然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建构，但是也有赖于有效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现实生成是人们实践系统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生活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改善。
如果说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主要集中地从实践生成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那么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则独具匠心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哲学的其他问题。
由于对自然科学广博而又深入的了解，恩格斯首先在总结以往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生成的必然性。第一，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演化并非非自然力量推动的结果。所谓“神力”、“上帝”等外在的唯心力量，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生成的历史图画。其次，自然界向人类生成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冲破了它的任何障碍。在物质由低级向高级的运行中，自然界的简单的机械作用走向人类生命的运行，是自然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归宿。由此可知，较之其他生物物种，作为自然运演的最高形式的生命运动，人类身上确实被赋予了更多的认知和主动干预自然的权利。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一方面，在更为广阔的宇宙生存的层面上规定了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濡以沫的发展局面。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有条件性和暂时性。恩格斯指出，固然在宇宙演化的无限时间之内，自然向人类的生成是无条件的，必然的，但对人类所寓居的地球星体来说，人类的生成则是偶然的，是众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球的公转和自传，无论是地球周围的大气层，还是地球表面林林总总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些都构成了人类生命存续的有限空间和条件。因此，人类生存的不是一个永恒自存的空间。在广阔的宇宙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之中，与其说它所生存的是有限的自为时空，不如说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寻求有限的存在之中的无限奇迹。否则，打破无限的时空中的有限链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义将无所皈依。
其次，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论述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自然界无序运行中的人类生存。自然界整体运行中的有序性并不排除其局部子系统的无序性。对于人类生存的子系统而言，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强调其实践的独立性，人类的生存都是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类固然不能躲避子系统的自发性破坏所导致的灾难，但却能通过自我的行为调节来保持实践对象系统在大系统中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二，人类个体存在的暂时性及其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人类的社会存在总是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无论是个体存在还是社会存在都无法逃避其存在时间的暂时性。人类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只能在历史相继的系统中谋求其永恒意义。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形态的最终确立，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法奢想这一任务的彻底完成，而只有在人类的无限延续之中明确其自身的定位，探求其应有的历史意义。
三、突进与曲折：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和现代性困境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产生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与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必须时时刻刻经受着实践的检验，而它的丰富与发展也离不开实践的推动。在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在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也面临着两大挑战，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曲折，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现代境遇，即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
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考察人们在与自然关系上的得失，首先必须考察人们对于自然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不少学人认为马克思缺乏自然价值论的观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环境污染及生态危机的发生。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构成了对自然价值论的否定呢？
应当承认，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与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中创造而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剩余劳动是与必要劳动对立统一的，必要劳动是工人用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生活需要的劳动。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建设了现代经济，繁荣了当代社会，因而其积极意义和伟大贡献是不容诋毁的。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劳动价值，即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自然资源譬如水、河流、森林、矿产等，由于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马克思曾说：“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2]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否忽略了自然价值呢？
首先，今天看来，认为自然力和自然资源没有价值虽然是片面的，但是在当时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在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极为有限，自然界完全有能力完成对人类生活生产废弃物的循环自净。自工业革命开始，虽然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的改造向着史无前例的深度开拓，但是人们只是因袭农业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加之人们“征服”“统治”自然的主客体二分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人类尚不可能在社会实践意义的层面上实现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可。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尚不能融合自然。因此，可以说，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故而没有价值，乃是社会实践尺度、社会价值尺度尚未完成对自然价值领域扩展的反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观念里，自然虽没有当时实践达及意义上的价值尺度，却具有不容忽视的财富尺度。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最终已明确认定了自然价值。这是至为重要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物质生产是剩余劳动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阐述了作为财富源泉之一的自然界的价值意义。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3]马克思也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4]当作为财富源泉之一的自然进入社会实践领域并已为社会价值体系接纳时，人们就会“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5]。这种尺度就是自然物身上与使用价值相伴而行的价值。如此，剩余价值学说所蕴藉的自然价值维度便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和确认。
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现代境遇中，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曲折，现代性困境则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不容回避的难题。现代性在当代视域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无论现代性本身怎样歧见纷呈，社会实践却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也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最富有意义的向度。由于当代世界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在于资本主义既无法走近传统社会主义，又无法摆脱对其自身否定的困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理论视域中，就现代性而言，它应当包含两层任务：其一为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其二在完成第一项任务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尤其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便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告了自己的使命在于实现世界的革命化。而共产主义的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二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和解。迄今为止，虽然苏东剧变使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解因而也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历史进程遭遇挫折，但是这仅仅是苏东模式的失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中的一时的曲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彻底失败。既然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又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互相制约，互为前提，那么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改造能力已较以往大为发达的今天，反思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解的革命方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以剩余价值为武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可摆脱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化和资本主义的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来看，它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无法摆脱的矛盾。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展开。其路径之一为资本主义绝对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之间的矛盾；路径之二为生产力和消费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寄希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激化，实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来促成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历史进程的加速，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对抗的局面。虽然马克思的设想，特别是他悬设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相去甚远，且马克思的环境哲学解构方案难免具有空想的成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却是当今的环境哲学的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然维度。显而易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工人从资本奴役下的解放将仍然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解的根本途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完全可以担当与当下实践对话的历史任务。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在当代环境哲学发展中的独特的话语地位。
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这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召唤。马克思设计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解的未来图景仍然是当代环境哲学和现代性发展不可逾越的理论境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9.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