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兴起的现象学运动涉及广泛，也逐渐渗入到技术哲学研究领域。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文献的考察，发现相当数量的西方技术哲学家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技术哲学问题，对西方技术研究具有较大影响。这些技术哲学家虽然都是运用现象学方法考察技术，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视角，针对不同的对象，因此呈现的不是一种统一的现象学研究路径，而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特点的多维视角。主要表现为考察技术根本问题的视角、考察具体人工物品的视角和考察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等。
关键词:现象学；现象学运动；技术哲学
继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谈论科学问题以来，海德格尔专门将技术作为其思考的对象。他的技术之思，为后来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开启了思路。后继技术哲学家可以说都与海德格尔有一定的关联，但却以他的思想为起点，重新划定自己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以现象学的方法作为根本的基础和方法，但由于视角和研究对象及问题的切入点的不同，并没有形成一种同一的现象学技术哲学，而是表现出了“家族相似”的特点。
一、 现象学运动与技术哲学
现象学是20世纪初在反对心理主义的浪潮中产生的一个哲学流派。胡塞尔认为，心理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因此，用心理学的经验方法无法对绝对的概念和逻辑规律作出说明。心理主义在哲学上必然会导致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哲学要以绝对确定的方式来说明认识的本质，就不能采用心理学的方法，而应当用直观的方法去确定纯粹的意识现象，这种研究纯意识现象的哲学就是现象学。“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1]40
为了解决认识的客观性问题，避免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通过把意识还原到绝对确定的纯粹意识，以揭示认识之可能性的确定的可靠的基础。胡塞尔哲学要解决的是认识的可能性的问题，说明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因而不能采用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方法，而只能采用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他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态度叫做自然的态度，把哲学的思维方法态度叫做哲学的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1]34自然的态度对认识可能性的朴素的反思必然要导致怀疑主义的悖谬。哲学认识论一方面要指出这些悖谬来反驳自然思维的素朴反思，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认识本质的研究来提出一种最终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只有通过还原，我们也想把它叫做现象学的还原，我才能获得一种绝对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给予性”[1]55。
现象学还原，就是要给所有的超越之物挂上无效的标志，加上“括弧”，暂时悬搁，不把它们当做有效的开端、前提和假设，“我仍排除它们，我对它们的有效性绝对不做任何运用”[2]，而只把它们当做需要加以研究的现象。
现象学自从诞生以来，引起许多哲学工作者的关注，更有大批学生投到胡塞尔门下学习现象学。经过他们的传播，形成了一场普遍的现象学运动，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建筑学等广泛领域，成为西方20世纪的四大哲学运动之一。对于该运动和影响，斯皮格伯格曾经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现象学运动》一文中，他认为，存在着四种现象学概念:最广义的现象学，广义的现象学，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和最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即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3]ⅴ。从事这些方面现象学研究的人们都可以被纳入到现象学运动中去。
保罗·里科尔也试图用下面这句话来为现象学运动划定界限:“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把事物的显现方式作为单独的问题来研究，而将存在问题或是暂时地或是永久地‘放到括弧里’，现象学就产生了。”[3]ⅷ他的意思是说，名副其实的现象学家，必须特别注意“事物、概念、价值和人”的显现方式。
斯皮格伯格将现象学思潮的发展称做“运动”所要表达的特殊意义，它的意思是说，现象学不是一种静态的哲学，它的发展取决于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事物”，它所遇到的领域的“结构”。它像一条河流，包含着若干平行支流，这些支流有关系，但绝不是同质的。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但并不需要确定的可以预先指出的终点，在现象学运动中出现这种“倾向”并不奇怪。但是，它们在现象学这一内容广泛的关系中，仍在完成这一运动的一种确定的基本任务，这就是从其广度和深度上研究和描述现象学本身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3]ⅷ。
技术哲学的现象学研究也是如此。虽然不少学者自觉地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但是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体系的企图。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观看技术，针对不同的技术对象进行现象学的研究。可以说，他们也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但并不需要同一的终点。具体说来，他们的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不同视角进行的:①考察技术根本问题的现象学视角；②考察具体技术人工物品的现象学视角；③考察人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视角。在下面的具体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同在一个视角下进行研究的技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内容也是有差别的。
