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已有研究指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却忽视了资源环境和制度因素，这成为近些年经济增长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因此，本文从循环经济视角入手，系统梳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制约因素，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两步dea对七个区域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并运用截面模型考察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因素对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进一步关系进行协整检验，认为制度因素在2000年前后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应弱化技术对资本投入的依赖，增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增长；技术；制度；资本；自然资源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3708
　　一、引言
　　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可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能否持续下去或被复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大量投资、人口红利和资源环境消耗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投入模式的产出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特别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增长模式的转变成为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内容。
　　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因素有很多，按照已有文献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贡献一直是争论的核心。相应的有制度决定论、新古典内生要素论、金融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四种观点。归纳起来都是在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要素，这多是缘于分析问题的角度和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模型的不同。如今更多的文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经济增长。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承载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保障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小康社会实现的多重目标性，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实践意义，而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要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讨论则是该领域的重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长问题，探讨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决定性因素。
　　二、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1基于研究范围和对象
　　纵观增长经济学发展脉络，按照研究对象分大致有三类观点：
　　第一类，国家经济增长研究。其中，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不变，只研究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增长则认为，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解释，在尚未摆脱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思路下，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归于外生的技术进步[1]。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romer[2]、lucas[3]以及becker和murphy[4]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尝试突破以上研究理论框架，逐渐完成技术因素在模型中的内生过程。但是，随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实证分析却发现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例如，东亚四小龙的tfp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还要低。虽然后来研究者指出，对tfp隐含在设备引进中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忽视是造成上述结论的主要原因[5]。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量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提供有效的激励，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经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易纲等[6]以及胡鞍钢[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董祥海和李升[8]则对c-d生产函数进行修改，加进制度因素，认为1980—1994年间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要部分。
　　第二类，区域间经济差距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关于各地区增长差异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量涌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解上。例如，根

edward和denison[9]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配置效率。而樊纲等[10]、汪锋等[11]以及胡晓珍等[12]也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多方面考察区域增长差异的终极原因。
　　第三类，产业增长因素分析。north[13]集中研究了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发现此期间海洋运输业并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发生，认为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制度创新，即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而rae和ma[14]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张军等[15]则对中国工业（包括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率进行了研究。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袁新华等[16]分别从这些方面对比探讨了制度变革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多是根据范围及对象的不同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是比较典型的三个层次，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这三个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但不少研究者直接将制度因素体现在c-d生产函数中，无论是将其内生还是外生，都试图得到理想的结果，最终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或推导演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至今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和数理基础，更没有在经济学领域达成共识。
　　2基于要素稀缺性
　　在田园经济时代，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相对稀少。“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形象说法。人口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资源绝对稀缺论”和“资源相对稀缺论”的提出，研究者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资本要素的积累。国民收入投入到生产劳动的比例越大，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后来又经过研究发现，进入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相比资本和劳动，逐渐成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而becker[17]和schultz[18]等研究者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是保证人均资本持续增长的根本。 　　近些年，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越来越复杂，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尝试把一些原有的既定因素和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囊括进来，特别是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 [19]，特别是对于中国式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崛起。同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能源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以循环经济为代表的增长方式转变先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播。制度和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及其效率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前者要求制度量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后者则需要科学地选择能够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指标。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其发展动力分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综合考量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循环经济推广的影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文将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以循环经济为切入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
　　3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不断遭遇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是将资源环境问题推到最前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当代，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及学术研究的主题。中国从20世纪后半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资源环境的法规政策，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规制，国民经济追求在最大化利用资源环境的同时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引入循环经济，并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国试点推广，特别是在资源能源产业、耗能大户和环境影响严重的领域。不同于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提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型经济模式，追求生产要素更高的使用效率和更少的环境破坏。近二十年来，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成效。
　　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促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

