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马一浮“中国哲学”观论略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中，马一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现代中国的理学大师”，熊十力称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梁漱溟更是以“千年国粹，一代宗师”盖棺论之。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与承继多于改造，而且非常重视学术之间的圆融、会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儒学为本，会通儒、释、道的学术路向，其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以其中国哲学观为核心的。
　　20世纪上半期，马一浮的“中国哲学”观主要集中在其“六艺论”中。1949年以后，马一浮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和新气象，经历了思想上的变迁，但在表现方式和程度上仍以其“山水犹堪继老庄，江湖道术犹可望”的隐士心境来面对世事变迁，这是其一贯的心态与风格。马一浮曾作诗称赞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总体上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保持沉默的，正如刘梦溪所说，“熊终老不停著述，马晚年只写诗而不著文。两人同为政协委员，熊对国事颇多建言，但无一采纳；马则默而不言。”就其自身而言，马一浮的诗作中除了对新中国建设的认同与赞美，对人民大众体力劳动的承认，并未涉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问题。同时，马一浮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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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的反思
　　与20世纪30～40年代公开提出的“六艺论”不同，马一浮不再公开倡言儒学。1949年除夕夜在其所作《除夕书怀》中他写道：“任物何心叹逝川，观生无我示观缘。迁流妄计成三世，常断君知堕二边。稷下迂谈终始误，山阳按剑古今传。不逢鹤语惊寒久，又换桃符说过年。”从该诗中可以看出马一浮对世事变迁的感受，同时也意识到应对自身以往对儒家的态度进行反思。
　　在马一浮晚年的诗中很少见到其对儒学的理想。20世纪30～40年代，他用儒家的仁义批评法家的霸道、事功，主张“复性”，且以此为其主持的书院命名，并且将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寄希望于讲学，现在则有了很大变化。在1951年的《咏古》中他写道：“冲风但见焚巢鸟，菏泽难逢活水鱼，休道桓文能定霸，向来仁义是蘧庐。”庄子在《天运》中曾提到，“仁义，圣王之蘧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由此可以看出，马一浮居于道家的立场来看待儒家的仁义，他认为仁义不再是绝对和普遍的真理，这与其早年曾提出的“六艺是未来一切人类文化之归宿”有了很大变化。
　　二 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早年的马一浮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而反对事功和霸道。他曾非常赞成培根文章中贬低财富和工商的观点，新中国建国后，其观点发生了变化，“今时异势殊，自社会主义行，有国者务革新其生产制度，培根之言可废矣。”
　　在1957年和1958年马一浮致沈尹墨的两封信中，他指出当前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儒学，而是工业和科学技术。他指出，“儒学方为世所绌”，“今时措之宜，乃在工业化，所需者莫先于科学技术，若为之称道儒术，不重知识而贵德性，则闻者掩耳矣。管商进则孔墨退，尚力与尚德，不可同日而语。开物成务为亟，斯穷理尽性为迂”，尽管如此，儒学还是有自身的现实价值，而科学也并非万能，因此社会不应完全摒弃儒学，应实现儒学与科学之间的调和，“盖经世之宜，各有所适。儒学务在修己，今乃急于治人”，“科学极旨，谓能尽物之性，而不知尽己之性”，理想的方式是“本末兼该，物我无间而后可臻于大同”。这与其前期提出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相比，更为理性与客观。
　　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马一浮从一开始并未排斥，在其早年留学期间，曾《资本论》带回国，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资本论》。马一浮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他指出，“窃谓马列之最终目的，在国家消亡之论。其言甚美，《礼运》无以过之。儒者所祈向，在使万物各得其所，其致一也。果使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则其变至鲁，鲁变至道。儒术亦何所用之”，“使今之持世者，用是道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决非虚语。”对于这些认识，马一浮又强调说：“微来教无以发其狂瞽，幸勿为不知者道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49年之后的马一浮相对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来说，变化是最小的，这与其一贯的学术风格有关，以上所论述的对儒学态度的变化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的影响而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一浮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一贯的热情与情感，以及对自身以往中国哲学观积极的反思，将会对其研究以及后人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