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从探究《易》之本义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提出了《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的思想，主张“三圣易”和经传相分，探析了河图、洛书及其关系，进而对伏羲画卦的内在机制以及大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做了阐释，从而不仅为象数易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学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易》方法。
关键词：朱熹；周易本义；邵雍；先天象数学；河图；洛书
zhu xi’s inheritance from and improvement of shao yong’s prenatal image-number theory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probing into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yi, zhu xi succeeded and improved shao yong's prenatal image-number theory, pointing out that zhouyi was originally a book for divination, and laying emphasis on the three sages' yi and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he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 tu (the he map) and luo shu (the luo writing), and further elaborated the innate mechanism for fu xi to draw the trigrams or hexagrams, and the origin of the divinatory number of 50, not only having refurbished the yi studies, but also offered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ve method for yi.
key words: zhu xi;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yi; shao yong; prenatal image-number theory; he tu; luo shu
宋代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易学发展迅速，是继汉代易学鼎盛之后的又一次高潮，并且涵具了以往易学所没有的新特色。邵雍和朱熹同为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二人对象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就邵、朱二人在先天象数学方面的研究做一比较，以求进一步洞悉先天象数学的意蕴及其对易学乃至对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一
《周易》作为一部“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著，自产生以来，以其丰富的内蕴为历代易学大师所开显。两汉易学家从象数的视角解《易》，形成了庞大的象数易学体系。然而繁琐的注经方式逐渐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到了魏晋，王弼纠正了象数易学之偏，以老庄注《易》，注重义理的阐发，发展了义理易。唐朝的孔颖达奉诏撰写了《周易正义》，为王弼的易注作疏，从而王弼的玄学易被定为官学。自此以后，易学专崇玄理，象数易学走入低谷。至宋时，以胡瑗、二程等为代表的易学家在吸收了玄学易基础上创立了以理为核心、切近人事的、更为严密的义理之学体系，并凭借着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背景成为那个时代易学的强音。宋代的义理之学，把玄而玄的易学改造成经世致用之学，缩短了易学与现实的距离，解释了许多现实问题，然而就易学而言，仅靠义理来阐发《周易》同样有失偏颇。所以，尽管主流上，宋代易学表现为义理之学，但就治易方法和研究的内容而言，象数学仍然是一些易学家关注和探讨的热点。宋代的象数学主要表现为图书之学。邵雍和朱熹作为宋代易学大师，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图书之学的影响。
南宋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描述了图书之学的传承情况：“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这表明邵雍的易学思想受到陈抟所传的先天图影响。陈抟认为，龙图出现在伏羲时代，本来是一种天象，伏羲观其自然之易而用之，如陈抟指出：“且夫龙马始负图，出于牺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序尚疑之，况更陈其未合之数邪？……且若龙图便言，则圣人不得见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圣人观象而明其用。是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１］龙图实指河图洛书，属于伏羲先天易的范围。陈抟以道家的视野研究易学，把图书和数连结起来，开启了易学研究的新视角，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学家范谔昌、刘牧也先后对“龙图”做了说明。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邵雍顺应学术发展之需，专注于先天易研究，并建构起一个庞杂的先天象数学体系。
朱熹有感于北宋易学重义理而疏象数的局面，以求真的精神写成了《周易本义》，力图从占筮的角度来注释卦爻象与卦爻辞，以切及《周易》之本来面目。他说：“据某看得来，圣人作《易》，专为卜筮。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费力。今若要说，且可须用添一重占筮意，自然通透。”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２］朱熹对易作为“卜筮”之书的本来面貌探究，成为他继承和发展邵雍先天象数学，建构自己的易学体系的一个向度。
二
邵雍作为宋代先天象数学的大师，毕生以推演易数来穷究宇宙和社会人生变化之道，并以象数为工具建构了一个先天象数学体系。“先天”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传》中。《易传· 文言》篇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的“先天”是指在天之前的意思。邵雍所讲的“先天”有二义，一是指伏羲画卦，此源于晋人干宝。干宝说：“伏羲之易小成，先天也”（引自何楷《周易订诂》）；二是指自然而具，非人力所致。其咏《先天吟》曰：“先天事业有谁为，为者如何告者谁。”前者是说成易的时间，后者是言由天然而成易的状态，合而言之，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即是对伏羲由天然而画的先天图的易学思想研究。邵雍传承了李之才得之于陈抟的先天图，作了伏羲先天四图，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朱熹将这四图附于《周易本义》卷首，并做了注解，对伏羲先天易做了界定。他说：“右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３］朱熹指出，邵雍认为易学发展经历了先天易和后天易两个阶段。“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４］先天之学是相对于文王的后天之学而言的。后天之学就是《周易》古经和文王后天二图。文王后天二图即是《文王八卦次序图》和《文王八卦方位图》。