二、 考察技术根本问题的现象学视角
所谓技术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技术本质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海德格尔的研究内容。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分析是从批评技术和本质的“流俗”观念开始的。他认为:“技术不同于技术的本质。”“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4]924
人们对于技术的认识是多样的，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把技术看成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人的活动。“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便在追问技术。尽人皆知对我们的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个对技术的规定是一体的。因为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工具，就是人的行为。”“因此，流行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4]925这种通常的技术观念说出了实际的情况，因而是正确的。
但海德格尔认为:“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唯有真实的东西才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与那种从其本质来看关涉于我们的关系中。照此看来，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为了获得技术之本质，或者至少是达到技术之本质的近处，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4]926正确的未必就一定言说出了技术的本真的和本质的东西。在他看来，技术决不仅仅具有狭隘的工具性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体现了人和人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技术首先是人的活动，存在于人类的劳动之中。技术把握不只是为了人主观效用的有限目的，而是人对存在的领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技术是一种展现真理的方式与领域，它展现全体存在者的真理的命运。他说:“技术在其本质上实为一种付诸遗忘的存在的真理之存在的历史的天命。……是使存在者显露出来的方式。”[4]932这就是说，技术不单纯是工具和手段，它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
伴随技术活动而来的是存在者的纷纷到场，技术的物化把存在者天、地、神、人共聚为一体。技术改变了空间的性质，使空间成为某种被设置的、被释放到一个边界中的东西，而边界不再是某物停止的地方，相反，乃是某物赖以开始其本质的那个东西。同时，“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4]931。一切技术使用过程和生产制作过程的可能性都基于解蔽之中。技术的实施是基于对某物的精通和理解，基于认识给予人类的启发。人们首先把物的外观质料聚集到已完全被直观的完成了的物那里，并由此来规定制作方式，这里决定性的东西不在于制作和操作及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解蔽。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4]932。
原始技术的解蔽意味着展开和产出，先前农民耕作着田野，在播种时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精心守护着种子的发育、成熟，耕作意味着关心和照料。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能被开采的矿物、能被贮藏的能量，连田地耕作也沦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自然的“订造”(bestellen)，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某类材料而被“摆置”，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这种促逼着的要求，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ge-stell)，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4]941，现代技术的本质显示于“座架”中。
他认为:“这样，座架作为展现的命运虽然是技术的本质，但绝不是在类的意义上的本质。……当我们说‘家政’、‘国体’时，我们也不是指一个种类的普遍性，而是指家庭和国家运行、管理、发展和衰落的方式。这就是家庭和国家的现身方式。……wesen作动词解，便与‘持续’同，两者不仅在含义上相合，而且在语音的词语构成上也是相合的。”[4]948
“技术之本质在最高意义上是两义的。……一方面，座架促逼入那种订造的疯狂中，……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另一方面，座架自行发生于允诺者中，此允诺者让人持存于其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4]951在这里，海德格尔发掘出名词性的座架作为技术过程的基本事件的动词意义，从现象学的视角阐述了技术的存在和活动，为我们深刻理解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
三、 考察具体技术人工物品的现象学视角
从具体的技术人工物品出发进行现象学考察的哲学家，主要有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和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等人。德雷福斯研究的是人工智能中的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计算机是否能够像人类大脑一样思维的问题。而后者，将技术人工物品看做是“聚焦物”(focal things)，并提出“聚焦实践”(focal practices)、技术装置范式的概念，提出行动主义的技术纲领。