术和制度是影响循环经济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主流经济学也认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机器设备的更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原材料材质的改善。二是改进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和替代环境污染大的生产工艺。这相当于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一种重新组合。但现有研究还没能够将这种变化科学地体现在生产函数变化形式上，对于技术和制度与产出之间的建模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这两点恰恰是考察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要素，这也是本文力争解决的问题。
　　钢铁工业既是典型的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又是资源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中蕴含着诸多减量化、再利用以及资源化的可能性，在实施循环经济上具有较大潜力。早在1978年，国家冶金部就对钢铁工业能耗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行过调查，并制定计划，革新改造，组织节能培训，先后制定了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和轧钢等14个工序节能规定，随后还印发了《钢铁工业节能技术三十例》，使行业节能上了一个大台阶。1983年，冶金部进一步向国家提出了《钢铁工业以发展连铸技术为中心提高成材率的措施方案（草案）》，使中国连铸比和钢的成材率节节上升。2005年，国务院和发改委又分别发布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强调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20]。
　　虽然近几年中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按行业分能源消耗量排名依然处于第一位，从全国能源消耗比例看，还存在着小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工业废水、so2、固体废物排放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比例在逐渐减少，工业so2排放比例还有微弱的上升势头，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比例则存在一定的波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深化还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因此，以钢铁行业为例来研究循环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也区别已有的对一国循环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视角。
　　三、以钢铁行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围绕着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者已经建立了许多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生产函数）是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经济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它模式简便，却也是最具争议的领域。不少文献直接假定α+β=1，默认研究对象符合规模报酬不变，却忽视了现实中的一国、一地区或某产业很难在长期内保证最佳规模，甚至是接近最佳规模的情况。而且要素间除了有可能的共线性外，还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些都使得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效果大打折扣。
　　一般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构建生产投入产出关系计量模型的基本指标。但随着经济增长研究的深化，技术、自然资源和制度等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而现有研究却没有对此达成共识，给出一个合理反映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对于制度的衡量和量化存在很强的随意性。相比之下，dea模型由于没有要求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没有对变量的内生性质和外生性质进行特殊的限制，只需模型中的变量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可，成为目前分析投入产出效率和因素影响的常用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尝试通过随机有效前沿分析方法，从生产三要素、技术以及制度因素三方面构建相关指标，研究钢铁行业的生产决定过程，探讨上述各要素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钢铁行业产出与各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首先，通过两步dea，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对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循环型增长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重点提炼出技术和制度效率水平。其次，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关系，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和建议。 为了能够反映区域比较优势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截面效用影响，且钢铁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有显著区域布局特征，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华北（hb）、东北（db）、华东（hd）、华中（hz）、华南（hn）、华西（hx）以及西北（xb）七个区域，根据各省市的指标值采用算术平均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劳动、

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量化指标，并据此截面划分口径，利用1995—2010年的相关量化指标建立相应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以体现钢铁行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特点，同时设定区域为研究对象，避免了部分省市数据缺失导致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信度不高的问题。
　　1技术投入指标的量化
　　由于通过年鉴数据很难直接获得有关钢铁行业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投入及相关指标，因而本文并没有直接在指标设置中使用年鉴相关数据，而是通过dea法，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计算，并以此投入产出效率值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量化指标。在dea 计算过程中，以投入产出效率表示的技术效率值是一个相对指标，并不能代表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科技投入的绝对水平，但这个以相比指标表示的科技投入水平并没有影响到本文的分析结果，本文着重分析科技投入的时序变化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时序分析的趋势研究，而不是具体投入指标水平的量化研究。
　　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产出指标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反映生产经济价值的物量指标，本文选取钢铁行业单位能源消耗的钢产量反映钢铁行业的经济产出，该指标不仅能反映行业生产的总量变化，同时也能反映出行业的经济生产效率。二是反映生产外部性的环境指标，本文选取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来描述经济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经济生产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越小，循环经济活动效果越显著。两个产出指标通过各自的方差贡献率进行赋权汇总，得到综合的产出指标。遵循传统的生产要素指标设置方法，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三个角度出发选取产出的投入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年末职工人数和钢铁工业煤炭消耗量作为衡量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生产的投入量化指标。相关的dea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各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大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左右，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的技术效率达到最低，2000年之前技术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2000年之后技术效率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清洁生产等循环经济战略部署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培训和试点工作，因而1995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经历了高开低走再上升的过程主要源于最初循环经济发展较高的边际效用，2000年之后中国钢铁行业技术效率的上升趋势主要源于国企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体制的改进，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了循环经济导向的技术投入和效率。
　　2制度指标的量化
　　制度指标的量化一般是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的方法完成的，但指标体系的构建往往具有主观性，且制度相关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因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并加以一定的赋权方法获取表征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是很难实现的。结合技术投入量化指标的获取方法，本文采用了两步dea结果差值的方法来获取用以反映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在技术投入量化指标获取的第一步dea计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制度变量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而是在第二步dea计算过程中，将能够反映制度因素的相关变量考虑到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计算模型中，据此可以得到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技术效率。比较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后的技术效率与未考虑制度因素影响前的技术效率，两者间的差值反映了制度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可以作为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制度因素的量化指标。本文选取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衡量影响钢铁行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制度政策调整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提取公因子，得到综合的调整指标，将其作为dea的投入指标进行第二步的dea分析，最后将两步dea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值作为衡量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量化指标。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
　　注：下标2表示未考虑制度因素前和考虑制度因素后的投入产出效率量化结果的差值，其实质是剔除制度因素后投入产出效率的水平。
　　由表3可知，制约循环经济

