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良知跑到哪里去了?倘若像村上所希望的那样，日本军方能够改革混沌的体制，日本士兵能够高效率地战死，死得其所，那么日本的现代史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历史岂不要重新改写?显然，村上从转向伊始，他选取反思日本历史的视角就是错误的，在其主观上就存在否定歪曲历史、回避抹煞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的故意。
　　
　　二
　　
　　1995年3月，村上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在东京地铁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沙林事件”。它是由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指使其教徒实施的反论文联盟http://人类的恐怖活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村上又从中找到了他介入日本社会的切入点。他对“沙林事件”寄予了非同一般的关注，先后对受害者一方和加害者一方进行了大量采访，创作了《地下》和《在约定的场所》。
　　村上在采访中了解到，因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及时公布真实信息，致使许多沙林受害者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从而增加了死伤者。此外，还有的受害者回到单位后，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被迫辞职。村上据此认为沙林受害者不仅要遭受第一次伤害(沙林事件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遭受以上“二次伤害”，他把它称之为“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平常社会产生的暴力”。。在采访中，最令他深深感到危机感的是，当天发生的众多原因、责任以及其过程和由这些过失引起的结果，作为信息还未充分地向公众公开。他认为，这就是“不愿向外承认过失”的日本组织内的体制缺陷。应该说村上的这种思考是十分深刻的，他就此追究当今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问题这一观点，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二次伤害”的确是由因回避责任产生的不作为或低效率造成的。然而，村上却把这种来自社会方面的“公共行政暴力”与来自奥姆邪教组织的“反人类的沙林暴力”混为一谈：尽管旁人可以带有逻辑性地就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遭受到的两重严重暴力加以区别地说：“瞧，这是来自于异常世界的”，“瞧，那是来自于正常世界的”。但是，我以为那对当事者而言是毫无说服力的。对他来说，恐怕不可能考虑这两种暴力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加以区别。我越想越觉得，它们虽看上去形式不同，但都是由相同的地下之根生长出来的。
　　令读者匪夷所思的是，村上在此单凭受害者不可能考虑是来自哪一方的暴力这一借口，便易如反掌地将来自于正常世界与异常世界的暴力一同断定为，“都是由相同的地下之根生长出来的。”这完全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暴力，巧妙地偷换了通常意义上的“暴力”概念。这种观点实在无法让人苟同。由于前者是来自公共行政方面的暴力，它是因处理危机体制的不完备或是推诿责任、渎职行为产生的，不具备扼杀他人生命这种邪恶动机和故意。而后者是来自站在反人类立场上实施恐怖活动的邪教组织方面的暴力，它具有滥杀无辜的邪恶动机和故意。村上之所以要将两者并置在一起，说它们“都是由相同的地下之根生长出来的”，其真实意图在于：他要混淆是非，为以后把沙林受害者遭受的“二次伤害”引发的“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与“诺门坎事件”中的军方“回避责任型的混沌体制”相提并论，并进而为歪曲否定历史做准备。村上由于在《地下》的前言中预设了以上的铺垫，所以他在这部纪实文学的后记中，又进一步做了如下的阐述：
　　为什么这种毫无意义的悲剧在历史中被视而不见呢?不过，通过这次地铁沙林事件的采访，我所体验到的这种闭塞的、回避责任型的社会体制缺陷，实际上是与当时帝国陆军的体制缺陷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毋庸赘言，村上在“沙林事件”与“诺门坎事件”中，煞费苦心地寻找到了两者表面上的“共性”，即：“闭塞的、回避责任型的社会体制缺陷”。如前所述，如果站在沙林受害者的立场上追究当今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的话，村上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但是村上将“沙林事件”与“诺门坎事件”中的回避责任看成是相同性质的，并一同追究日本自战前到战后一脉相承的“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问题，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同时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回避责任”问题，根本不能放在一起讨论。“沙林事件”中的“不愿向外承认过失而回避责任”是来自于“正常世界”，它本身不带有邪恶目的。而“诺门坎事件”中的“不愿向外承认过失而回避责任”却是来自于“异常世界”，它有着明显的邪恶目的。军方不公布诺门坎战役惨败这一事实真相，表面上看是在回避责任，其实是另有图谋。其目的是为了不使军心动摇，不使士气低落，以便继续实施对外侵略计划，征服亚洲国家，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与“沙林事件”中有关部门“不愿向外承认过失”而暴露出的“回避责任”，在概念、性质和动机上是完全不同的。
　　村上之所以要在逻辑推理上玩弄偷换概念这种伎俩，将两种看似相同而本质迥然不同的“回避责任”链接在一起，是因为他要消解两者之间本应存在的根本性的差异，混淆善与恶、是与非的界限，借以回避在反思日本“二战”历史时必须要触及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战争责任等核心问题，从而达到其否定历史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以上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村上首先从局部的真知灼见谈起，然后再通过找出两者表象上的而非实质上的相同点，进行概念偷换，最终推导出他整体理论上的悖论。村上这种诡辩式的逻辑推理方法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使人很容易被他一开始局部上的正确观点所迷惑，从而逐步丧失应有的判断力而忽略了他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企图。
　　
　　三
　　
　　村上虽标榜要以“社会责任感”介入日本历史，但他无意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承认日本战争责任。所以在遇到这类实质性问题时，他总是摆出一幅好像要对日本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但实则游离于其外，他根本不想触及问题的核心。有时甚至还想方设法通过诡辩式的逻辑方法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统治阶级奉为全民族纲领的“皇国史观”进行辩解。他在将奥姆真理教与满洲国进行对比分析时。便充分地暴露出这一点。
　　在奥姆真理教的骨干中，有一大批是具有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他们抛弃既得的社会地位而加入到这个新兴宗教中。对此，村上认为他们“可能正是因为是精英，才一下子跑到那里去的”。他特意从日本现代史中找出一个实例加以说明，认为当代奥姆真理教这一宗教团体与战前的“满洲国”很相似。他在《在约定的场所》的后记中，是这样阐述的：
　　1932年满洲国建国之时，同样也有一批崭露头角、前途无量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家学者，放弃了在日本的既得地位，来到大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的意志非常纯粹，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加之，其中还包含着美好的“大义”，他们确信“自己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
　　问题是，这里缺失着某种重要的东西。就满洲国而言，我们现在知道，那种东西就是“正确的立体的历史认识”。再具体一点讲，其中缺失的是“语言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