德雷福斯从现象学出发，考察人工智能这一具体的计算机技术科学。发表了《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心智超越机器》(mind over machine)等专著。在德雷福斯那里，现象学不是通向人工智能成功的工具，相反，现象学从理论上就否定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前途。他交互采用现象学和格式塔理论对乐观的心理学学派进行了批评[5]。
德雷福斯看到，在人的智能研究中，把世界分成三个层次:物理的、心理的和现象学的层次。事实上，人的行为中意指的各种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指称客体的功能。“使椅子能起物的作用的是椅子在全部实践环境中的地位。这又预设了有关人类的某种事实(疲劳、人体弯曲的方式):一种由文化所决定的其他设备(桌子、地板、灯)的网络和技能(吃、写、开会、讲读等)的网络。”[6]44由于人工智能研究者忽视现象学发现的第三层次，即意义网络的层次，所以他们设计的计算机无法区别日用品。按照德雷福斯的看法，具体的观念和物理能一样都是具体的，但又是完全不同种类的现象。物理对象不能转化为被现象学描述发现的意向性对象，即不能直接转化为意义。
意义网络的整体性是由意向性活动构建而成的。德雷福斯将意向性活动的构建活动称为非确定性的全局预感或设定[6]245。人类对外界事物的感知都是由于对整体的感知确定的。在人类的感知中存在着一种图形—背景现象，“这对任何一种感知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经验中突出的、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都会出现在某种背景上”[6]247。也就是说，我们经验到的大部分东西都必须停留在背景中。这种复杂的背景关系只有人类的身体才能够经验和作出判别。“传达意义的正是我们的躯体。”[6]256人类的智能活动——思维不可能离开人的躯体而存在。
德雷福斯为了进一步批判人工智能心理学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人类技能获得的五个阶段说，即①新手(novice)；②高级初学者(advanced beginner)；③有一定能力的(competence)；④精通者(proficiency)；⑤专家(expertise)。在这五个过程中，“判断”的方式是不同的。处于前两个阶段的人是不会判断的，中间阶段的人通过有意识地计算来判断，而在后两个阶段中，作出的判断则是依赖于他们先前获得的实在经验，而不关心如何解释的问题。因为，人类拥有能够直觉的躯体。如果说有一定能力者的行为是理性的(rational)，精通者的行为是过渡和变化的(transitional)，那么专家的行为则是处于理性(rational)和非理性(irrational)之间的不设定理性的(arational)。这种认知的方式与计算机的苏格拉底式的计算理性是截然不同的[7]。
伯格曼的观点可以被看做是海德格尔思想的进一步延伸。通过现象学还原，他将技术还原的剩余物锁定为具体的技术人工物品，而不是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他认为，海德格尔虽然从上手之物出发，但最后导致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座架”概念，从而超出了经验的范围，结果是很严重的，即人类自己作为“座架”中被促逼的存在者，显然失去了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任由技术的主宰。
伯格曼强调从技术与社会的关联中理解技术，把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放在具体情景和生活世界之中进行研究。伯格曼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悬置”技术的各种具体的和历史的条件，提出聚焦物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与海德格尔聚集了天、地、神、人的物相似；另一方面，通过“聚焦实践”进入了生活世界。“聚焦实践的目的是凭借其原本的深度和一致性来保卫物，物是这种实践的中心。聚焦实践使物免于遭受被技术分裂为目的和手段的境地”[8]209，与前技术时代的实践者相比，如今的技术实践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实践。“倘若我们继续要把技术看做技术改革的基础，聚焦物和实践显然只有在它们与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才能被进一步阐明。”[8]210针对当代生活的特点与前技术时代的不同，伯格曼提出“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概念，“装置范式”是与“聚焦物”或“聚焦实践”相对应的概念。通过对日常用品功能的分析，他阐明了“装置”的内在结构。同时，结合全球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情况，也剖析了技术的现状和前景。在他看来，一件物，是不可能跟相关的具体情景和人们对这一物及它的情景的影响相分离的。“对一种物的经历总是一种涉及到对这种物的周遭世界的亲身体会和社会的参与。”[8]41而人与技术的关系，就是技术的本质。
伯格曼认为，今天人们对待现实的典型方式是技术，技术在装置范式中得到了最具体和最明显的体现，装置代表了现代技术的本质。现代人充实他们的生活是通过消费而不是参与现实本身，按照这种方式，技术塑造人们生活的模式，它激励人们用商品的消费来取代人们参加聚焦实践，这种模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聚焦。他以“装置范式”这个概念作为对海德格尔“座架”概念的替代品，以排除过多的形而上学的、超验的内容，强调人类在交往中以及与技术打交道的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和地位。“装置范式”虽然在库恩的意义上，有着一种超越了个人努力的集体的和个人无法掌握的力量，但毕竟已经不再如“座架”那样，留给人的只是无奈的命运。通过交往活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对技术施加影响，改变其行程，进而使其被控制和掌握。这就是技术哲学的行动主义(activist)的理论核心。
伯格曼还认为，我们现在同时面临着民主危机和技术危机。“民主危机表现在市民的冷漠，公共目标的丧失，统治权威的减弱，市民生活支离破碎和平庸不堪等方面。技术危机体现在这样尖锐的问题里:我们的星球是否能够继续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高速增长的生活水平的源泉和坚实基础。这两个危机相互联系并相互强化。”[9]同样，他认为，如果技术危机被改变，则民主危机就可避免;如果民主危机被克服，技术危机也将降低到最低程度。通过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发挥主体间性在生活世界中的作用，我们对技术抱有的悲观态度必将得到改善。
四、 考察人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视角