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变量影响程度出现了先增强后弱化的趋势。其中2000年之前，制度变量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说明中国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受到制度因素不断增强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2000年前后中国的节能减排、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改进和相关促进政策所释放的边际效用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000年之后，制度变量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钢铁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市场导向，在制度建设得到一定完善的情况下，法规政策对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在下降，市场因素成为钢铁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得到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度和技术量化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以考察资本（k）、劳动（l）、自然资源（n）、技术（a）和制度（g）因素对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影响程度，相关计量模型如下：
　　相关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需采用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面板数据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778，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在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相关因素中，资源的投入、技术效率以及制度环境都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中，比较技术效率和制度环境，技术效率对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制度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制度环境有利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来完成的，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受制度政策限制来发展循环经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产出相比有投入过剩的现象，特别是劳动的投入，而资本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配置低下问题，因而还需继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转变生产模式。通过固定效用分析可知，西北和华东地区的固定效应较大，说明西北和华东地区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相反，西南地区固定效用为-7294，钢铁行业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弱的区域优势。 　表4面板数据固定效用变截距模型相关检验结果
　　为了更好地研究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决定过程，本文对制约钢铁行业产出的各相关因素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各制约因素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作用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的制约因素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都对技术进步有影响，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资本的投入来完成，劳动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在钢铁行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资本的投入，相对而言，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影响程度则较弱。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国民经济增长实践，考虑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制度和资源要素，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学理分析，从循环经济视角探讨经济增长问题。利用dea法对1995—2010年间中国七个区域钢铁行业的发展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突出说明技术和制度因子的效率水平以及其发展趋势，并运用反映区域比较优势的截面分析考察中国钢铁行业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协整方法研究了要素之间可能进一步存在的相关关系。依次得出如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对单位能耗下的钢产量有正相关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三个要素对于钢铁行业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产量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其中，技术的相关系数要更高一些，说明近些年中国钢铁行业产出的提高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投入。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配套政策释放了较强的技术创新力量，制度的创新也在一定的时间点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俨然已成为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资源投入的正相关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钢铁行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分析发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与钢产量呈反比关系，说明中国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钢铁行业存在劳动力过剩和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劳动力的使用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技术、资本和劳动间存

在一个协整关系，其中，资本与技术间的相关关系较劳动和技术间的相关关系强，钢铁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且资本的作用最大。另外也可以说明，中国钢铁行业的技术进步比较倚重模仿和引进，技术多以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为主。
　　第三，从区域优势角度出发，西南、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华东、西北地区的区域优势依次增强。但通过方差分析，七个区域循环经济背景下钢铁行业产出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f统计量值为8134，p值为0000，说明区域地理位置对钢铁行业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方面与钢铁行业的资源依赖性分不开，更与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特别是因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习惯和相关促进政策及制度约束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异，这也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根据以上结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资本投入虽然还是中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应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对其投入的依赖性，鼓励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自主创新和项目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劳动力总体水平。制度与循环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析结果并没有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过分依赖或强调制度创新并没有根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资本合理配置都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它们彼此的配合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不同，因而只分析各要素的贡献率远远不够，更要明确要素之间的彼此牵连和作用关系，以及辨明不同时期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当前中国循环经济已经踏上低能耗、低排放的发展之路，但是最初由节能减排释放的巨大边际效用正出现弱化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技术进步将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提高和资本投入结构优化则发挥着积极配合和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solow，mr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2]romer， p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71-102
　　[3]lucas， e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3-42
　　[4]becker，sg， murphy，mk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1137-1160
　　[5]刘明兴，陶然，章奇制度、技术和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2003，（6）：64-80
　　[6]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
　　[7]胡鞍钢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j]政策，2003，（1）：29-30
　　[8]董祥海，李升c-d生产函数的一种改进模型[j]大众科技，2004，（10）：17-19
　　[9]edward，fd，denison，e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r] new york：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6276-92 　　[10]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3）：9-18
　　[11]汪锋，张宗益，康继军企业市场化、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j]世界经济，2006，（6）：48-60
　　[12]胡晓珍，张卫东，杨龙制度环境、技术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j]公共管理学报，2010，（2）：79-88
　　[13]north， d c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76（5）： 953-970
　　[14]rae，a， ma， h projecting chinas grains and meats trade： sensitivity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r]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research consortium annual general meeting，200314-16
　　[15]张军，施少华，陈诗一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j]经济学（季刊），2003，（4）：1-38
　　[16]袁新华，李彩艳，缪为民我国渔业经济增长的制度经济学分析[a]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2008中国渔业经济专家论坛论文集[c]2008180-187
　　[17]becker，sginves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70（5）：9-49
　　[18]schultz， wt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17
　　[19]olson， lm 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6，10（2）：3-24
　　[20]袁丽静基于技术创新的循环经济投入产出分析——以钢铁行业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2，（7）：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