朱熹继承了邵雍划分先天和后天的观点，他说：“盖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同上）在此基础上，朱熹吸取《汉书·艺文志》关于“《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观点，对邵雍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自己对易之客观发展史的见解。认为《周易》经历了相对独立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伏羲易、文王易和孔子易。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之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三圣易》）所以，要区别看待每一个发展阶段，“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文王卦做一样看；文王周公说底《彖》、《象》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同上）
朱熹认为贯穿易学三个发展阶段的是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的两种发展状况，“《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是岂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异，故其所以为教、为法者不得不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但是他又认为：“八卦之书，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彖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卜筮》）由此，他得出伏羲画八卦，并没有许多文字要讲，但伏羲易体现了易作卜筮用的本义，文王易虽有文字要讲，则仍是以占筮为用。孔子易则以义理为教，注重说出一番道理来，“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
进而朱熹又提出经传相分的思想，认为《周易》分为古经和《易传》两部分，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形成古经部分。古经在当时主要是用于占卜的，“《易》本为卜筮而作。古人淳质，初无文义，故画卦爻以‘开物成务’。……此《易》之大意如此。”（《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由于《周易》古经主要用于占筮，以便决定人们的进退行处，所以它本身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所以“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乐、师氏、保氏诸子之教国子、庶民，只是教以《诗》、《书》，教以《礼》、《乐》，未尝以《易》为教也”（《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卜筮》）。但是“圣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所以孔子对古经做了解释，形成了传文，才赋予《周易》许多道理，开创了以义理为教的传统，从而《周易》就有了占筮和说理的两个层面的作用。朱熹认为尽管《易》之本义为占筮，但是在此基础上要经由占筮发展到说理，这才是正确的解易方法。他说：“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意，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 （《朱文公别集》卷三，《孙季和〈五〉》）［５］
朱熹关于三圣易的学术区分，对《周易》的成书作了科学的界定。经传相分的思想使我们在研读《周易》时，可获得一种正确的解读方法，这在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从“《易》是卜筮之书”的角度，朱熹才花大力气研讨象数学，而先天象数学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
作为宋明道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邵雍自然更注重对易道的阐发。在邵雍看来，易道即是一阴一阳的宇宙之大道。他说：“《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 他又讲：“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揭示了易道生生不息的特色。那么把握易道的途径是怎样的呢？他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６］可见，他试图建构一种贯通天人的理论体系。为此，他以伏羲易为切入点，选择了易数作为工具来建构其天人之学，即他的先天象数学，以此来阐明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观解。他首先凸显了先天易在其易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先天之学是天地之大心的体现，而后天之学体现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又称：“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 （同上）在他看来，唯有伏羲先天易才有研究的价值，真正的易学应该是伏羲先天易，而不是《周易》经传。
朱熹继承了邵雍凸显伏羲先天易独特地位的思想，也认为伏羲先天易很重要，通过对先天易的研究来追求易之本义。在他看来，在圣人画卦之前，一种无形客观的易理就已然存在，他称其为“画前之易”。他说：“是皆自然而生，喷涌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势，而天地之文、万事之理莫不毕具。乃不谓之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这种“画前之易”是作为图象的形式存在着的。伏羲画卦也是根据“画前之易”来的。“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只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朱熹认为，只有弄懂了“伏羲之画”，才能知晓圣人作易之根本，这要比仅仅弄懂《周易》一书的文义要重要得多。故而他说：“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易道、易理，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邵雍认为，伏羲先天易由三部分构成：象、数、理。在这里，象是指先天图式的卦象，数是指每一卦所表示的数，理则是象数中所蕴涵的天地万物之理。