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五四”时期，鲁迅是作为彻底批判传统的战士形象出现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被民众誉为“民族魂”。实际上，在鲁迅的思想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着手，将鲁迅与魏晋名士阮籍、嵇康比较，以从中分析他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立场与他选择地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与文化质素的事实，两者之间存有无可疏解的基本矛盾。
关键词：鲁迅；阮籍；嵇康；传统文化；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04-02
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学术思想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份极具思想价值的资料，从这一演讲中可以探析鲁迅思想中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
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鲁迅也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而被人所知。“在鲁迅的心灵中，作为一项他‘意缔牢结’所信誓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与他对于中国传统中一些优美质素的真切而具体的了解，是同时并存的。因此，他的意识之中存有沉重的思想矛盾与精神上的紧张。”[1]486的确，在鲁迅的思想深处，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爱又恨的感情。
鲁迅非常喜爱魏晋文学，而在魏晋的作家中，又尤其推崇孔融、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在这篇演讲中，鲁迅也着重谈及阮、嵇二人。其实，鲁迅与阮籍、嵇康之间是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的，深知鲁迅为人的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2]41曹聚仁也称鲁迅是“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正因如此，将鲁迅与阮籍、嵇康比较，以从中管窥鲁迅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一）眷恋人生与人的自觉
正如鲁迅在演讲开始所说，魏晋时期，社会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朝野无序，社会一片黑暗。魏晋士人空怀一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之心，满眼看到的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夷与血腥，他们开始审度自身的生存状况，开始关注生死无常，生命意识开始觉醒。
在阮籍、嵇康的作品中，对于人生的忧患意识和眷恋也是一项重要的表现内容，如在阮籍的《咏怀诗》中，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的诗句，嵇康也哀叹“人生寿促，天地长久”，将短暂有限的人生与长久无限的宇宙天地相比较，凡世所看重的一切名利和欲望在时间的永恒面前皆不足贵，这是对生命悲剧意识的自觉体认和展现。
相比阮籍、嵇康，鲁迅的生命意识和对人的觉醒既有继承更有创新。首先，鲁迅也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他曾将中国文化描述为“吃人”的文化，但鲁迅认为的中华文明“吃人”的本质是对于广大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的虐杀和麻醉，从这一点看，鲁迅相对于阮籍、嵇康的生命意识是有所升华的，他关注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层面的，是人的真正的意识觉醒。他痛斥“吃人”的封建礼教，使得苟且偷生于其中的人忘却了反抗，人被奴役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忘却自己根本上是人的属性，他强调唤回人的尊严与价值。只有拥有了个体的独立价值和尊严，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才会提高，“通过个性解放，达到整个社会群体从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的终点，是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3]176。
（二）自傲放诞与蔑视权贵
所谓“父为家君，君为国父”，“臣之事君，当如地之事天”，儒家树立的道德伦理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严密的专制体系，同时也形成了民族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士族经世致用的观念。然而，在频繁易代的魏晋时期，历经军阀混战的生死灾难之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得士族开始怀疑自己所信奉的礼教，曾经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的信念不断动摇。当时的士人们已然对旧礼教大失所望，他们急切需要用新的思想去思考现实和自身的命运出路，在这时出现了一种崇尚虚无，任情而行的新风尚，魏晋玄学产生了，以重感情、重生命、重尊严的人格追求来反衬名教的虚伪。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大都“薄周礼而非汤武，越名教而任自然”，“蔑礼法而崇放达”。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鲁迅用“药”、“酒”两种意象描述魏晋士人的放达与通脱，他们在反抗礼教的同时表露自己的真性情。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裸饮，曾发出“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的狂放之辞，这是对礼法的嘲讽。阮籍更甚，“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这才是一颗赤子之心，在他看来，喝酒吃肉与否，跟对母亲的感情毫无关系，反而是礼教中所规定的繁文缛节，包装了哭亲的形式，并非是真正对死者的悼念，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悲痛。同时，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今天依然可以看作是嵇康不肯与当权者为伍的有力证明。
显然的，鲁迅对权贵的冷嘲热讽与放浪不羁的个性无不受到阮、嵇二人的影响，他作的这个演讲就是一次全篇无一处提及政治，却全篇都在对当下政治做着借古讽今的批判，连鲁迅也在演讲后致友人的信中说道：“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4]307，当时国民党政府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两千余人，杀害一百余人，鲁迅对此非常愤怒，逢七月，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广州教育局打着学术的旗号，邀请国内知名的学者参加演讲会，大倡反共言论，鲁迅便借此机会，做了这一篇含沙射影、借古讽今的演讲。
同时，鲁迅对传统的反叛精神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曾写过一篇关于长城的杂文，在文中他提到：“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长城作为中华名族精神坚忍不拔的象征，不知被多少人歌颂过，而鲁迅却独具眼光，拥有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见解，就发表独到见解这一行为本身而言，足可看出其犀利的眼光及勇于反叛、创新的勇气。同时，在文章中，鲁迅也形象地运用“古砖”、“新砖”、“包围”等词语含沙射影地将传统文化予以批判。二、面对传统文化的矛盾
然而，正如鲁迅演讲中所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漏于知人心”。阮籍、嵇康等名士虽表面上蔑视礼教、标新立异，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笃信礼教的，“魏晋时代……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他们放浪形骸的行为背后有着深深的哀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洒脱豁达，不为凡事所累，但在他做给他儿子看的《家诫》中，他却逐条告诫儿子为人处世的小心谨慎，阮籍也曾告诫他的儿子不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原来，嵇、阮二人的行为或许并不为他们自己所选择，而应是被迫的无奈之举，他们不满于当权者将礼教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不满于专制统治者借用礼教之名义任意残害杀戮知识分子，在无计可施甚至对社会绝望的处境下，他们只能将自我放逐于政治社会之外，表面潇洒放诞，内心却痛苦不堪。
目光再推移到一千七百年后的历史，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代表和精神象征，鲁迅曾这样概括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4]313因此，“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4]313很显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刨根掘坟”的先行者，为何又被公认为“民族魂”呢？
在鲁迅的思想深处，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扎根，成为一种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潜在力量，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鲁迅）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潜在于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的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文化人格精神，不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而只是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力量或精神力量而作用于自觉意识的层次的，因而倒是奇妙地变成了推动参与批判活动的内在心理动力，成了使自己都无法抗拒的心理内驱力。”[5]46在鲁迅的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所具有的儒家“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等优良品质，同时也具有中国历史上为民族壮烈牺牲的思想。“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
我们的一部分”。[6]129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鲁迅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这特殊的“中间”地位使他的思想矛盾成为必然，他“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他是现代知识者“天然的孤独者与反叛者”。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时，鲁迅似乎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悖论中，“他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立场与他选择地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与文化质素的事实，两者之间存有无可疏解的基本矛盾。”[1]494他的思想在两者的矛盾中不断撕扯，但是他对中国未来的悲观并没有因为他接受了一些传统道德价值与文化质素而稍有改观，“因为他在中国人做得到的范围内看不到有什么资源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改善自己，并克服中国传统严酷的恶劣影响。”[1]494于是，鲁迅在他的矛盾中，成为被关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勇敢呐喊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整理古籍和古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3]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4]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孔范今.悖论与选择[m].北京：明天出版社，1992.
[6]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责任编辑：宋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