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与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则从不同的角度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考察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前者从认识论上，对技术在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细致的分析;后者则从本体论的角度，宏大地叙述了人与技术的本质的关系。
伊德对技术的现象学分析是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同时借助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是从整体上看待技术和技术所产生的后果，缺乏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具体分析。伊德认为，如果我们仅仅局限在讨论技术产生的后果，便无法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10]9。由此出发，伊德的现象学技术哲学所关注的就不是作为揭示世界的整体的技术，他所关心的技术哲学中的问题是:“在人类日常经验中，技术起什么作用?技术产品如何影响人类的存在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工具如何产生了变形的人类知识?”[11]
在伊德看来，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表明现象学首先是一种强调对人类知觉经验和身体活动的解释的哲学方法。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伊德强调用知觉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所有的现象学在深层次上都是知觉的现象学。
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觉，一种是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范围内的知觉，伊德称之为“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就是我们借助于技术所实现的知觉，他称此为“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经常被称为感觉的知觉的(它是直接的，关注身体的实际的看、听等)，我称为微观知觉。但是还有一种被称为文化的或诠释的知觉，我称为宏观知觉。两种都属于生活世界。两种知觉的范围相互连接和渗透。”[10]29微观知觉和宏观知觉并没有哪一个是基础的问题:没有微观知觉，宏观知觉就不能发生;而没有宏观知觉，微观知觉也不能发生。
伊德将人与具体的技术产品的关系分为四种:“体现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和“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在对技术产品的使用中，人与技术的这些关系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在所有这些人与技术的关系中，都隐藏着一种人类的自我意识。人并不是仅仅通过自我反思来认识自我和世界，更大程度上要通过技术来实现。人通过技术扩展了自身对自我和世界的知觉，技术成了人的身体和语言的延伸，技术本质上是转化我们的知觉。
斯蒂格勒是法国著名哲学家，他主要借鉴了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将其时间概念引入对技术的分析之中。在此过程中，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哲学的思想和概念，则是他得以进一步展开分析的基础。
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都将语言的技术化看成是一种堕落，这说明他们还停留在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之中。海德格尔之所以将语言和器具化的器物相对立在于他认识到了语言包含了原始的时间性，而技术和计算的时间性则相反。斯蒂格勒不赞成海德格尔的这种划分，认为考察语言的产生也可以从本原上理解技术与时间的关系。
针对胡塞尔三种回忆的区分，斯蒂格勒反对语音中心主义，并将文码与技术联系起来，认为技术及其产物就是一种文码，并构成了特定的语言系统。技术也就包含了原始的时间性，技术成为此在生存的实际性。同时，斯蒂格勒在不同的层面应用了“延异”这一符号。
基于以上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技术与人是处于一种延异的存在方式之中。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客体。技术发展的动力如同人发展的动力，两者互为动力。技术之无本性犹如人之无本性，因此斯蒂格勒说“由此在时间的墙上烙下这样一句奇特的论断:无未来”[12]。
五、 结语
从上述的描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一个结论。首先，承认有一种技术哲学的现象学研究活动的存在，同时已产生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其次，这些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研究遵循了共同的现象学口号和方法，朝向实事本身。再次，这些研究之间存在明显差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传统内部，就技术的本质作出了生存论解释，并得出了座架这样一个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结论。在他那里，“实事”即是存在。技术的研究是为追问存在而获得意义的。而德雷福斯和伯格曼则将现象学还原后的剩余物理解为技术物本身，在他们这里，“实事”就是技术物品。伊德与斯蒂格勒则跳出了对物的“实事”的追求，倾向于从意向性活动本身出发，分析和描述技术领域中意向活动的展开行为。对后两者来说，“实事”可以说是以意向活动的形式到来的。这里，只是对他们研究的联系和区别作一肤浅和简单的表述。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希望将来能对他们的思想作出更深刻的理解。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有一些哲学研究者已经开始从现象学的视角作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如肖峰、韩连庆、舒红跃等人，撰写了若干关于技术现象学或有关技术存在的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使我国技术现象学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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