关于象、数、理三者关系，邵雍做了如下描述：“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忘筌蹄则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可见，邵雍认为，有了圣人之意必然得要有言辞来表达清楚；有了卦爻辞必然得有卦爻象来作为说明的对象；有了卦爻象必然得有数来对其进行描述。而宇宙中有了阴阳奇偶之数才有各种卦象，卦象是用来表现数的；有了卦爻象，就有许多卦爻辞要讲；卦爻辞说出来了，圣人之意就得以彰显。象数就如同筌蹄，只是作为工具而用，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圣人之意。如果舍弃了这个工具，圣人之意就得不到彰明。就象与数而言，邵雍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数。在他看来，数是根本，象是居于第二位的。如上所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观物外篇》），认为先有数才会产生象，即万事万物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形象；由象再生成器，即具体的事物。象与数不可分，共同来表现事物的特点。“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观物外篇》）邵雍关于象、数、理的论证，突出数的工具地位，只是为了说明他的易数理论不失为开显宇宙社会人生之大道的必要工具。与邵雍不同，朱熹通过对理与气、数、象关系的阐述来把握易道，凸显理的重要地位。关于理与气，他说：“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是数，盖数乃是分界限处。”（《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他认为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分，若一定要分个次序，则是理先气后。“此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以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并且，他认为，气就是数，由理产生的数是自然而然的。“气便是数。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是数，物物皆然。如水数六，雪片也六出，这又不是去做将出来，他是自恁地。”（《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同时，他认为，有理就有象，象与数是统一的。“盖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数；有理与象数，便不能无辞。《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来。”（《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这是从生成程序而言的。在朱熹那里，理是第一位的。“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可见，在朱熹看来，有了气，理可借气来显现自身，也可借象来表现自己，有气就是有象。由象则可以找出气的形式规定，即数，数也是理的形式规定。这样一来，由数而知道象，由象而得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朱熹做这样的论述，是为建立他的理本论的哲学体系服务的。
那么，该怎样来理解伏羲先天易呢？就这个问题而言，朱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邵雍思想的影响。
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观物外篇》）他认为，圆方之数即是河图、洛书之数，而伏羲画易正是据此而来。但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论证。他研究了天地方圆之数（即河图洛书之数），推断出易数源于圆方之数，为易数寻找出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以此建立他的象数体系。但邵雍没有把河洛之学纳入到他的先天象数学重点研究的范围内，朱熹则做了这项工作。
朱熹也相信河图、洛书的真实性，将其列在他的易学代表作《易学启蒙》的篇首和《周易本义》卷首所载九图中的前两图。他在《周易本义》中讲：“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他把河图、洛书和伏羲易皆看作是先天之学，并以《尚书·顾命》、《论语》、《易传》之《系辞》篇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夫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数，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而且，朱熹认为河图洛书中含有伏羲画卦之数，由此推断河图、洛书是伏羲画卦的根据。他说：“盖以河图洛书论之太极者，虚中之象也。两仪者，阴阳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图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书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图四正四隅之位，洛书者四实四虚之数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与郭冲晦》）同时，他认为，既然《系辞》讲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那么，河图洛书应是自然之象才行。对此，朱熹做了这样的解释：“天地只是不会说，倩他圣人出来说。若天地自然会说话，想更说得好在。如河图洛书，便是天地画出底。”（《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河图洛书》）在朱熹看来，河图、洛书的存在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如同自然界中岩石条纹的形成一般。进而，朱熹论述了河图、洛书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河图常数，洛书变数”（《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河图洛书》），河图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数，是不变的。而洛书四十五是由天地自然之数变化而成的。朱熹认为，虽然二者在次序上、七八九六数的迭加上存在着差异，但也有相通的内容。从数的运算上，河图、洛书都可以用来解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形成过程。如单就洛书而言，洛书之数为四十五，去掉中间的五，余下四十，“奇偶各居二十，亦两仪也”，由一二三四变为六七八九，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就是四象。“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亦八卦也。”（《易学启蒙》）［７］尽管朱熹晚年对河图、洛书的存在也表示了轻微的怀疑，“本义未能成书而为人窃出，再行模印有误，观览启蒙，自今观之，如论河图洛书亦不免有胜语”（《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刘君房书》），但他对河洛之学的研究是有很大贡献的。
