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形成的哲学渊源

　　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既对现实大自然的描摹而同时又超越自然地综合艺术，它将万木争荣、百鸟争鸣的大自然高度概括，取其特征而在咫尺空间里完全表现，创造出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的园林欣赏艺术。中国古典园林从表现的题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其中私家园林艺术特色最高，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从地域上来划分，中国古典园林可以分为南、北方园林，南方园林以小巧、婉约、意境深远见长。北方园林以其规模宏大，常常体现统治者的思想，具有贵族气。中国古典园林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发展，北方多皇家园林，像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等，规模巨大、气势宏伟，南方多私家园林，像留园、拙政园、网师园等，体积一般较小，但布局精致，耐人寻味。
　　这里所指的中国古典园林以江南私家园林为主，南方私家园林也被称为文人园林，它具有两个特征：1、园主多为文人，苏州城中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园林，其园主都为文人士大夫，他们或在朝野中被罢黜、或在官场上不得志，所以他们寄情于山水，通过修建城市园林来达到归田园居生活。2、园林的构造体现文人气质，文人气质是个“虚”的概念，它泛指在园林设计中布置一些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格调高雅，讲究文化品味的东西。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独树一帜，在世界园林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设计中包含了浓厚的“韵味”，在表现上体现出深远的“意味”，韵和意的营造都需要造园者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些文化又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一、 儒家“比德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主流思想，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它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它崇尚“仁义”“礼乐”，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对于这个伦理体系的合法性，周易将其定为“以神道设教”，就是说所有的社会伦理原则都是以自然规则为依据的，大自然是人类伦理实践的启蒙者和导师。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所谓“究天人之际”意思也是说要搞清人与自然对象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就表达为天人合一，儒家倡导“和”的思想，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古人常常用自然山水的存在方式来反省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或对子孙后代进行道德启蒙，或是对自我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活动进行批判。孔子曾经以山比德，提出“仁者乐山”之说，孔子还曾经以大川比德。在我国古典的古典园林中所以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就在于它折射了这种合内外、同彼己的思想。古人通过山水比德把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与人类的精神生活、伦理道德紧密的联系起来，使抽象的道德观念在大自然的生动形象中被真切的感知和领悟，反过来，通过山水比德，人又能够移情于山水，使自然山水灵性化、道德化。
　　古人的山水比德并不是仅仅把自然山水看做道德的象征，而且还认为自然本身就有德性，且这种德性是人类据以省察自身的范式和确立道德法则的根据，这是自然地人化达到了一定水准而尚不充分时古人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道德体悟与自我认识方式，是人与自然地关系趋向于更为和谐状态的标志。
　　二、道家“隐逸思想”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两者虽然主张不同，观念有差别，但在园林发展中却有共同的追求，道家崇尚自然，儒家也强调亲和自然，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所以儒道在对待自然地态度上并无根本冲突，对风景建设和造园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个分裂的时期，由于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魏晋玄学作为两汉独尊儒术、思想一统的反拨而风靡一时，士大夫厌倦了社会浮躁之风，政治上的打击，仕途升迁的无望，喧嚣的市井生活使得士大夫心灵无法释放，促发了人们对超然物外的自然山林与田园生活的向往，他们寄情于山水，向往大自然，同时此时期兴起了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歌颂自然，表现山水，标榜隐居出世的文学作品，这些因素对园林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思想的推动下，在园林建造时，追求稚拙之风，强调天然之趣，通过造园获得返璞归真的愿望和不合流俗的情思。此时的造园，园林中的景观已超越了形式美而成为人格美的欣赏对象，即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种种情操品格借助对自然景物的选择、提炼、寓意，使自然与人格融为一体，强调“意”的重要性，这种对意境的追求已与对自然美得追求同样重要，景致的优劣已不在其本身的复杂与简单或形似，最重要的是传递的意念。
　　进而到了隋唐，出现了统一时期，社会背景已和之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文人园兴起，文人园林的典型特征即讲究文采，在设计构想、主体景观表现、植物配置等方面把人的感情融入到景物之中。此时期的文人受着入世与出世两方面思想的影响，作为出仕、贬低、去官这种忧虑的安慰和心理平衡，文人士大夫故作“高韬”，进而“隐退”自命清高，如果说魏晋时期的隐是为了躲避战争，追求田园生活，是一种主动的隐，而唐朝以后的隐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隐，是一种无奈。

　　这种追求隐逸向往神仙生活的意趣给园林的造景带来很大的影响，人们所追慕的生活理想在园林中化为物象，这种物象并不是指某种确定的景观形貌的追求，而是意在满足人们对捕捉和陶醉幻梦的心理要求，虽然源于对自然对象的摹写，但也无疑渗透了古人对人生世俗图景的种种构想，这就体现了中国造园的核心思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三、“禅宗思想”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以心性为本，梵我合一的世界观引起士大夫的心灵共鸣，禅宗对古典园林的影响并为表现在园林景观的符号语言上，因为禅宗本来就否定语言表达的无限性和可信性，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士大夫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照之中。禅宗的认识方法是将外界物象视为内心的幻化，所谓“山林花鸟，皆念佛法”。同时又把内心的主管意向投射于物象，所谓“我心即山林大地”。这种悟显然不是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用园林中的景物、景观揭示禅意，通过他们体悟禅意，靠的是意境，意境必须通过体验来感悟。
　　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象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和思考。具体的说，园林的简单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表现和体验，一是景观本身具有平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的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另外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
　　禅宗思想融入到园林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禅宗追求适意自在的人生，注重内心的自我平衡，处世旷达，精神宁静恬淡，这是禅影响下文人士大夫所形成的人生态度和情趣，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园林艺术是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全方位艺术，他的物质形态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的信息。
　　四、理学“心性之论思想”
　　理学，宋朝时期统治哲学，产生于北宋，又称道学、新儒学。理学以儒学为主，杂揉佛、道各家思想，创立了“天理”论哲学体系，特别是其借鉴佛教哲学心性论的思辨成果，发展了儒家的心性哲学，理学家张载曰；“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若只以闻见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已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所以欲尽其心也”意思大致为人要对整个宇宙和万物有所了解，就必须扩展自己的思维，超越感官的局限，彻底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放眼宇宙，将宇宙万物看做和自己息息相通之整体，理学心性论对士大夫的园林思维有着极大地影响，他使中唐以后园林艺术的壶中天地的空间原则与走向内心世界探索的观念意识又有了深入发展，更加强调园林艺术内在的人格意义，成为宋代士人园林的突出美学品格。宋代士大夫在理学观念的影响下，园林成了显示思维的审美对象，境由心造，景以境出，景观鉴赏从感官引向心灵，从而调动了理性思考，士人在园林壶天中“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自认为感知到了生命韵律，人格价值获得美妙升华；拳石勺水、一斋半亭之类景物皆能体现精神理想，渺小的自身与广阔无垠的宇宙冥然合一，从而实现了对“天理”、对“道”的追求，这决定了中国园林的创作原则并不必然是写实的模山范水，而可以满足于象征性点缀。
　　儒家、道家、禅宗思想以及理学心性之轮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起到重要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追求意境的营造，而意境的营造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园林景观还被赋予中国文化中的人格精神、哲学理想、宇宙观念等原本具有思辨色彩的东西，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容、形式、结构、艺术手法，所以，园林也就是人们精神寄托和超越性追求的艺术化载体，古典园林以一种鲜活的艺术方式，构筑了能够引领人们进入中国文化之精神内质的道路。只有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明确的认识才能感悟到中国古典园林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