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中国新哲学 探寻中国文化新途径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窘境是在中西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它表现为自我的固守和自我的否定两个极端，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质是在救亡大于启蒙的时代下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焦虑而企图创建一种自视的文化体系，作为承载民族前进的精神寄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论争看似激烈，但还是围绕“体、用”的旧问题而展开，但这个时候，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正在逐渐形成，因而中国文化的“体”就不在是中是西的问题，而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创建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思考建构中国文化的途径。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建构中国的哲学
　　
　　张岱年先生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受其父兄影响的，早在他青年的求学阶段就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思天体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趋势，并以此养成好学深思之习，欲以明天人之故。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之学”，而他要做的就是宇宙人生的大文章。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大纲》将中国哲人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分为三类：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刘仲林先生认为此作是张岱年先生天人宏论的史料基础，更进一步指出他从40年代开始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该书拟由方法论、知论、天论、人论四部分组成，工程浩大，气势恢弘，以尽展先生平生之志，惜其条件所限只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而后辑为《天人五论》，一史一论，遂成“天人论古今”的大气象。张岱年先生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并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力求发掘中国哲学的自身特征。
　　张岱年先生把求真之志作为他寻求救国道路的选择，他说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他以为，救国必须有知，而哲学就是“爱智”之学，他畅言“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面对民族危亡，“中国现在所需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它“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论文联盟http://激励人的坚韧精神”，中国旧有的哲学不能适应现时的时局，西洋的哲学则非中土所有，若持之一待，与胶柱鼓瑟无异!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其目的“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但他同时申言“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很显然，在张岱年先生提出把哲学看作某类学问的“类称”，中国哲学(或中古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各是此类学问的某个“特例”，尽管中国哲学“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住学术的位置上”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但缺乏像西方哲学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因此他说“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研究不以历史年代为基本的线索来论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内容，而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揭示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内在的含义，并建构他的哲学体系。
　　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建构大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形势危迫之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得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伟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对于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先生认为最少须能需满足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成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民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要求。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1)唯物的；(2)理想的；(3)对理的(即辩证的)；(4)批评的。据此，笔者以为用一个“新”可以涵盖其精神，“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客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是时代的精华，每一时代应有每一时代的哲学。中华民族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他对中国哲学未来前途的展望，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特别注意的是，“新”不是“混合或调和”而是一种“综合”，他说“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看来“唯物论”即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并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把“理想”解读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把“解析”诠释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是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在内容上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唯物论”、“理想”和“解析”三者的关系，应“以唯物论为基础”，只有在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基础