关于伏羲画卦，邵雍有自己独特的解释，程颢称之为“加一倍法”。朱熹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继孔子之后，唯有邵雍对伏羲画卦给予了合理的诠释。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窃谓此一节，乃孔子发明伏羲画卦之形体次第，最为切要。古今说者，惟康节、明道二先生为能知之，故康节之言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而明道以为加一倍法。其发明孔子之言，又可谓最为切要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与郭冲晦》）但邵雍对怎样运用这些数来画卦并没有明言。朱熹用卦画叠加的方法演示了伏羲画卦的过程。他以—为阳，––为阴，自下到上进行卦画的叠加。这样，就由一画之卦，推出两画之卦、三画之卦、四画之卦、五画之卦、六画之卦，从而推至十二画之卦。相对应的卦数依次为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四千零九十六。直至推出六画之卦六十四。这一推演次序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的次序完全一致，不失为对于伏羲画卦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种合理的解释。
关于大衍之数五十，于今已有二十余家较为系统的解释。邵雍对此也做了解释。他认为，大衍之数来源于天数。他说：“《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天数二十五，合之为五十，地数三十，合之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观物外篇》）在邵雍那里，天数和地数的确立来源于《系辞》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说法。天数是一、三、五、七、九；地数是二、四、六、八、十。天数一、三、五、七、九之和是二十五，它的倍数就是五十，即大衍之数。虽然这种解释不见得正确，但运用数字的加法和乘法来解决问题无疑对朱熹产生了影响。而朱熹用河图洛书之数的运算来解释之，实给人以很大的启迪。他说：“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五十之数也。积五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矣。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他又讲：“河图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数，大衍五十，是圣人去这河图里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这个数不知他是如何，大概河图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者。”（《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河图洛书》）他在《周易本义》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大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做了诠释，其中也不乏道理。
邵雍关于先天图的论述是为了说明八卦及六十四卦的生成秩序。他的六十四卦圆图实际上是宇宙发展变化的图式。他又由圆图拓展开来，发展了卦气说，制定了一个历史年表，以“元、会、运、世”的数字来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推算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古今政治的治与乱。撇开其中复杂的数学演算，我们看到的是邵雍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真切关怀。邵雍用先天图来说明宇宙时空的变化，最后的落脚点在于经世致用。朱熹认同邵雍的这一点。他认为先天图中囊括了宇宙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全部。他说：“一日有一日之运，一月有一月之运，一岁有一岁之运。大而天地之终始，小而人物之生死，远而古今之世变，皆不外乎此，只是一个盈虚消息之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伏羲卦画先天图》）他又讲：“先天图一日有一个恁地道理，一月有一个恁地道理，以至元、会、运、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亦只是这个道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伏羲卦画先天图》）可见，朱熹对于易数及先天图本身也是十分重视的。
朱熹很是欣赏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他这样评价道：“某看康节《易》了，都看别人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胸襟中这个学，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个甚，敢复如此！”但他仍认为其中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莹彻，于小小节目上犹有疏处；康节能尽得事物之变，却于大体上有未莹处。”（《朱子语类》卷一百，《邵子之书》）他认为邵雍于易理的把握上做得不够。可见，在朱熹看来，探求易之本义，揭示《周易》的占筮的全貌固然很重要。但是，在做了这样的追本溯源的工作后，深入地把握义理同样是必须的。这从他对程颐的《周易程氏传》评价中可以看得出来。“《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程子易传》）关于朱熹对形而上之易道——理的把握，本文暂不涉及，将另作文探讨。
四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结构整齐，脱离了《周易》经传，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他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但它缺少经典的依据，只是凭借复杂的数学推理，没有找到现实的落脚点。所以，二程称之为“空中楼阁”。朱熹从探求《周易》本义的角度对其做了继承和发展。他给了邵雍极高的评价，可以说，依朱熹当时的学术地位，他对邵氏易学的关注和研究对邵雍象数学说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邵雍的学说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攻击，但依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 （李光地 《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九）［８］除了朱熹和蔡元定，还有很多人对邵雍的学说进行了研究。如张行成撰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皇极经世索隐》、《易通变》，元代俞琰著《易外别传》，明朝黄畿写《皇极经世传》等。而朱熹对后世易学的影响更是深远，以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变》)［９］朱熹为易学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易》方法，可以说是方法论上的革命。这对宋明理学、乃至后世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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