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总纲是这么几句话，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意思是说，弟子规是圣贤对后生的教导，做人首先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其次要谨言慎行，诚实守信，博爱民众，并亲近有德行的人。做好了这些，如果还有精力、时间和能力，就要去涉取文化知识。 
　　概括地讲，这一段话大体上包含两个关系：一是行与知的关系，二是科学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修养的关系。行与知的关系，就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第一，实践决定认识。即行决定知，行在前，知在后，先行后知。第二，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知指导行。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其知行观既有唯心主义的也有唯物主义的。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合理的观点主要有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据钱文忠教授考证《弟子规》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大学》与《中庸》的学者李夫子李毓秀编撰的，原名《训蒙文》，后经贾存仁修订改为现名。其理论来源就是《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几句话。既然叫做《训蒙文》，主要就是针对中小学生及其学龄前儿童来说的规矩。对中小学生及其学龄前儿童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就要坚持先“明德”，然后才能够践行的知行观即要首先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然后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践行道德的，反对不道德的。因为中小学生及其学龄前儿童的实践终究是非常有限的，用先贤来源于人生实践的智慧去指导他们的行为既有利于从小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又有利于正确地待人接物。对于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人来说，要坚持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即既要重视行，由行致知，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又要坚持正确的认识的指导。因为青年人积极从事社会实践，在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是非观念，这些观念的产生、发展离不开行，其验证也离不开行；同时青年人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必须坚持正确的知的指导，明确行为的后果然后再行，有利于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现实生活中要反对知而不行，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盲目蛮干，“任己见，昧理真”。强调真知致行，反对一知半解。要重视知的内化与行的实践，切忌割裂二者的关系，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 

        笔者赞同提倡礼仪仁爱，并主张力行。但不赞同“有余力，则学文”这一观点。一般而言，人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谋生手段，换句话说就是人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生存技能主要是工作技能。如果连工作技能都没有，如何去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学习生存技能是确保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受教育是人们学习生存技能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笔者主张人自身要生存发展首先要接受一定形式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小孩子的礼仪仁爱等观念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育的结果。从社会的角度讲，国家要大力发展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现阶段国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是培养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从个人来说，个人应积极地接受教育，学习生存技能，全面提高个人素质。而不是“有余力，则学文”。这是第一点。第二，从科学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修养的关系来看，一个人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史知识，提高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有利于自觉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否则，就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同时，提高思想道德认识，坚持道德操守，有助于增强学习的自觉性，掌握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科学文化修养水平。可见，良好的科学文化修养，能够促进思想道德修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也能够促进科学文化修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早就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与之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东汉哲学家王符，他认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故我们反对割裂科学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修养的关系。重道德，轻文化或者重文化，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知识改变命运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共识，这里的知识应该既有科学文化知识，也有思想道德知识。“有余力，则学文”这一观点有割裂科学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修养的关系之嫌，因此，我们强调要德才并举。最后，从道德实践上来看，人们的道德观念并不是自发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